抗战期间中共安徽省宿松特别支部领导下的相关抗日活动
2019-10-17 08:52:00  来源：通讯员 陈丙松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6月，随着合肥、安庆的相继沦陷，日军再度集结重兵，以先进的装备和兵力优势一路西进，直逼国民临时政府所在地------武汉。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国共两党联手合作，党、政、军、民携手并肩，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战行列。在正面战场，以李宗仁将军为代表的第五战区五个整编师，沿105国道两旁的山脉河谷有利地形，在潜山、太湖、怀宁、宿松、黄梅、广济等地与日军拼死.决战。在宿松范围内，凉亭的烽火山、严恭山、叫雨尖、先觉岭、望风塞、车马河、二郎河、河西山以及许岭和复兴的沿江湖泊等都是重创日军的主战场。而且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致使日军伤亡惨重。

　　然而，在中共太湖中心县委、宿松特别支部书记周鲁、方琦德、杨宝珊、陈庆绚、周公正等同志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同样为此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她们紧紧围绕全民抗战工作的中心。着重做了如下几件事。一是建立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培养先进爱国志士加入到党的行列;二是做好抗日动员宣传，揭露日本强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滔天罪行;，三是发动群众支持抗战、组织青年投身抗日队伍，四是建立党的地方抗日武装;五是维护地方社会安定、打击作恶多端的敌伪汉奸;六是组织群众做好战前军需粮草供应、提供人力物力，设路障，烧桥梁，转移群众以及抢救伤员、战后掩埋烈士遗骸等大量工作。

　　凉亭河西街上的余荣茂，就是抗战期间我党活动在太、宿、望三县的地下红色交通员。从1929年投身革命的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隐蔽战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爆发后，根据党的指示，他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组织当地群众配合友军正面战场，传递信息，带领群众向山区转移。凉亭河上的105国道木桥就是在他一起精心组织下浇上煤油烧毁的。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后的日日夜夜，面对当时国民政府地方机构完全瘫痪的局面，他毅然挑起了组织掩埋烈士遗骸、搜集枪枝弹药和烈士遗物、协调划定烈士墓地界址面积等相关事宜。为江南新四军购买过药品。在此期间，为抗战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家父陈祥林就是当年的村民百姓的亲身经历者。又与余荣茂同是一条街上的邻居。

　　根据老人生前回忆，1938年，凉亭阻击战进行得异常惨烈，烽火山、严恭山、叫雨尖都是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激战三天后，日本虽然占领了宿松广大地区，但同样尸骨累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我抗日军民伤亡人数更是不可估量。恰好又逢高温酷热，所以，战后形成无人过问的局面。面对这一状况，余荣茂根据党的安排和较好的人脉关系，首先在凉亭陈氏族人中，协商烈士用地，组织广大社会爱心人士投入到慈善行列，最终将所有阵亡烈士遗骸全部在烽火山和叫雨尖妥善掩埋，包括日本人的尸首同样作了处理。在当时一河两岸的凉亭义门陈氏族人中，参与该项活动的人无法一一统计，家父只不过战前战后从事这些工作的一员。除了这些以外，而且还动员了一大批热血青年投身到抗日疆场，我的大伯陈曾记就是在四川万县殉国牺牲的。原内蒙古自治区中共党校负责人乔松同志(宿松凉亭镇社区余家团峦屋人)就是在当时党组织的介绍下，走进延安，投身到抗日洪流的。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计其数。仅在我们凉亭社区内，就有陈增寿、杨万保、杨铁元、余增炎、陈玉民、陈丙春、余火开等一大批热血青年投身抗日疆场。“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我们凉亭陈氏义门道浩宗祠搜集的许多烈士遗物(包括枪枝、弹药、刺刀、钢盔等大量军用物资)都在后来内战期间被国民党地方民团全部收缴。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把日军军刀。余荣茂也在1947年的一次任务中，在太湖县因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尽管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但他临死不屈，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被宿松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根据宿松有关史料记载，抗战期间，我党领导下的宿松抗日武装还有沿江湖区的抗敌“十人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联络交通、站岗放哨、维维护社会治安以及筹办后勤、协助我军作战。其实抗敌“十人团”组织的起源，是在一九三八年由中共赣北特委周静轩同志在江西彭泽县宸字号创建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间，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恶化，周静轩同志率领宸字号游击小分队十六人过江，到宿松县占峦、王营、九成坂一带来开展游击活动，但这边的斗争形势也非常严峻，沿江一带不仅有日寇的驻点，还有汉奸兵陈士良的一个营在驻扎;沿湖地区和毗邻的望江华阳、杨湾等地有武装土匪吴万青、陈印子、王大方、高万达、胡旱子等成伙土匪及陶和平和梁金奎的匪军所盘驻。只有充分依靠群众和发展群众保卫组织，才能壮大游击队实力，由此能够扩大斗争活动范围。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周静轩同志首先在占峦成立了宿松抗敌“十人团”，不到一个月时间，又在沿江的刘牌、二号、史家营等地发展了一百余人。当时“十人团”的建制，每团并不限于十人，少则三人，多则十几人二十人不等。因时因地，根据实情，灵活发展。团以下设小组，每组三至五人，团长和小组长均由党员担任。“十人团”的活动十分秘密，吸收团员只限于在贫苦农民中发展。所有这些，都严格确立了党的绝对领导权威。

　　除此以外，还有一枝活跃在陈汉、二郎及湖北交界的“大中华抗日救国军。”这支抗日武装虽次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和民团的围追堵截，但在朱超仁、朱国章、李发之、梅景先、陈启润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坚持下，始终与敌人进入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尤其在日军大举进攻宿松的阶段中，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