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抗日的爱国志士马元放
2016-03-16 10:15:06  来源：摘自《南京史志》2015年第1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受国民党中央委派，我祖父马元放在江苏省负责国民党系统的抗日工作。2006年6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省志·国民党志》第133、134页称：“在省执行委员（指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笔者注）中，除个别人依附汪伪叛变投敌以外，绝大部分委员均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战，深入敌后展开工作，其中最典型的当数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元放，以及其后继任的主任委员葛建时”。文中又称马元放被敌人逮捕后，“敌人多次逼供、诱降，始终坚贞不屈，不为所动，长达三年之久”。“充分显示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中华民族崇高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此外，媒体也曾陆续报道过马元放的事迹。2003年11月30日南京《晨报》长篇刊载《爱国教育家马元放的风雨人生》；2004年03期《钟山风雨》发表《爱国教育家马元放的人生之旅》一文，并在卷首语中称该文“历史地再现了这位矢志抗日、热衷教育的爱国志士在国难当头‘书生未敢忘报国’的英雄豪气和身陷囹圄坚贞不屈的民族大义”；2006年1月澳洲《汉声》杂志又刊登了文章《追念爱国教育家—马元放》。 此后还陆续出现过一些有关马元放献身江苏、南京教育事业的报导。

　　组织民众 自卫抗日

　　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1937年又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兴起。35岁的马元放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斗争。9月，侵华日军兵分三路包围南京，形势严峻。马元放受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视察员。为推进全民抗日，他与同事一起前往安徽，周历皖北、皖南几十个县视察民众训练活动，3个月内奔波近2000余里路程，竭力宣传抗日。当他返回南京时，国民政府的战时指挥中心已迁至武汉。他只身去汉口汇报视察经过。半个月后，苏南沦陷。年底，江苏省国民党党政机关迁到淮阴（今淮安），上级又派他回到江苏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1月，马元放奉派为江苏省党部特派员，他积极推动各县党务，发挥民力以期配合军政，增厚抗战力量。

　　1938年2月马元放兼任江苏省第七区（淮阴区）行政督察专员及保安司令，领导辖区民众进行抗日斗争。当时苏北局势非常紧张，马元放虽是文人，也努力周历区内各县，视察督导，策动民众抗日，在辖区内形成抗日之形势，以配合江苏省抗日活动的展开。

　　马元放在江苏省从事地下工作期间，经常秘密来往于上海与苏北，进行抗日宣传及组织工作。在上海，他与同学掌牧民组织了“抗战建国协会”，并邀江苏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葛覃，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吴任沧、苏省党部委员石顺渊、崔步武及上海各大学教授、学生加入，推掌牧民为会长。该协会从此积极支援抗日游击活动（1）。

　　坚持不懈 敌后办学

　　1938年8月至1939年12月，马元放调任国民政府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主持江苏省的抗战教育。他不顾险阻，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勉力维持教育厅日常工作，积极开创战时教育的新局面。

　　当时，江南已被日寇占领，江南江北沿江的各地公、私立中等学校和省立小学为反对奴化教育，纷纷迁往上海租界内复课。共计有学校50余所，教职员和学生2万余人。初时各校各自为政，情况纷乱复杂，管理非常困难。马元放加强教育厅的机构设置，增督学、编审两室，并设驻沪办事处，派办事干练的高柏桢为主任，督导迁沪复课之公私立学校，并对迁沪学校进行整理和整顿。对各校的编制、学籍、设备、经费等方面提出办法，孹划周详，使各方面工作逐渐走上轨道。终于达到了反对奴化教育、树立国家教育，以教育救国为目标，齐一步骤，而收到很多效果（2）。

　　两淮沦陷后，1939年3月省教育厅迁泰县，5月又迁至兴化。为恢复沦陷区教育事业，马元放先后重新建立各县的教育行政机构，派人参加江南行署、徐海行署协办教学工作，并于各行政区设督导员，负视察、考核、辅导、督促各区教育之责。还制订法规《江苏省战时社会教育实施方案》和《办理战时民众教育暂时办法》等，努力加强战时教育工作。规定民众学校6项任务：举行抗战宣传；参加地方自卫；协助编组保甲及训练壮丁；举行慰劳募捐；倡导新生活劳动服务及其他地方建设事宜（3）。9月，省教育厅在苏北召开了江苏省教育会议，统筹研究全省教育工作，并制定在战时情况下的全省教育方针：“健全行政机构，以能适应游击期间便于指挥及领导教育事业之进行；并在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恢复原有教育事业，整顿教育经费，以求本省教育事业之发展”（4）。

　　抗日反汪 矢志不屈

　　1939年末，马元放调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负责领导江苏省国民党系统的抗日反汪工作。

　　1940年，为了实际推动各县党务，配合军政，抗日反汪，马元放决定分区召开各县书记长会议。他依照当时的交通情况，顺次参加了第六区、第五区、第四区各县书记长会议，于6月到达上海。那时汪伪组织有所巩固，傀儡戏已经登台，对国民党中央人员侦察极严，还发布了包括马元放等83人的通缉令（5）。 马元放由南通秘密到沪后，顺利召开第二区及第三区各县党部书记长会议，布置抗日党务工作，并举行江苏迁沪复课的各中小学校校长谈话会。任务完成后拟返回苏北，再到徐海各县召开第七、八、九各区书记长会议。不料遭叛徒原国民政府嘉定县长张北生出卖，于1940年6月23日，马元放及省党部委员掌牧民、石顺渊和崔步武等人，在远东饭店一同被敌伪兵警劫持（6）。

　　马元放先被关押在中央捕房，又被移到敌伪76号特工总部（所谓极司非尔路76号）。严刑相胁、重利相诱下，他矢志不移，拒不投降。7月15日，马元放被解送到南京汪伪首都警察厅刑务所。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获知消息后，立刻令上海市党部设法营救。7月24日，组织部长朱家骅要上海市党部人员设法潜往探视并带去朱之慰问。8月8日，从狱中传出了马元放写的函件，谓“弟稍读圣贤书，当知所以自处之道。嗣后外传种种，乞勿轻信。乞转达井先生转告其他先生，释念为幸。”

　　马元放被捕后，任凭李士群以及周佛海、陈公博等大汉奸软硬兼施，他坚决不投敌伪，自甘坐牢。8月17日，他被移送汪伪76号特工总部南京区宁海路看守所（7）。

　　直到1941年10月，敌伪因见他矢志不屈，久羁无益，又因他痔疾甚剧，暂释外就医。12月又将他移住感化院改为软禁。无论敌人如何不断策划各种逼供、诱降，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为所动。

　　被救获释 返回重庆

　　在国民党中央的营救下，马元放利用其保外就医的机会，与前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李文斋、前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王益崖及张百成君，于1943年8月26日潜行出南京中华门，辗转再返重庆。

　　此时，日方正有意释放关押在上海、南京的一些国民党中高层军政人员及知名记者报人、律师等，以对重庆政府实行劝降。由周佛海拟出了39人的名单报给戴笠。戴回电确定了36名（8）。 1943年9月17日，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及《救国时报》刊出《开释蒋伯诚、吴开先、马元放、李明扬等36名重庆被捕分子》的新闻。此时马元放、李文斋等4人已行进在西去的途中。

　　马元放获国民党中央营救后，回忆其在敌后工作的种种情况，就其被敌伪劫持及羁囚之经过，写成《归汉记》书稿，先在国民党《中央周刊》连载，被认为是“富有历史及文艺价值的报告”。1944年7月由重庆大光出版社将其出版成书。吴敬恒（稚晖）先生题写书名、作序、并致函；钟钟山先生作序；叶楚伧、唐玉虬诸先生赠诗。该书出版后，朱家骅先生亦致函表示赞誉。之后，1946年又在马元放家乡的《武进日报》连载。198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丛书，特将《归汉记》中的3个章节载入其第四编《报告文学》第一集。

　　1943年12月马元放抵达重庆后，国民党中央以其在敌后奋斗，险阻备尝，极为嘉勉，特发给奖状，以资鼓励。并派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主任秘书。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渝举行，马元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9）。

　　抗日有功 委以重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在湖南省芷江，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史称“芷江洽降会”。马元放奉派从重庆飞抵湖南芷江参加该会（10）。

　　继芷江洽降会后，蒋介石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签字。9月9日上午 9时﹐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郑重举行受降典礼﹐马元放也作为受降观礼代表参加了该受降签字仪式（11）。

　　同年，马元放奉派为南京特别市副市长。1945年9月12日，由他率市政府秘书长陈宜平、社会局长陈剑如、财政局长石道伊、工务局长张剑鸣、地政局代理局长鲍德澄等，暨市府其他职员，前往正式接管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当日下午马超俊市长正式回任视事（12）。

　　在南京沦陷期间，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南京大屠杀事件。为了清算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掠和对南京的破坏，成立了“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由马元放兼任主任委员，亲自主持对日军罪行和破坏情况的调查。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 （上册）》记载了“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包括大屠杀在内的全部犯罪事实的重要历史资料。

　　1945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颁给胜利勋章案》，马元放与许多抗日功勋人员一样，也获得了抗战胜利勋章。这是对马元放矢志抗日的表彰，是马元放抗战有功的凭证（13）。

　　注释：

　　（1）朱彬：《孤岛孤军血泪流——掌牧民马元放与上海抗建协会》，（台）《中外杂志》第32卷第3期（1982年9月号）第117～120页。

　　（2）（6）马元放：《归汉记》，大光出版社发行，1944年7月，第79页，第13、14页。

　　（3）《江苏省志·教育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058、1207页。

　　（4）马元放：《召开江苏省教育会议之意义》，《江苏教育通讯》1939年第五期第4页。

　　（5）《蒋伯诚林康侯等八十三名国府命令通缉》，1940年7月1日《中华日报》。

　　（7）蔡德金编《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口述秘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第62页。

　　（8）张全宁：《周佛海保释36名国民党抗日骨干秘闻》，《钟山风雨》2012年第6期。

　　（9）傅润华主编：《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年出版，第141页。

　　（10）唐人：《金陵春梦》第三集“和谈前后”；钟连城：《军统教父戴笠》。

　　（11）夏禄敏：《从芷江到南京受降目击纪略》，出自向国双编《20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芷江受降》，岳麓书社1997年8月出版。

　　（12）（13）《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民国34年（三）》，第2页，第500、502页。

　　（作者马宁，为马元放之孙，现侨居加拿大）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3-16 1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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