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母亲（李恒）
2016-07-12 17:24:42  来源：李竹溪2016年7月12日日于都江堰社会综合福利院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网编辑：

请原谅我冒昧与唐突，原封不动地向你推荐下面这篇文章。

这是抗战老兵李本立遗族的血泪控诉，这是我中华民族善良人民的苦难写照。当我读到下面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年奔九旬的老朽，已经不是泪眼昏花而是老泪涕淋了：

“晚上大家都睡了，母亲就凭着记忆里叔叔们念过的书句，就着微弱的灯光一句一句的对着念。她经常把灯装在柜子里，外面就看不见光，就这样子叔叔们白天学的功课，母亲晚上就不声不响的学了。一直到小学我才知道母亲识字，有次她对我说：我写给你爸的信不知道收到没？怎么不见回信呢？”——这是抗战老兵李本立被人为阻隔留给空房独守的妻子的生活纪录啊！

“发丧日，我们生产队和下面两个队的人都拿着鞭炮，在路边燃放为我母亲送别，鞭炮连响几里路，我们子孙后代只好磕头致谢！”——这是乡亲们对抗战老兵遗族的正义同情与声援啊！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年届75岁的山区退休小学老师。在她还不满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李本立就出远门了，一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得知早已枉死台湾，再也没有见过自己亲爱的父亲！

尊敬的编辑同志，我们还能给抗战老兵及其遗族做些什么呢？还能给李本立冤案寻找到正义的回音与答案吗？

此致    

敬礼！
 

思母亲（李恒）

我母亲黎瀛寰生于1923年终于2003年，享年80岁。

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性格内向，坚韧随和，从不与人争高低相攀比，是少说话多做事的贤良人。

母亲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苦难与悲伤。她从小丧母，父亲在外做长工，她既得不到温饱也得不到爱，所以我外公请人把我母亲背到李家门下，从此当了李家的童养媳。我慕婶因家里贫困，经常随母亲到外面要饭，不久也经人介绍来李家做第二个童养媳，两颗苦瓜苗就这样在李家大屋生长生存了几十年。她俩几十年如一日同吃同住同劳动，从不吵架，互不挑唆，相亲相依一辈子。

那时候我祖母已过世，家里有一窝小孩子，公公要到外面干事，收了两个童养媳料理家务，照顾我的叔叔们，更重要的还是作为协助的半劳力长工（二三爷是个傻子）到田里做农活。后来，我的继祖母进了门，家里才有了主心骨，我的继祖母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把家里的人和事都铺排得有条有理，小叔叔们也有人管照了。当时我的祖父只让我父亲和叔叔们上学读书，母亲和婶婶同样是小孩就不能够去念书，只能天天眼巴巴的看着叔叔们背着书包上学，而她俩每天只有做不完的劳务，吃不尽的累。做饭时，人都没有灶高，她们就在灶的背后垫上土砖，柴火太长砍不断，最后一截用凳子顶起来慢慢推进灶堂，白天做外面的事，晚上大家都睡了，母亲就凭着记忆里叔叔们念过的书句，就着微弱的灯光一句一句的对着念。她经常把灯装在柜子里，外面就看不见光，就这样子叔叔们白天学的功课，母亲晚上就不声不响的学了。一直到小学我才知道母亲识字，有次她对我说：“我写给你爸的信不知道收到没？怎么不见回信呢？”（我的父亲外出躲丁一直没回）我问她几时会写字啊，她说每年都学一点就会了。可是我的父亲自此一去杳无音讯，母亲盼他归家，可怜的母亲啊，你哪知道这竟是你一生未偿的夙愿啊。

母亲天天盼父亲归来，一直等啊盼啊，盼到解放时，大家庭都解体了，大家都分开了。公公娭毑住镇头街上，叔婶带着一兜另立门户了，母亲只好领着我满叔（李石青）和我姐弟俩独立生活了。

解放后田地按人口分，我们家也分到四亩田。因没有劳动力，又不能请长工，事情就更多，担子也越重。田是分了，但其中一块靠河边的沙地，原来就是果园，周边可以种菜。但因为我公公遭受批斗，说把良田变成了果园。于是只能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被逼毁掉了正在开花挂果的果树，又把沙地改造成了水田，所以我们母子没有地方可以种菜。母亲说把屋旁的水竹林砍掉，腾出空间来种菜，我说这容易么，她说慢慢来。我妈每天真的去砍竹子，后来挖竹根开荒。不知多少时日，只见她双手起泡，人瘦了一圈。我们放学回家也会去捡些竹子、竹根。后来，竹根堆成了小山，终于有天放学回家看见一块半亩大的菜地被整了出来。我心想我妈真是伟大，这么难的事她都做成功了。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每当我回到石湾，走过渠道，我就想起母亲开垦出的半亩菜园，这里曾经让母亲掉过多少血和泪啊，我忍不住眼泪，这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篇章啊！

五十年代初，农村还很穷，家家种地养猪为生。水田要靠筒车舀水灌溉。因此河中要拦腰筑坝堵水。而坝上要年年填上石头黄泥去筑紧（那时候没有水泥）。所以按田亩算多少工数。我家没有男劳力，我妈只好去顶替，每天要到山上去挑石头填到河里筑坝。凡做工的人集体开伙食。有天我和弟弟去坝上看了看，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挑着一担石头，步履蹒跚的夹在男人之间。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母亲在做苦工啊，一天下来怎么能不累啊？我心想要是我父亲还在家多好啊，不至于让母亲做这么重的活。

晚上妈妈拖着疲惫的身躯从不早睡，也不坐到屋外去乘凉，而是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我睡觉时喊母亲睡觉，母亲说你先睡，明天还要上学，等我一觉醒来，母亲却还在做事。我说，妈呀你真是要累死啊！母亲才回话说：“好了，就睡。” 那时的我真不懂事，一年要穿六双布鞋，脚长得快，上半年做的，下半年又穿不进去了。母亲做不过来了，就穿婶婶娭毑的。我从小就会跑路，后来读小学读初中都是读的通学。读中学时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给我吃，吃过饭时，有时天还不大亮，母亲就送我一程，嘱咐我好好念书，免得将来受她这样的苦，我想着母亲的苦，牢记母亲的话，努力读书。

母亲由于做外面的农活做的太多，暑气，毒气受多了，一双手发烂，十个指头坏的稀烂，晚上疼起来哼个不停，请草药郎中敷药也止不住疼。有次我发现她晚上坐在井盖上，想要跳到井里去，我被吓坏了，好说歹说劝她回了房。后来母亲有几个指头变成了“鸟头”，指甲也没了，命苦的人命哪里那么苦啊！真是老天不开眼。

苦难的日子熬过了一段又进入了更加严酷的时代。六十年代初，农村刮起共产风，田土集中管理，首先大家吃食堂，一天到晚有四餐，晚上开夜工。白天吃饭前队长和治保主任训话，大家不能提前吃，训完话才能够端碗。不到一年时间，食堂就办不成了，生产搞不好饭菜都供应不来。这些村干部不是转业军人就是赤贫农，没有文化，他们只知道老少同吃同劳动，讲军事化，稍有迟到就得罚跪，搞得这些从未受过训练的村名做起事来也非常勉强，到处磨洋工，人越多事就越做不来。小自由不准搞，只好大家一起挨整挨饿。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们就把你从这里派到那里去突击什么工程，像抢修什么河坝水库，一年下来不知要跑多少地方，把人磨得七死八活的，家也不准回。放假了，我回家找妈妈找不着，我坐在门槛上哭，路过的人告诉我你妈在三胜队李家大屋里住。我连忙跑到李家屋里，见我妈住进了人家的猪栏房，那骨瘦如柴的身子正守着个小水缸，水缸破了个洞，正好成了个小灶。小灶上放口破锅，锅上盖个麻篮盖，正在蒸着野菜粑粑。她说食堂没开火了，每人每天领六两米，她自己找点野菜和着吃。母亲知道我要回来了，天天拈点米，集起来留着给我回来吃。隔壁杏婶，自己病得起不来了，听说我回来了，硬要把她没吃完的半碗饭给我吃，我端着碗眼泪直掉，我一生都记得这件事。我在学校也还没饿得成这个样子呀。

不几天，我又回学校了，过了几天叔公去看玲玲，跑到一中告诉我，说我母亲不行了，八个字走了七个。我听了，脑袋里嗡的一声，放下书本，就去找老师请假。那时候没有车坐，只好跑路，从浏阳到石湾七十多里路，我不知早晚，反正一个劲的往家里赶，只求见到母亲最后一眼。我一边哭一边赶到家时，天早已黑透了，不见母亲的踪影，一问才知道，在青年队做事的弟弟回来，用土车推走了母亲，可能去了医院。我到医院，看见母亲全身水肿，眼睛都睁不开了，经过抢救，慢慢又平缓了些，稍微吃点营养又活了过来，真是大难不死，她又能熬着她的苦难人生了。

到了七十年代，歪风终于刹住了，我母亲终于摆脱了压在她头上几十年的铜锅铁帽，弟弟也长大成劳力了，能当家理事了。母亲的负担减轻了些，一家人可以住在一起了，不久后我和弟弟先后都成家了，几年过去，都有自己的孩子，于是我们才分开住，母亲和弟弟一起过。家里一穷二白，什么都得重新开始添补，日子依旧艰难。弟媳身体不好，又连生了四个小孩。家里、菜园里的事仍然得母亲照理，还要照料四个孙子，大孙子得了小儿麻痹症，双脚一夜发烧就烧的残废了。母亲很心痛孙子，一只狗的骨头它一锤二碾做成粉末和着鹿茸粉给孙子做药丸。多费劲啊，到头来还是残了。

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开了，我才幸得机会离开了石湾。我由于参加工作较晚，工作上不敢怠慢，记住十多年的苦难经历，努力工作，所以从此很少有时间回石湾。只是有石湾的侄子、弟弟们经常来我那里做事，也能了解些母亲的情况。我和七昆每月寄点生活费给母亲，缓解家庭困难，母亲从黑发到白发，从直背到驼背，后来竟弯到了70度，母亲的样子就像一条吐尽蚕丝，缩成一团的蚕虫。

2003年正月，母亲一连七天没吃上一点食物打针吃药没有丝毫作用。十四日下午终于不行了，临终前我告诉她，关于父亲的死讯，她黯然长叹，没有表情，默默闭上眼睛一声不响的走了，终于结束了她的苦难人生。发丧日，我们生产队和下面两个队的人都拿着鞭炮，在路边燃放为我母亲送别，鞭炮连响几里路，我们子孙后代只好磕头致谢！

母亲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既平凡又伟大，我们后代无人能跟她相比，她坚贞忍让，不畏艰难，毅然守寡六十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劳作，无私奉献毕生精力，为儿孙受尽了苦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母亲和祖母。——李  恒（2016年7月2日）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12 17: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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