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地下党在蓝田塘田战时讲学院的活动
2016-08-22 14:28:32  来源：我父亲杨定同志的的亲自经历  点击：  复制链接

我在娄底(蓝田)参加革命的日子

　　1934年春，我考入新化上梅中学，这是一所新创办的初中，学校在崇阳岭上只盖了一栋教学楼，宿舍安排在赤石街慈儿院内。我们学生每天清晨去崇阳岭洗漱、上课、就餐，晚自习后才提着灯整队回慈儿院，虽不方便，但大家无怨言，自觉遵守纪律，秩序井然。

　　上梅的成长颇具特色。由于它是热心教育的有识之士办起来的，因而很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教学热情高，老师对待学生如同子侄，热爱学校胜过自己的家。如曾广济老师卖掉祖传的四亩田捐助办学，全家住在学校，以粗茶淡饭度日。他是学校的主事，还担任几个班的数字课，教学效果好，上梅学生以数学成绩优良而饮誉省内。

　　当时新化没有女子中学，女孩子读中学就得远赴长沙，而去长沙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一般女孩只有失学了。上梅冲破封建习俗的约束，招收女生，虽然每班女生数很少，但它开创了新化男女同校的先河。

　　创业维艰是上梅中学建校的真实写照，学校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挑土、铺沙、修马路，开山建操场，为新校舍基建挖土运材料，样样都干，师生们累得汗流浃背，从不言苦，通过劳动培养了学生劳动观点。

　　资江三面包围着县城，青年人喜爱下河游泳，常出溺水事故，因而中小学都明令严禁下河游泳，上梅中学却独不同，它位于资江岸上，岭下就是滔滔江水，可是多少年来从没出过事故。这是因为学校不但不禁止下河游泳，反而组织好学生在河中学游泳。上梅学生没有不会游泳的，我的一身水中功夫就是在那时练成的。

　　1938年我初中毕业后，继续升入新办的高中一班就读。上梅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崇阳岭上的校舍扩充了几倍，我们无须再去慈儿院就寝，学校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这时我十六岁。

　　有一次，新化县县长王秉承来学校视察。这个人非常反动，非常顽固又非常心狠手辣，群众给他一个绰号叫“王刷把”，意思不单指他生一脸络腮胡子，而且也指他是反共的干将。“王刷把”那天在全校集会上训话，讲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忠孝仁爱礼又廉耻，后来话锋一转，说“你们要服从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的领导，不得听信共匪的宣传，走入歧途。那是要杀头的……”话毕，曾广济老师走到台前厉声说：“有人说我们上梅有异党分子，现在全校师生都在这里，看谁是的可以指出来，该杀就杀，该砍就砍。”他猛地顿了一脚，把近视眼镜向上一推，接着说，“我们上梅师生都是爱国的，绝了没有坏蛋。如果有，砍我曾广济的头，没有证据，恶意败坏上梅中学的名誉，诬赖我们，我操他的娘。”他越说越激动，满脸胀得通红。王刷把站在一旁气得脸皮一阵白一阵青，光着眼挨骂。这种斗争场面，我们学生感到非常痛快，我十分敬佩曾老师的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

　　上梅有不有共产党，我不大清楚。但同学中流传着一些小道新闻，说校友曾繁实、袁国

　　是从陕北抗大回来的共产党，还有肖会 、王柱湘也是宣传抗日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学生最爱戴的老师啊.这使我联想起小时侯爸爸带我到监狱探德哥时说的话：“他们是共产党,都是些好人。”果然如此。

　　我的英语成绩是全班第一,新来的英语老师肖哲对颇为器重，多次找我聊天，启发我认识国民党的腐朽与黑暗，他还说人类社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世界上有邪有正，有坏人有好人，有罪恶和谬误，也有正义和真理，两方面反复斗争，最后总是真善美战胜假恶丑，推动人类进化。他的这些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为我上了一堂探索真理的启蒙课。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当时新化县的地下党支部书记。

　　一九三八年下期，上梅高中部备案未获批准，被迫停办，我首先考入妙高峰中学,后又进入楚怡工业学校。楚工是新从长沙迁到新化，借用上梅的部分校舍开学，这样，我虽然换了学校却仍在上梅这块地方就读。这年暑期，在长沙读书的二姐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延安，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触动，深怨她没有带我去参加革命。我很想去延安，而曾繁实等校友又离开了，只得未果。听说国民党百般阻挠爱国青年去延安，甚至途中加以暗害，因此更加痛恨国民党，向往共产党的思想感情溢于言表。十月，我经上梅同学曾鲁的介绍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上梅教师张竹如(地下党员)多次与我谈话，给予政治思想上的启迪和教育，同时认识了楚工的同学聂梦青，组织决定我去“塘田战时讲学院”学习，说那是南方的“抗大”。他交给我一张约三指宽的纸条，是新化地下党负责人苏镜同志写的：“李声玄同志杨开祎是M、C、S的。苏镜38年 月 日”。我喜出望外，邀了同学张无望、张光达、张族凡三人于正月初二日就动身经邵阳到塘田市，我与张元望考入研究部(即本科)，张光达、张族凡进补习部(即预科)，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开始了别开生面的学习生活。

　　“塘田战时讲学院”确实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学生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一个只十二岁;有大学生、高中学生、初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有没进过学校只读过私塾或粗识文字的;其中最多的是高、初中学生。此外还有小学教师、医生、小职员和失业失学青年，甚至还有两个年青尼姑。学院的教室里没有桌椅，学生每人自备一条小板凳，一块木板，随时带在身边。但这里有比较像样的自修室，桌凳齐全，四人一桌，每人有一个抽屉存放书籍及入文具，学生主要的学习活动是在课外的自修室里进行，开设的课程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中国近代史、经济地理、文学概论、国际问题、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艺术概论、游击战术等。

　　院长由覃振兼任，实际负责的是副院长吕振羽，教务长是曹伯韩、陈润泉，主要教师有李仲融、游宇、张天翼、王西彦、阎丁南、陈白尘等。他们都是国内学术界声望很高的知名人士。如曹伯韩老师拒绝中央大学以高薪四元银洋一小时聘请，却来塘田讲课，每月薪俸仅十元，他夫人做饭，操持家务，还为学校师生浆洗衣服。类似的情况颇多，国民党右派目为怪事。

　　学生都分班，分小组，每周一次小组生活检讨会，互相提意见，有表扬、有批评，互助互勉，即活跃又严肃。学校常举办时事座谈会、学术讨论会、生活会，几乎每晚都有一项活动，学生还办墙报，每周组织一次全院的文娱晚会，上演小型戏剧、歌舞、乐器演奏和说说唱唱等节目，自编自演，全院师生员工都参加之外，附近的农民也来观看，校群关系很是融洽。

　　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是自己管理自己。自觉性很高，我们年轻人本来淘气不羁，但一进塘田，就像突然长大了，懂事了,坏习气也去掉了，真是走进了一个新天地，生活过得紧张、愉快充实、活力特强。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充满友谊和关切。大家都认真拼命摄取知识和政治营养，大家都想为集体多贡献力量，譬如图书馆是师生将自己的书集中办起来的，三天之内就收到图书上万册，房子收藏不下，赶快出公告停止献书。合作社也是大家集资办的，但后来只购来首批物资，由于学校解散的缘故没正式开张就倒闭了。剧社歌咏团，口琴队都是自发组织的。我担任口琴队队长，没次晚会都上台表演，不论独奏或与人合奏以及口琴二胡合奏都市很受欢迎，博得掌声不少。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朝气勃勃，精力充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真是抗日大学的本色。

　　1939年4月我由刘逊夫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昏时在校外竹林边的沙滩上举行了简洁的仪式，我满腔热血沸腾，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立誓献身的神圣时刻。

　　学院是1938年下期创办的，年后开学时学生猛增到500多人，这座革命洪炉使反动派坐卧不宁，他们要扼杀这个襁褓中的新生命。五月，正当吕副院长为学院备案事在外奔忙时，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队，荷枪实弹包围了学院，以未获准立案强行封闭，限一周内全体师生离校，校门被封。顿时乌云蔽天，怒声动地，群情激愤。党组织立即个别告知党员不得轻易盲动，防止发生冲突，导致无畏牺牲和损失，要强忍悲痛，等待吕院长回来。过了一个星期，吕院长回来了，事情已无法挽回。最后开了一个痛断肝肠的“话别会”，会上一片止不住的哭声，流不完的泪水，师生们沉浸在悲痛和愤怒之中。

　　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革命摇篮终于被摧毁了。全体师生被迫离开了，我和同学胡锡予是最后离开那座房子的，我俩含着眼泪在校内各处走了一圈。每个空房地上都烧了一堆纸灰，最后跨出学校时，我们锤胸顿足，泣不成声。校门边告示有如死了亲人的布告，房里的纸灰简直就是为死人烧的幂钱纸灰。悲痛我们咽下去，仇恨我们记下来，真理是封闭不住，解散不了的!

　　我被通知到汤田市与金称市之间(可能是“油塘”)的一座祠堂里秘密学习了约十天。那里住着教务长曹伯韩的一家。我们躲藏在楼上。楼门盖死，不得任意上下，只在深夜，才下到院子里活动。我们这一批十多个人都是新党员，学习内容是党纲、党章、形势教育、干部政策、游击战术等，在那里我得知有些党员到了挂林办了一个“石火出版社”。学习结束后我到金称市一个小学校玩了一天，回塘田市小街，会着在焦急等我的胡锡予同学，然后回新化。

　　塘田战时讲学院被解散了，追求真诚里的人们被迫离开了，革命的种子撒到了祖国的各地城乡。

　　1940年春，我与张元望同学相邀考入新迁杨家滩的文艺中学高中二年二期(高十九班文科)。有个以前相识的同学在文艺读高中，他有进步倾向，正与几个人筹办一个刊物，缺少编辑，从招生录取榜上看到我的名字，很是高兴，认为我能写会画，思想进步，就确定为他们刊物的编辑并报上学校教导处。后刊物备案未获批准。这件事成为我以后遭受迫害的一个因素。

　　我爱好广泛。对很多课余活动都有兴趣，写艺术字、画漫画、吹口琴、打排球颇受赞赏，游泳、下棋也不落后别人，特别是我有较多的书籍、刊物和说不完的趣闻故事，深为同学们喜爱，我舒坦而自然地活动在各种同学群体中，结实了一些心地纯正，有正义感，有爱国的热血青年，我以各种方式将抗日救亡的同仇敌忾引导到认识帝国主义的侵越本性，从国家民族的危机看清国民党贪污腐化的反动本质，我们从阅读文艺作品过度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我时刻鼓励自己将塘田精神传播到青年同学中。张元望与我本是莫逆之交，现在更亲密了。

　　4月中旬，中共地下党省委刁牧夫同志以表兄名义来校找我，因我下河游泳去了未曾会见，留了一个条子约我去杨市国民旅社。第二天清晨，我假装到校外球场读英语，从学校后面的林间小路去杨市，但刁牧夫同志已经走了。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学校突然召集高中部全体学生训话，军训主任王超站在台阶上歇斯底里叫嚷，说什么据可靠情报，歌咏等文艺节目一律停止，他一边顿脚一边叫着，对这些“共匪”份子要抓要杀毫不留情等等。我感到很意外，那时候主要任务是抗日救亡，为什么会发生暴动呢?杨家滩是个偏僻小镇，搞暴动有什么意义?难道这里竟潜在着力量很大的底下组织，真有什么行动吗?为什么我不知道?刁牧夫同志来是否与此有关?为什么又走了呢?我心怀着一大堆疑问。

　　5月4日清早一个炊事员喊我去买菜，说我当天的采买，经过办公室门口，看见一张公告公布当天去杨家滩市开“五四”纪念会的代表名单，其中约半数是平日与我比较接近的同学，我感到有些蹊跷。来到杨家滩街口，王超的几个爪牙就迎了上来，说陪我买菜。他们手持带刀的铁手杖，还有一个人腰部明显鼓出了手枪的轮廓，他有手枪是公开的，有时在教室里上课还在下面擦枪。很明显他们今天是来对付我的，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所谓“五四暴动”竟落在我的身上，看到他们这种疑神疑鬼，丧魂失魄的丑态，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我以为哪天至少会遭到一顿殴打，可是意外的他们并未行凶，我买完菜回来了。张元望和另外几个平日与我接近的同学是被派去参加纪念大会的，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但他们一直担心

　　我遭受意外，整个上午都是忧心忡忡，认为可能会对我们实施更大的罪恶阴谋，特别是对我，要有高度的思想准备。

　　我那时正学木刻，一些同学常围观，5月初，我为自己刻了个头像，有的说像，有的说不像。5远9日早自习，邻座一个同学拿来一张从报上剪下的斯大林像给我，我怕引起麻烦，不肯接受，周围的同学七嘴八舌地怂恿，我不好过份推却，心想反正大家都看到原件是别人拿来的，于是答应下。他们要看我画，我就简单几笔，在木板上勾了一个轮廓，同学们称赞的说：就这么简单几下，画得维妙维肖，早饭后我将木版放在课桌上，正准备开始刻，王超径直走到我跟前，将桌上的木版拿了去，接着喊我去办公室，几位学校负责人向我展开了车轮战，一天之内王超找我谈话三次，校长曹典球谈话三次，训育主任两次，还有教务主任与其他两个教员，一个接一个，吓、诈、劝、诱、哄、骗，花样耍尽，内容越来越玄，方式越来越鬼。开始我感到情况严峻，自己年轻没有斗争经验，很是紧张，但内心有个定心丸，就是我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手中，刻斯大林像的问题，班上很多人都在场，都可作证。交锋几个回合之后，我清楚的感到他们不论采取那种形式，都是一些空空洞洞的言辞，没有实际的内容，心也就安定些了。不管他们唇干舌燥，唾沫横飞，横眉瞪眼，妙舌生花，我只反复声明：“斯大林像是***同学当众给我的，班上同学都可作证，我是个学生，只知道读书，其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过问，什么也不知道。”好像一张录音唱片，横竖就这几句话，弄得王超大脑筋，他老早就怀疑我有问题，想当然的对我下结论，有苦于没有把柄。这个斯大林像使他们如获至宝认为拿到了证据，企图从此突破以竟全功。可是经过一天的紧锣密鼓，却毫无收获，而那位给我像刻的同学看到出了大乱子，淳朴的正义感使他多次找曹校长和王超说明情况，他说如果要处分就处分他，班上同学也议论纷纷，与我接近的同学更是气愤，将事实真相广为宣扬，不到两个小时高中部新生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谈，下午初中部也是人声鼎沸，王超的爪牙想乘机造摇，混淆黑白，但他们的污蔑却淹没在正义的舆论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王超他们预计的那么如意。

　　当晚10点多钟，王超找我谈话，竟然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还让我座下。他说：“杨同学，说实在的，你未到校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人物。以后你来了，我处处留心，果然，你很不简单，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文武双全，特别是善于笼络人。不到两个月，你就拉拢了三、四十个人在身边，团的很紧，真是个有才能的青年。我搞学生工作好多年了，接触过不少青年人，没有一个赶得上你，我总想不与你发生冲突，将来也好见面。放清明假时，我特去师管区要求调动，但没有批准。”他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说这是他要求调动的报告，我随便扫了一眼，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于是他自己念了报告全文和上级不同意调动的批语，接着又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没批准就只能再来，不得不来呀，二虎相争。。。。。。我真是不愿意，现在别无他法，请你让一让，你休学离校，以后，我走了，你再来复学好了。”我很干脆的回答：“不休学”。他停了停，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但更阴险的施展起攻心战术，说：“你不听劝，我不勉强，你的底子，我一清二楚，不然我还向你说好话?你老实说吧，你经常写文章写到那里去了?你刻了不少木刻，又是给谁刻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就说你那天清早去会什么表哥，是从后面的树林里去的，从河边大路回来的，还到建国中学取了一口小皮相，我没讲错吧，那只箱子装的什么，以为我不知道?你自己说好了。”他没有大喊大叫，但说的很重，目光阴森，这些事都有，但都不是他们认定的有“问题”。我心想他要栽赃诬赖了，这本是意料中的事，所以我平静的说：“我去会表哥是事实，到建国中学拿箱子也是事实，但没有任何问题，箱子是建国中学胡**同学的，我借来盛书，现还在我床上，拿来时是个空箱子，当时很多同学站在大门口看着我提进来的，有人说这个箱子很漂亮，***同学还接过去打开看了里面，怎么会有违法的东西。至于我的表哥是个正正端端，规规矩矩有身份的人，我的家在新化县是名门望族可以去查。”我稍停一下，接着以愤懑和委屈的语调说，“我是一个毫无过错的普通学生，没有任何违法言行，可是，你们却把我看成不知是什么坏人，好像比土匪还可怕。异党!真不知从何说起，我家是新化有名殷实人家，乡下有田，有山，城里面有铺面，锡矿山有公司，我是大少爷，怎么会成了异党?现在也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你拿出证据来吧，该抓就抓，该杀就杀，拿不出冤枉我，实在受不起。”说完，双方沉默了一会，王超突然提出我没有交保证书，按当时情况，学校为了控制学生，规定都要交一份保证书，有富商、豪门或官员盖章作保。因文艺中学新迁杨家滩，筹备开学，事情很多，工作很混乱，注册手术不严，我就没有交，这事我却一口咬定交了，并说：“如果没交，怎么注册入校”。他无话可讲，就要我再补填一份来，我满口应允，只提出杨家滩没有熟人，必须回新化才能办好，于是他给我一份空白保证书，准假让我去办。

　　回到寝室,已经夜深人静,我与张元望的床铺是连着的,他根本没有入睡,待我睡下确实感到没人监视后,他将头移近我耳边问情况,说:“你的事情全校轰动,议论纷纷,有些同学还准备联名向曹校长上书讲理,要求主持公道,不准王超平白害人.”我轻轻告诉他,我本没有问题,王超不能把我怎么样,请大家放心,我再填一张保证书就完了,并请他务必说服大家,不要请愿、上书,更不能罢课。

　　第二天,我到蓝田找保证人,其实我去找的是地下党组织。我到周南女中找到杨锡璋同志(现名杨非，在全国妇联工作)，她告诉我刁牧夫同志正在蓝田,曾讲过想会见我，我去找了他两次都未见着。两天后，杨锡璋同志向我说不要找老刁了，情况组织上清楚了，文艺不能再去，暂回新化，不要露面。恰在这时，张元望从文艺来，说我走之后，王超的爪牙特别猖狂，一连打了几个人，显然，矛头还是对着我来的，大家怕我冒冒失失回校遭他们的毒手，特要他来报个信，而且他也不打算回校了，于是，遵照组织的意见，我与张元望同回新化。

杨定(杨开祎)

　　(注：杨定同志后来在湖南省化工厅离休，享受抗日时期老干部副厅级待遇，党龄从1939年4月算起)

责任编辑：杨志纯 最后更新：2016-08-26 16: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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