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巡礼》系列之二
2016-09-28 14:26:52 来源：通讯员 谢雄宇 点击： 复制链接
雄碑三捷壮云山
巍巍大云山，横亘于湘北岳阳临湘两县（市）之边，盘施七十二峰，方广两百余里。山势险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从赣北、鄂南、湘北方面四犯长沙，大云山扼湘北之咽喉，自然是硝烟激烈，战守争锋。长沙三次会战结束后，大云山留下了一座永久的抗日雄碑——“三战三捷”抗战摩崖石刻——如今，已列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抗日战争重要遗址。70多年来，她饱经风雨，向世人诉说着中日双方军队殊死交战的悲惨壮烈；记录着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外侵、保卫国土的英勇顽强，抒发着对我广大爱国官兵不屈不降和死难将士的缅怀敬仰。那反侵略保国家的惨烈年代，我虽未逢其时，然而，那种中国人不屈于外侮，奋起抵抗的国魂，那段国民党政府军在抗战中正面抵御和打击日军的真实历史，那块记录守军浴血抗日的雄碑，却永远激烈着我景仰、探寻、联络，并试图以此为桥梁纽带，去为沟通海峡两岸之民族情结，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共建和谐昌盛的伟大祖国而尽绵薄之力。
三战长沙，中国守军开胜局
长沙，是中国中南地区的军事重镇。日军从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先后三次进攻长沙，企图打击中国抗日军队的主力，迫使重庆中国国民政府投降。当时中国军队的主体第九战区，配置有54个师的兵力，在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下，军民浴血奋战，重创了日军，保卫了长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抗战胜利。
第三次湘北作战中，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马上英姿（邓建龙供图）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0日。驻武汉的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第6、101、106师团的全部和第3、13师团一部及特种兵、海陆舰队共12万人，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发动对长沙的进攻。九战区出动32个步兵师、3个游击挺进纵队共24万兵力布防迎敌，设置了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道防线。新墙河为前哨阵地，抗战时，中日双方军队在此对峙7年。一次会战时，中国守军在新墙河坚守了5昼夜，使日军8次渡河来逞。于是，日军惨无人道地投放毒斯瓦，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渡过新墙河，突破第二三道防线，直扑长沙以北30公里的永安市。由于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日军的供给线遭袭，便退回到新墙河以北。此战，中日双方各折损3万人，我军重挫了日军南下作战之锐气，改写了抗战以来中国从未守住大城市之先例。也涌现出如胡春华营死守金龙山，史恩华营死守笔架山全部阵亡的英雄壮举。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41年9月18日至10月9日。日军第11军司令易帅，由阿南维矶集结12万兵力从湘北主攻长沙。九战区由罗卓英的19集团军、杨森的27集团军、王陵基的30集团军以及王翦波游击挺进纵队共14个军40个师约30万兵力迎战。会战之初，日军佯攻大云山，以两个联队拖住中国守军5个师在大云山地区激战。9月7日晨，日军3个联队包围进攻大云山。杨森向薛岳请示将37军的60师拨归欧震第4军指挥。8日午，大云山制高点陷于敌手，10日，我第4军第58军南北夹击日军，收复了大云山。正当我第4军第58军在甘田合击敌第40师团时，日军主力迅速突破了新墙河防线。至28日，长沙陷落。10月1日日军从长沙撤退，我守军英勇截击、追击，至10月9日，恢复原态势。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我军指挥失误，中途军情机密两次被日军破获，我军伤亡失踪7万人，日军死伤2.4万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中旬。日军仍由阿南惟矶为11军司令，投入兵力12万人。我军投入13个军37个师总兵力30万人。守军高级将领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二次会战之失误教训，采取薛岳的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天炉战法。当敌直扑长沙时，李玉堂第10军死守长沙，杨森、罗卓英、王陵基及战区直属部队共11个军包围长沙之敌，日军陈尸56988具，我军伤亡失踪28116人，取得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大捷。
这次战役，是自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歼敌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太平洋战争以来同盟国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纪录，打破了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杨森题壁，抗倭三捷树丰碑
1942年，杨森部仍据湘抗战。8月，56岁的国民党陆军上将杨森由时任临湘县县长，第七游击挺进纵队司令的王翦波陪同上大云山检查军事布防。他们上至黄梁伞，抬头凝视隆兴宫外一块大型石壁，回想起三次长沙会战中死难的将士，品位着湘北抗战之大捷，便决定在大云山上刻石纪念。在隆兴宫，王翦波请杨森题碑，杨森欣然题写了“三战三捷”四个大字的碑名和65字碑文。其碑文曰：
“倭寇侵我中国，在湘北相持五年，中经大举犯长沙三次，赖民众协力，将士用命，都予击溃。国人正精诚团结，矢志澄清，泐石共勉。杨森题。大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
当时杨森派了一名蒋副官同王翦波督刻此碑，历两月而成。整块石壁178平方米。右边四个大字从右至左横排，每字高2.15米，宽1.81米。左边碑文从右至左竖排，与碑名各占一半面积。时杨森部第20军第133师师长夏炯，亲历长沙三次会战，感怀“民众协力，将士用命”，也亲笔题写“三捷泉源”四个大字，同时镌刻在三捷碑东下侧20米处石壁上，面积60平方米。抗战胜利后，王翦波还筹谋将隆兴宫改为忠烈祠，入祭所有三次会战中死难的将士。刘维世还于1946年撰写了《岳临忠烈祠募修启》，可惜因内战此举未竞。此事在民国三十七年临湘《方山二集》载吴竞《大云山考异记》中记载。王翦波只树立了一块“大云山抗战胜利纪念碑”记录临湘民众抗日守土之史迹。
题迹重辉，抗战雄碑膺国保
大云山“三战三捷”抗战摩崖石刻，经历73年而有幸保存完好，这是死难将士的英灵不泯，将领后裔的努力追寻，大云山公园的有效保护的良好结果。笔者作为湖湘文化与抗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自然也作了大量的查访、宣传和引领。在笔者的《大云山传说》和《大云山楹联》著作中，都明确地纪录了三捷碑的历史由来和抗战文化。1998年，王翦波的女儿王樟生特地从山西来到大云山瞻仰先父和杨森将军的抗战遗迹，并在《羊城晚报》发表《云山之恋》一文，尔后还积极联络美国援华飞虎大队大队长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呼吁修建大云山抗战纪念馆。1999年9月，杨森的大陆儿子杨新人，台湾女儿杨万运由岳阳市政协领导陪同上大云瞻仰先父三捷碑。杨万运时任台湾“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当场确认三捷碑文为杨森亲笔题写。杨新人系全国第六至十届人大代表，曾任民革中央常委、副秘书长、调研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他在十届全国人大会上提交了在湖南大云山修建抗战纪念馆的建议案，并两次为大云山抗战文化题辞“湘北大捷励后人”、“抗倭功巨，爱国志坚”。原岳阳市政协委员刘铁山、唐华元、李宣钊为宣传大云山抗战文化作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2010年4月，原国民政府37军60师少将师长黄保德将军的儿子黄开基，原第4军军长欧震的女儿欧楚华来大云山参观并题辞。
2000年7月7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先生视察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指示市县领导一定要加大大云山“三战三捷”抗战摩崖石刻的保护力度，申报国保。2002年，三捷碑被湖南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已由国家民政部审定并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抗战纪念遗址。
近年来，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任小军先生4次到长沙3次上北京，为三捷碑的申报做了大量工作，终已如愿。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编制大云山三捷碑的保护规划并启动实施。以三捷碑为核心，将修建湖南抗战纪念碑林，打造湘北抗战遗址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人物链条 杨森
杨森（1884年2月20日-1997年5月15日）字子惠，又名伯坚，四川广安县人。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讨袁，保护过朱德、陈毅。抗战时任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副司令兼二十七集团军司令，国民党陆军上将，参加过上海淞沪战役和长沙三次会战。后任贵州省主席，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总司令。1949年12月18日飞往台湾前一天，留书令其子杨汉域率20军向共产党投诚起义，避免了两党两军之间的流血。去台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奥林匹克委员会理事长等职。
责任编辑：孙洪艳 最后更新：2016-09-28 16: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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