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了乐山这个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
2017-06-01 11:12:14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通讯员 谢家俊 作者：张在军  点击：  复制链接

　　【张在军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抗战大后方的四川文献整理，相继写出了多部作品，新近出版的《发现乐山》，认为乐山是一个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这里选发《教授中的“老外”》一部分。

　　“乐山不只是有一座大佛，不只是出了一个郭沫若，乐山还是大后方抗战文化与教育的中心。历史不容忘记!”——张在军】

　　1928年9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改组、建立国立武汉大学。从1929年王世杰主持校政到抗战爆发、武大西迁的大约8年时间内，是武大发展迅速、一跃而为中国一流大学的黄金时期。武大的外籍教师聘用也更制度化、规模化。这一时期就任武大的外教主要有：格拉塞、捷希、培尔等。

　　格拉塞(Konrad Glatzer)，德国普鲁士人。德国哈勒大学毕业，经考试为高等教授，曾任德国杜斯德布罗克实业语言学校教授，历任武昌方言学堂、高等师范、武昌大学、商科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格拉塞从1928年起，任武大文学院教授德文讲师，时已58岁。抗战爆发后，因格拉塞为德国籍，而德国是中国的敌对国，从1938年起他不再教授德文，而调任保管兼编辑。武大西迁四川乐山，格拉塞方举家返回柏林。武大德文课的继任教师之一王家鸿(另一人是冯承植)却正是格拉塞的得意门生。

　　说到乐山时期，武大外文系有三名外教，一个是蓄着大胡子的是英国人李纳，一个是金发碧眼的瑞典人杨安妮，还一个是美国人黄薇华兰。

　　“不学无术”的李纳

　　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乐山街头，不时会有一个身材高大瘦削、黄发碧眼、满面长须，穿着廉价的灰布长衫，类似西方天主教神父形象的外国人，常常被市民围观。他就是武大外文系的英国籍英语教师李纳(George H Rainer)，绰号耶稣(Christ)，“因为相貌相似的缘故”(钱歌川语)。

　　抗战时期在我国大学中教外语的洋人不多，李纳甘冒生命危险，远到中国内地一个偏僻县城任教，是有原因的：原来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的一个报务员，战争结束后，流落到澳门落户，曾任澳门官立学校英文教员19年。他没有受过传统的学校教育，但因为一口地道伦敦英语发音，成为战时中国武汉大学英语教学急需的师资人才。当时的武大校长王星拱、教务长朱光潜、训导长赵师梅以及院系教授多数留学英国，深切了解英国大学的办学原则。文学院院长陈源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英语发音，需聘一位标准发音的英语教师，委托在香港工作的落华生去物色人选。李纳的伦敦英语发音优势，因此中选。

　　戴镏龄认为，“李纳来武大，英国大使馆文化专员蒲乐道(John Blofeld)似负有部分责任。是英国文化协会当初介绍李纳，蒲乐道任这个协会的代表，深恐李纳不胜任，却以无人顶替为理由，听之任之。武汉大学在这方面也不免迁就。”

　　李纳到底如何?在戴镏龄看来是不太合格的，他说：“钱锺书教授在给我的信中，周珏良教授在和我谈话中，都评论过李纳，前者指其业务，后者指其生活作风。他似乎是一时英语界部分人士中的话题。我认为那些评论是中肯的。如何聘请外国专家到我们的高等院校教学，在今天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兼文学院院长的陈源教授应该说是热心吸引外语人才的。温源宁从一个海外华侨成为北京大学的英语教授，就是经过他穿针引线，极力推荐。诗人倍尔(Julian Bell)到武汉大学外语系教书，又是他院长任内作出决定的结果。不过他请来的李纳却大不惬人意。这个伦敦附近出生的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大学中应召入伍在战舰上服务，目睹战争的惨酷杀伤及破坏，退役后漂泊来远东，以投稿及教书为活，已是一个亟度心灵空虚和幻想破灭的人，于是一度纵情酒色，在武大时常通夜不眠，看小说消遣。平心而论，作为一部活的留声机，对学生提高英语口语实践能力，他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学问如何，则颇有问题，而武大是以高工资聘用他，给以教授名义，无怪校外有识之士都啧有烦言了。”戴镏龄：《英语教学旧人旧事杂记》，珞珈山水BBS。

　　见仁见智。经济系学生丁宗岱认为，“李纳先生作为大学基础英语教师是合格的。他教学认真，每堂课自始至终全部用英语讲解，特别是他那标准的伦敦英语发音，使学生受益匪浅，因此受到学生的尊敬。作为英语基础课学生之一，我一度同他交往较多。但他在外语系教师中是很孤独的。因为那些受过英国大学教育，并获有职称的教授们，不愿同一位被称为‘不学无术’的人交往。特别令他难堪的，是外语系胡稼胎教师，作为访问学者在伦敦期间，从未说过武汉大学有个英籍教授李纳先生的存在。这件事使他感到十分尴尬”丁宗岱：《记英籍教师李纳先生》，台湾《珞珈》(2000年10月)第145期。

　　丁宗岱的回忆文章又说，“外语系助教吴志谦同李纳交往较多。但两人并非教学工作中的结合，而是轮流作东到饭馆‘打牙祭’的伙伴。当时师生生活清苦，每周难得吃顿肉菜。有个时期，我也打破师生界限，被邀参加到他们轮流作东到饭馆‘打牙祭’的行列。生活上增加不少乐趣”。还说：“乐山武汉大学教师们的居住条件很差。为了躲避警报，李纳先生也同别的教师一样，在郊区农村租了个茅屋居住。他所雇用的保姆欺骗他是个外国人，常带她的男友在李纳先生上课期间，到他的住房里寻欢作乐，搞得室内杯盘狼藉、秩序大乱，他不胜其烦，却无可奈何。为此，他需邀请一个学生与他同住，既分摊伙食负担，又代管理保姆老实服务。我曾应邀到他那个茅屋住了两三个月，目的是想多跟他学些英语，结果令我失望。因为他的生活**惯特殊：每天往返走路、教学，劳累不堪，回到家中就是休息。他对我的英语学**要求不感兴趣。他患了牙痛病，就用酒来治疗，不听别人劝说。但他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精神支柱是强烈的，而且充满自信。他对我说：‘你们大学生从小学一步步走进大学校门，而我却从大学教师起步。’他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吃惊。”丁宗岱：《记英籍教师李纳先生》，台湾《珞珈》(2000年10月)第145期。

　　教育部分配到武大外文系借读的王陆，对这个英籍老师有着深情的回忆，他说：“外文系唯一的英籍教授是李纳，身穿黑色长袍，留胡须，永远是笑容可掬，这使我想起在北平辅仁大学校园里神父兼教授的形态。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可我听不懂，还是用英语交谈方便。外文系有个外语学会，每年都演出英文戏剧，多半是莎士比亚剧作。我上三年级时，导演并演出了Sir Jamess Barrie的名剧The Admirable Crichton，这是一部讽刺剧。彩排时，李纳教授向我建议，要特别注意剧本括号里的说明，这使得演出变得有声有色。李纳先生非常喜欢饮酒，每次至少饮四两，我虽不善饮酒，但总是陪他喝个痛快。有一次天色已晚，只好找个旅店住下，没想到他随身带着睡衣，他背对着我换上睡衣，然后与我同榻而眠。李纳先生很好学，尤其是学写汉字。有一次他写信给我，问我成都有没有他放‘铺盖’的地方，真难为他写出那么多笔划的汉字来。在乐山青衣江浮桥对岸，有许多教授都有茅屋住宅，李纳也有一套。学生们有时相约去他的村居度周末，他很随和，与大家相处融洽。”王陆：《乐山时期的武大外文系》，台湾《珞珈》(2000年4月)第143期。

　　伍一民《回忆在乐山的日子》说当年物价上涨，生活艰难，教授们大多身着一袭青衫，脚蹬一双布鞋，就连外籍教授李纳也不例外，“这个群体清贫自守，默默地耕耘着武大这块良田，布衣粗食居陋巷，保持着孔门弟子颜回、子路的遗行，自得其乐。他们的节操，他们的际范，潜移默化，对我们学子是无形的教化与熏陶。我们每天站立两厢不仅是来瞻仰他们的风采，而是来接受教诲。”伍一民：《回忆在乐山的日子》，台湾《珞珈》(1998年1月)第134期。诚哉此言!

　　痴心多情的杨安妮

　　武大外文系有好几位女教授(兴许是战时全国高校中最多的)，如袁昌英、朱君允、孙家琇、顾如等，另一位则是全校师生瞩目的、风姿绰约的德文教授杨安妮。

　　杨安妮，原名玛丽·安妮。因与四川才子杨茂修结婚，按中国封建传统应随夫姓，故名杨安妮，也有叫杨玛丽的。

　　杨安妮出身于瑞典名门望族，由于她家学渊源，天资聪颖，在念完中学时，即精通德、法、英、意四国语言。瑞典国Kaistat专校毕业，后在巴黎大学文科修业。1922年，四川洪雅县著名的杨家四少爷杨茂修，从当时北平的朝阳大学毕业后到巴黎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在学校举办的一次舞会上，经友人介绍，杨茂修认识了当时在巴黎大学学**的瑞典女郎玛丽·安妮，从此过从甚密，感情与日俱增。玛丽因此又结识了许多中国留法学生，了解了不少中国文化，对中国产生了一种美妙的向往。数年交往，两人被丘比特之箭射中。

　　其实杨茂修早在幼年读私塾时，就由家庭包办与舅父的三女张一君订婚，并在出国留学之前完婚。杨茂修出国不久，张一君生了大儿子杨大正。这段隐情，杨茂修暗藏在心，而安妮·玛丽却蒙在鼓中，始料不到。

　　1929年，杨茂修学业即将完成，但心中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为了不伤害安妮·玛丽真情美意，避免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在拿到博士学位后，便悄悄离开巴黎，回到上海。杨的不告而别，使安妮心急如焚，焦虑万分，首先在中国留学生中四处寻找，八方打听，经得知杨已返回上海，这位痴心多情的瑞典女子便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只身来到中国，临行时还身藏一支手枪，欲与杨茂修同归于尽。安妮在上海找到杨茂修后，听杨娓娓诉说原委，诚恳道歉，了解到他是因为封建包办婚姻，不得已才出此一策时，深为理解和同情。终于在1929年夏，这对在异国他乡苦恋了数年的情侣结成了眷属。翌年，安妮在上海生下了第一个男孩，取名杨庚生(后改为更生)。从此，她定居中国。

　　杨茂修在上海市政府工作两年后，想回四川，1931年初，经由当时河南省**商震介绍给驻成都的川军29军军长田颂尧担任军部顾问，安妮也随夫到了蓉城，住在成都西华门街，与曾任川东道尹(相当于重庆市长)、江北知事的大哥杨雨楼在一起，过着和睦俭朴的生活。安妮曾任四川大学理学院德文讲师。她几年中又相继生了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夭折，一个取名杨艾南。

　　杨茂修才华横溢，不但法律学识渊博，且文学造诣也深，在川军中任顾问几年之后，深感难展雄才，便于1935年应聘去北京大学任教，后常在老舍先生主办的《论语》上发表不少宏文谠论，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评论家。而身为瑞典人的安妮激于义愤，也参加了抗日活动，从而结识了许多抗日爱国将领，如张学良、冯玉祥等并过从甚密。后北平沦陷，她再次随夫回到四川洪雅老家。杨茂修担任了县参议会副议长，安妮应县中校长聘到校义务教英语会话课，教学生动员民众抗日等会话。她还在教余时间宣传开展体育活动，鼓励学生游泳，自己亲自到校门前的文昌宫沱里游泳，一时“洋女人下河洗澡”的消息传遍洪雅，引起成百上千人观看，开了地方新风。

　　洪雅县当时属乐山专区管辖，从武昌迁到乐山的武大校长王星拱，闻知洪雅有位巴黎大学毕业，精通四国语言的外籍女才子，于1941年发出一封英文聘书并亲自签名，礼聘安妮到武大任教。初来武大时，学生称她为杨安妮玛丽。她任外文系德文女教授，讲授课程为Die Deutsche Sprache。她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带领学生进行德语对话练**，对学生亲切热情，教书育人的风范深得全校选修德文同学的景仰与爱戴。闻知有些教授著书立说，一时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自己更无钱印刷，她除慷慨解囊外，还能积极筹募资金支援。朱光潜出版的一本美学著作的筹资名单上就列有杨安妮的大名。

　　教学之余，杨安妮积极参与抗战宣传活动，经常传授一些抗日用语，指导学生编排英语版抗日话剧。武大筹备义演郭沫若为抗战而创作的名剧《孔雀胆》，杨安妮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1943年冬，冯玉祥将军组织献金运动来到乐山。在一次献金大会上，杨安妮牵着年仅8岁的小儿子杨艾南走上献金台，杨艾南将心爱的金色扑满小心翼翼地交给大会**。这个洋妇人和“小洋人”的义举获得众多人士的热烈掌声，也深深感动了到会的一郑姓巨商，他当场以万元巨款买下这个扑满，又立即将它送还大会。与杨安妮在抗日大后方相逢的冯玉祥将军，有感于这个异国女子长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特书写对联相赠：“纪念木兰女，要学秦良玉。”杨安妮还积极动员青年参军抗日，她保姆的儿子就是由她动员参加抗日队伍的。临行前，给他一笔钱，还将自己亲笔签名的相片赠送，鼓励其英勇杀敌。在她的鼓励下，有不少青年走上抗日前线。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安妮未随武大复原去武汉而回到洪雅。其时，杨茂修已任国府立法委员，她常随夫奔走于成都、南京、上海等地，但每年都必回洪雅县柳江乡的老家住一些日子，并和杨的前妻和睦相处，不分大小，对前妻所生大儿杨大正也视同己出，担负起教养责任，仍命其亲生子杨艾南不断资助其同父异母的大哥，爱屋及乌，深受赞扬。

　　1951年，洪雅实行土改，杨家被划为大地主，杨茂修又是原立法委员，两罪并罚，在劫难逃，终因不堪折磨**，悬梁自尽。杨安妮因是外国人，未靠剥削生活，得以幸免，但仍被驱逐出国，离境时不准携带任何财物，只能把她亲生的、当时只有15岁的小儿杨艾南带走。杨安妮这位把青春、爱情和大半生献给一位中国才子，对中国人民充满美好情谊的瑞典女子，在1952年3月满怀凄凉地离开洪雅，辗转一个多月回到瑞典。至于杨更生，乐山武大附中毕业，20世纪50年代在西藏公路劳动多年，后来也被其母带去了瑞典。2015年8月8日，陈小滢老人(陈西滢之女、杨更生武大附中同学)对笔者讲述。

《发现乐山》

《发现乐山》作者张在军先生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01 11: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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