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中苏半月刊》
2017-06-12 15:07:10 来源：通讯员：向显桃 点击： 复制链接
《中苏文化》抗战特刊
中苏文化协会于1936年在南京成立，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迫于日寇压境华北的形勢，为了同苏联改善关系，争取军援，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建立的文化组织，由孙科任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任副会长。主持其工作的是常务理事王昆侖，他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实际上，他在1933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潘汉年直接联系。
中苏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中苏文化》，以促進中苏邦交、沟通中苏文化为宗旨，广泛发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增进中苏友好的文章。其活动经費主要由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提供，每月7000元，不足部分由国民政府立法院补贴﹔如遇临时急需出刊，自行设法筹款。该刊发行对象多为国民党上层人物，主要赠送为主、销售为辅。在这个刊物上，为了向国內读者正面介绍苏联各方面情況，曾公开转载报道苏联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斯大林的文章和讲话，以及苏联卫国战争情況。每逢抗战纪念日，孙中山、列宁诞辰或忌辰，十月革命节，斯大林寿辰，苏联建军节，以及苏联电影、戏剧界活动，刊物都会不失时机地出版特刊或发行专号，成為当时中国民众了解苏联的一个窗口。
当时，国民党右派對《中苏文化》的编辑方针很不滿。中苏文化协会召开年会的時候，洪舫首先在会上发难，攻击《中苏文化》“赤色”太重，只宣传苏联，很少报道中国，要求压缩或削減介绍苏联的篇幅，实际上是责难《中苏文化》不著力宣传国民党的“正统”。最后，会長孙科出面調解說：“中国国內的事情，可以在別的刊物上登载，《中苏文化》主要是面向国內读者沟通中苏文化的刊物，多登些苏联情況是合乎情理的。”
后來，孙科寻机将洪舫撤职，由中共南方局推薦政治上进步可靠、处事周到灵活的屈武、刘仲容接替洪舫的秘书主任职务。
抗战时期，每当举辦抗战周年活动，都会请蒋介石在《中苏文化》上题词。蒋介石不但不好拒绝，而且还题得冠冕堂皇。虽然题词內容並不能代表他的本意，但既然在《中苏文化》上署名印出來，就可以用來抵制頑固派的种种论调，对杂志也起到保护作用。
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会长是覃振，湖南分会的会务由翦伯赞(翦伯赞，湖南桃源人，著名评论家、历史学家。解放后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负责，党内受湖南省委领导。
《中苏半月刊》于1938年在长沙创办，它是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的会刊。当时，中苏文化协会的总会设在重庆，翦伯赞为常务理事。《中苏半月刊》由翦伯赞任主编，张生力任编辑，一直由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它是抗战时期湖南地下党领导的唯一坚持下来的公开出版物。
长沙大火后，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迁沅陵，改称湖南中苏文化协会。《中苏半月刊》也随之迁往沅陵，驻扎在沅陵县城总爷巷28号的一个小院，大门向西，院内只有一明两暗——中间是堂屋，两边是两层木板楼房。会址只是东边的楼上，但是用木板隔成两进的。但仍以原来的名字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联系。主要是接受他们赠送的书报杂志和寄赠给他们《中苏半月刊》及其他公开出版的刊物。
王时凤、王仁忱任编辑。一九三九年秋，二王相继离开沅陵，翦伯赞同志要求省委派人
接编《中苏半月刊》，于是田价人派往沅陵接了这个工作。《中苏半月刊》的助理编辑刁牧夫和胡剑琴(现名胡振平，在江苏省政协工作)两同志。协会的行政工作由翦伯赞的连襟王世昌(槐庭)负责，他不是党员，但比较可靠;协会在沅陵南岸农村中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仓库，王全家住在那里，那里也是协会躲警报和休息的地方。
全部稿件，翦伯赞都一一亲自把关审定。每期的时论都由他亲自执笔撰写，仅1939年3月至12月，他就撰写了13篇评论。其中有《加强反汉奸斗争》、《我们为什么沟通中苏文化》、《粉碎日寇进攻长沙的企图》、《纪念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十月革命》等。广大读者从翦伯赞的时论和《半月刊》的文章里，加深了对日伪汉奸的切齿痛恨，沟通了中苏人民之间互相支持、共同抗击法西斯野蛮侵略行径的感情，激励了广大民众奋起抗战的士气。《中苏半月刊》还不时报道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业绩，中苏两党团结一心，推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中苏半月刊》又积极组织流亡青年训练班，引导小不少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中苏半月刊》的功绩正如当时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聂宏钧所回忆的：“《中苏半月刊》是我们省委的唯一公开的旗帜。因为这个刊物地下党都知道，它不仅起到宣传作用，而且起到组织作用，这个刊物能继续出刊，表明了省委的存在和战斗力。”
《中苏半月刊》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抗日大力宣传和鼓动，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长沙迁沅陵的湖南警备司令部多次借故搜查刊社，由于工作人员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未让他们查找出任何把柄。
有一次，湖南警备司令孙常钧派出一支气势汹汹、荷枪实弹的警察闯入《中苏半月刊》社，扬言搜查密谋异动的共产党。大家都为翦伯赞耽心，劝他从僻近小巷躲开。翦伯赞却从容地说：“别怕，我自有道理，谅他们现在还不敢怎样。”随后，大义凛然地随警察来到司令部。孙常钧色厉内荏地说：“你们中苏文化协会和《中苏半月刊》社有许多共产党，我们已经知道，你就是头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要杀头的，共产主义无论怎样好，可惜杀了头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翦伯赞机智地反驳道：“可惜我不是共产党，我的同事也不是。中苏文协和《中苏半月刊》是搞人民外交的，我们不宣传苏联文化，苏联不帮我们抗战，于我们都不利。所以我倒要提醒你，国共合作是蒋委员长的决策，你们杀共产党的头，上边追查责任，你怎么办?你扰乱中苏文协，孙科总会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孙自知失言，一时语塞，只能客客气气地将翦伯赞送出司令部。
针对敌人的顾忌，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加强《中苏半月刊》陈营，于1940年初建立省文委，要求委员们给刊物多写文章，提高办刊质量和知名度。于是有了张天翼的长篇小说《金鸭帝国》、田价人的译作《列宁传》等作品在《中苏半月刊》上发表。国民党当局不敢公开反对中苏间文化交流，也就不敢公开阻挠《中苏半月刊》出版。他们只得玩异诡计，采取打击承印机构和威吓房东的办法，同时由警察局不时刁难，恫吓《中苏半月刊》的工作人员。《中苏半月刊》遇到了搬迁、无处付印的局面，出刊变为不定期。
1940年的清明节，助编刁牧夫被捕牺牲，编辑田价人(此时翦伯赞已调往重庆)赶往湘潭给聂宏钧汇报。聂鼓舞道：“敌人对你们越恨，你们越应感到自豪。湖南失去联系的同志们只要看见《中苏半月刊》仍在出版就知道省委们在湖南，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足以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必须坚持出版。当然，注意在确有危险的时候要保存实力，希望《半月刊》多动脑筋，多与中共湘西工委取得联系和支持。”
就在田价人离沅时，警备司令部又搜查了刊社，检查了来往信函、稿件，将田价人的书箱贴了封条。并捎信让田价人回沅后立即向警备司令部“报到”，以此想吓跑田价人。田分析敌人并未掌握什么把柄，又想到翦伯赞智斗敌人一事，毅然直奔警备司令部。司令部二处(刑侦处)处长措手不及，借口避而不见。田丢下话：“司令部无人接洽，我就自由行事了。”事情也不了了之。
但是，警备司令部加紧了暗中捣鬼，令房东说什么也不再留《中苏半月刊》租房，印刷所不肯承担印刷。翦伯赞人在重庆，心系沅陵《中苏半月刊》，了解情况后，便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秉上级旨意写信给田，让其迁往桂林。田未及搬迁，桂林已出《中苏月刊》(改半月刊为月刊)一期，其中刊登了编委会人员：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谭丕模、杨荣国、李钟融、田价人。原来，这是中共南方局的策略，目的之一就是让湖南省委知道这仍是湖南的刊物，让党内同志们知道中共湖南省委的旗帜仍在飘扬。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06-12 15: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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