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在乐山
2017-06-24 14:06:27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通讯员 谢家俊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武汉大学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这么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国难当头，日寇进逼，三镇危急，我国立武汉大学被迫痛别珞珈，举校西迁，流落至四川乐山，并弦歌不辍，坚持办学长达八年有余，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前提下，在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诸方面仍旧硕果累累，甚至不可思议地创造出自身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20世纪30年代初，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珞珈山大兴土木，建起一组气势恢弘的新校舍;同时，学校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短短几年就由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迅速发展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被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打断了中国高等教育正常发展的历史进程，武汉大学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亦宣告中止，珞珈山新校舍的部分后续工程如农学院大楼等也被迫停工。
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珞珈山岌岌可危，武大的内迁也就提上了日程。 1938年2月21日，武大召开第322次校务会议，议决迁校问题，商请教育部将一至三年级学生暂迁四川乐山，四年级学生仍留珞珈山结束学业。稍后，成立迁校委员会，以杨端六为委员长。杨端六等立即先期赶赴乐山，勘定城内的文庙、龙神祠、三清宫、火神庙等处为校舍。
3月，部分师生员工开始分批入川，偌大的珞珈山校园，转眼便只剩下200多名师生;所剩校舍成为国民党军官训练团团部，蒋介石亲自兼任团长，并将官邸设在半山庐。珞珈山上下，一时戒备森严，空山寂野，一片寥落。
4月，迁川部分暂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乐山古名嘉定)，校牌悬于文庙总部门前。4月29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先期抵达的师生们在这些简陋而破败的校舍里正式开学上课，开始了“乐山时期”的八载艰辛岁月。
7月，在留珞珈山学习的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后，本部所剩最后一批教职员工挥泪告别珞珈，在王星拱校长率领下奔赴乐山，仅留下八人看管校产。稍后，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正式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10月底，武汉沦陷，武大珞珈山校舍成为日军司令部，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
1946年10月31日，首批武大师生复归珞珈山，长达八年半之久的“乐山时期”方才正式宣告结束。
乐山时期，是武大历史上物质条件最恶劣、物质生活最艰苦的时期。时值抗战，武大师生在乐山的生活也异常困苦，“似乎忽然发现生活退回到19世纪”(旅美作家吴鲁芹语)。中文系教授刘永济在一首《浣溪沙》中道尽了当时的凄凉窘迫：“煮字难充众口饥，牵萝何补破残衣，接天兵祲欲无辞。一自权衡资大盗，坐收赢利有伧儿，一家欢笑万家啼。”即使是大学教授，其薪水甚至都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普遍地泛在脸上的红润没有了，代替那种美丽底颜色的是一种苍白”(《大公报》语)。为解决生计，广大师生不得不抽出大量宝贵时间来从事各种“副业”——或翻箱倒柜，变卖旧物，或托人求情，兼职代课，甚至摆摊设点，做小生意，藉此度过难关。1500多名学生零散地分居七地，移走寺庙的神像，搬来双层床塞满房屋，便成了鸽子笼似的宿舍;搬走孔子等人的雕像，文庙的大成殿也就成了图书馆。贫苦学生们平时吃的是渗有砂子、稗子等物甚至老鼠屎的“八宝饭”，穿的是打了一道又一道补丁的破旧衣服。乐山八年，由于生活、医疗条件恶劣，不少才华横溢、学有专长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绛、郭霖、孙芳等人纷纷被贫病夺去了生命，而学生死亡的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4月到1943年8月的五年中，仅有1700多人的武汉大学，死亡人数竟在百人以上。这个骇人听闻的死亡率，使学校公墓不得不一再扩大，甚至被人称作学生“第八宿舍”(学生宿舍实际只有七舍)。
乐山时期，同时也是武大师生自强不息、克难奋进、一心向学，全力以赴谋发展的时期。他们克服了物质匮乏、经费短缺的重重困难，坚持办学活动的正常开展，老师们辛勤教书，甚至放言“战士应该死在沙场，教授应该死在讲堂”;学生们刻苦学习，图书馆和食堂座位- 2 - 2 不够，就在城里找个茶馆或是去郊外找处僻静的野坟地自习。当时的武大，除了这些优秀而可爱的老师和学生，更有一位“一切为了全校师生”的好校长——后来被陈毅誉为“一代完人”的——王星拱先生，他曾将教育部为其配置的小汽车变卖出去，将其所得用来补贴全体教师的生活费。王星拱校长在乐山立下了“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的誓言，将办好教育作为抗战的重要手段，在平时的教学中灌注抗战的精神，并特别强调战争与困难时期的人格教育。他不顾病痛折磨，四处奔波，广揽学者名流，常常是亲自登门相邀，并为此而跑遍了大后方的大中城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大的师资力量在战乱中不仅精华尚存，受损甚微，反倒有极大的充实和提高，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战前相比甚至还有所扩大。另外，王星拱还聘请著名学者朱光潜出任教务长，辛亥义士赵师梅出任训导长，这对于提高武大的社会声誉、养成优良的校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而言之，武大师生以他们的实际行动，真正地将国立武汉大学“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发扬光大。 乐山时期，还是武大在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的时期。
在西迁过程中，武大的图书资料与仪器设备频频受损;同时，成立不久的农学院还并入了中央大学。在这样的条件下，武大人仍然对学术孜孜以求。1940年，学校决定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并筹建矿冶系，还恢复了一度停办的各类学术刊物;1941年，增设文科、理科研究所，同时充实原有的法科、工科研究所;1942年，开始连年举办大型的“科学展览会”，致力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同时，在名师大家们精深学识之教化与高尚人格之激励下，武大学生普遍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为他们今后的成长、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涌现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校友，如美国阿波罗号登月飞船发动机的设计师黄孝宗，曾任台湾经济部长、号称“台湾工业之父”的赵耀东，被誉为“中国计算机之父”的张孝祥，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总设计师欧阳予，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刘涤源、谭崇台，著名法学家端木正、姚梅镇，著名漫画家方成等。而据本人考证，截至2003年底为止，武大的毕业生和校友共有80人(次)当选为两院院士，这其中就有彭少逸、俞大光、陈荣悌等9人曾就读于，朱光潜、李国平等8人曾任教于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
乐山时期，更是武大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蒸蒸日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颠峰”时期。由于王星拱校长求贤若渴，广揽人才，在武大营造了一个“兼容并包”、高度自由的学术环境，从而使武大得以迅速地吸引并集聚起一批阵容庞大的高水平学者群：文学院有刘博平、刘永济、叶圣陶、朱光潜、苏雪林、唐长孺、陈源等;法学院有周鲠生、燕树棠、杨端六、刘秉麟等;理学院有查谦、石声汉、高尚荫、李国平、桂质廷等;工学院有邵逸周、余忽、余炽昌等知名教授。另外，陈寅恪、钱穆、熊十力等学术大师也曾到此地讲学布道。
乐山八年，武大教授数量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且均为高水平教授，可谓大师云集，极一时之盛。就连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曾秉钧也不由感叹道：就教师质量而言，清华不如武大。正是这批优秀的学者，在最艰难的环境里，创造了武大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流亡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凭借其崇高的学术地位，与同处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世人并誉为“四大名校”。1943和1944年，世界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先后两次访问乐山的武汉大学，对于武大教授们执着、顽强的科研精神及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赏，这也说明武大已开始获得世界性声誉。乐山时期的经济系校友陈文蔚，1946年由哈佛大学申请转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相关人员曾告知，当时美国有关部门曾对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进行过一次评估，武大在国内排名第二，仅次于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校友蒋咏秋，1947年用母校的毕业文凭同时申请美国五所著名大学，结果五大名校都表示愿意接纳。
八年炼狱，八载荣光，自强不息的武大人，硬是将自身历史上这段最困窘的年代，变成了最辉煌的“乐山时期”!正是由于有了这乐山八年的深厚学术与精神积淀，国立武汉大学在复归珞珈山之后，才得以迅速重振旗鼓，继续书写着一代名校的历史辉煌。1946年，武大恢复农学院，筹设医学院，并于1947年初最终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宏伟目标与办学格局。1947年，北大校长胡适提出，应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五年时间首先将包括武大在内的五大名校办成像英国牛津、剑桥那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学。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国立武汉大学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当时全国仅有七所高校获此待遇)。
抚今追昔，早已逝去的那段遥远的历史，不禁让人感慨万千;珞珈乐嘉，一脉相承的武大精神和风骨，使人油然而生无穷的敬意。走过了百年沧桑的武汉大学，仍然需要从过去的那些宝贵财富中汲取更多的智慧;而所有的珞珈学子们，在解读母校厚重的历史底蕴时，切不可忘怀，1938至1946年，这段充满艰辛而又无比璀璨的——“乐山时期”。
武汉大学嘉定(乐山)分部校门
主持武大西迁乐山校长王星拱塑像
老霄顶武大礼堂
文庙大成殿图书馆
月咡塘文庙大成殿武大图书馆旧址今貌
武大学生西迁乘船途中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4 14: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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