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生(口述)张俊杰(整理)
采访地点:老河口市航空路桃花村
采访人:崔生田 吴明义 张俊杰
口述人简历: 李济生 1923年7月4日(民国12年),出生于光化县(现在老河口市)建新街,退休前担任光化卫生院院长。 现居住地:老河口市航空路桃花村
投笔从戎 教堂医生成国军士兵
湖北省老河口地处汉水故道之口,属于鄂、豫、川、陕四省交界地区的商人汇聚之地,到了民国12年(1923年),老河口已是“人烟稠密,五方杂处,百货交集,商贾辐辏,烟火万家的富庶之区”。也就是在手工业发达、商业繁盛的鄂西北重要商埠光化县(现在老河口市)有一条主要街道——建新街,有一家享誉各方的中医门诊“李家天罗堂药铺”,店主李掌柜这一年7月4日又喜得一子,起名济生。排行老五的李济生与四个哥哥一样,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很早都被分配到老河口市天主教堂医院当医生(现在老河口市一医院前身),家里家外,生活待遇,工作环境都相当优越,正当怀着美好憧憬追求医学事业时刻,“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战火一直持续性蔓延到武汉等地,东北、南京、武汉等地难民纷纷趁船逃亡到老河口。
据李济生老人回忆:当时,他意识到不从军报国,日寇也会打到老河口,最终也会家破人亡。与其等着在老河口当“亡国奴”,不如上前线抗击日寇。1939年12月,他义无反顾地与老河口100多青年人一起报名参军,成为原国民革命军第13军522团173师3营九连战士。放弃手术刀,拿起刺刀与日寇较量,也是那个时代不少热血青年所要经历的道路。
炮轰日军 豫西临汝大金店之战
大约1941年上半年,日军打通平汉路南段后,开始实施迁灭原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的计划。为全迁国军,日军第12军命令战车第三师团由新郑、许昌等地出发,向临汝靠近,企图截断国军主力第13军后路。
据李济生老人回忆:当时,就在临汝县城外一个叫大金店之地,他们所在的13军173师包围住占据独山的一个日军联队。对方士兵也不敢下山,更不敢攻击我们山下部队。国军长官命令一个劲炮轰孤山上的日本,连续几天后不见山上动静,估计日本人都被炸死了。长官才命令快速撤出阵地,往湖北境内集结。
死里逃生 湖北随枣枣宜之战
1940年,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尤其在第五战区湖北境内,爆发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随枣会战、枣宜会战。
据李济生老人回忆:当时,他还年纪小,急行军靠步跑,从河南到湖北孝感一路上,被左右大个子战友扶着一边跑步,一边睡觉。无论是在孝感,还是枣阳战斗都很激烈,日军飞机不停在头顶轰炸,地面日军也疯狂攻击我们阵地。
查阅档案资料显示: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日军分三路合围第五战区,进攻日军总兵力高达20万人,还有强悍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作为额外补充,作战飞机就有上百架之多,尤其轰炸机数量很多。当时第五战区仍然下辖5个集团军,1个江防军,1个游击军。表面上有40多个师,约30多万人,但实际上各部之前战斗力却差别很大。有的能和日军正面对抗,有的仅能打打游击。张自忠的西北军第33集团军,黄琪翔的第11集团军(桂军和杂牌军各一个军)的战斗力相对较差,属于第二等。李济生老人所在的部队属于战斗力最强的中央军汤恩伯31集团军,173师撤离枣阳期间,留下战斗力最强的凌云上五一七团殿后,该团最后无法突围,干脆钻入敌后去了。李济生老人所在的173师522团又转入枣宜会战。
在整个枣宜会战中,李济生老人所在的部队属于汤恩伯的13军,这是中央军精锐部队,武器装备比较先进,官兵都是久经战火的老兵,173师打的极为凶猛,打出了国军的威风。然而,战斗损失人员也很大。
据李济生老人回忆:那时候,宜城城门外有大片的棉花地与小片的树林。他们3营多数战友隐蔽在棉花地里,计划伏击攻城的日军,少数战友藏在树林里,计划策应棉花地的战友。遗憾还没看见日军攻城,城内可恨的汉奸都发信号弹指示日军飞机一个劲轰炸城门口的棉花地。眼睁睁看着战友们一个又一个被日军飞机炸死,躲在树林大树背后的李济生等少数士兵也无法射击飞机。因为士兵们手里握着的仅仅是步枪,并没有迫击炮。后来,见飞机飞走了,这些少数士兵赶忙往宜城城门靠拢,计划进城内防守阵地。岂料,令人厌恶的城内汉奸再次发信号弹,日军飞机回旋过来再次追着他们丢炸弹。
谈及被日军飞机轰炸,李济生老人笑着对我们说:“不过,里面有个惊奇,有颗炸弹离他们二丈远,都以为要被炸死,干脆趴在地上不动,结果没爆炸,是一颗哑弹!”等都意识到遇上幸运的哑弹后,赶忙爬起身穿过城墙洞口,涉水过护城河,拼命往树林里跑,白天再也不敢出树林了,等候晚上需求生路。
谈及国军纪律等,据李济生老人回忆:无论是在河南,还是在湖北境内,都是一个连一个炊事班长背着一个大铁锅,100多号人都吃一锅饭。粮食都是掏钱买老百姓手里粮食,纪律很严格,没有违法乱纪事件。不过,除了他们正规军外,其他杂牌军战斗力都不行,有时间常常见杂牌军一个营总是绕着日军行军,压根都不敢正面对抗。包括他们正规军装备都不行,也没有现在的手机等通讯手段,连长骑马,士兵步跑,晚上想在村里找个老乡当向导,都找不到一个人,几乎村村人都跑光了。路况不熟悉,白天日军飞机轰炸,晚上行军没向导,有时候跑半夜还在原地转圈,迷路的事情很多。后来,战场上师长、营长、连长都以身殉国了,队伍也散摊子了,他也返回老河口了。
异国他乡 中国远征军青年军遭遇
查阅档案资料显示: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4月,孙立人率新38师于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1个大队,解除了7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百余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以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不过,战斗越是激烈,兵员损失也越大。青年军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早在一九四三年,在大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
为补充兵力,国民党蒋介石又号召全国青年弃笔从戎,当时提的口号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李济生再次与本市青年赵超、袁国银等入伍由第五战区政战部送到重庆。一九四四年七月各地学生在这里共集结十万人,故名“十万青年军”,共九个师。李济生老人所在的部队属于24师,1500人都是知识分子。
据李济生老人回忆:当时,长官对他们讲的是去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开坦克车。实际上,他们坐飞机飞到昆明,又转入缅甸一个叫米支拉的飞机场降落后,都要求填补孙立人的部队。
青年军这批知识分子乱七八糟的,也没专业性组织,都纷纷抗议。滞留中,青年军集体混乱了,没人管理。在缅甸一闹,不打紧。人家也不管饭了。新一军老兵一个劲用机枪扫射青年军所在地外空地,镇压反叛分子,逼着大家服从命令,不让乱跑。面对要求补充新1军的现状,我们青年军中有的自杀,有的跳江,还有一部分通过缅甸又回到昆明,多数留在来的都很失望,说的是去印度战场开坦克车,结果却说补充新1军。青年军这批知识分子留下来的几百人时间已长,也没地方去,就选出代表与新1军长官谈判。对方同意不让补充新1军,而是成立新1军学生大队,不是补充兵,是独立的学生大队。毕业后,再分配到新1军担任班长、排长。
后来,成立的新一军青年军学生大队训练6个月,李济生被分配到卫生队,主要补充38师阵亡的士兵。那时候吗,日军已经退去,也无仗可打了。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我们这支部队又坐飞机飞到南宁,后来在玉林修整期间,学生大队队长是一个韩国人,对我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顿时,整个队伍都欢呼起来了。1942年10月,蒋介石下令将驻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编为新编第一军,郑洞国为军长,孙立人为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为新二十二师师长,在兰姆伽换装美械装备,接受美式训练。我们这支队伍也就是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
王牌陨落 辽沈平津之战
查阅档案资料显示:1944年8月,在原新一军的基础上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1945年5月,孙立人率新一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同月,应欧洲战争结束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是中国(国民党)唯一被邀请的高级军官。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新一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并建造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嗣后,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招募了大批新兵,补充了大量美、日武器装备。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1946年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转乘火车到达锦州一带,又辗转到沈阳,同时急电被派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的孙立人返国指挥新一军进攻四平。
据李济生老人回忆:回到玉林休整结束,新一军38师师长李鸿带着全师官兵,又从广州坐船到秦皇岛。然后,又坐火车慢慢推进,沿途不少共产党游击队,顺着铁路几乎处处都有八路军,一边走,一边零星战斗。到长春后,郑洞国那时候是个司令,新一军跟着他与林彪元帅的“四野”解放军主力在四平激战。我那时候,在后方医务室,没上战场,听说战斗异常激烈,解放军“三进三出”,顽强之极,最终以国军失败告终。谈及伤病员,李济生老人说:几乎没有一个八路军,都是国军伤亡人员,多半送到沈阳与秦皇岛战地医院由他们这些医术救治。
查阅档案资料显示:1948年1月22日,卫立煌飞抵沈阳之时,正值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如火如荼之际,各地国民党军频频告急。蒋介石督促沈阳地区主力前往增援,遭到卫立煌断然拒绝。卫立煌认为,“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47—48页。),其目的就是吸引沈阳国民党军主力出援,以便采用运动战方式予以消灭。在他的坚持下,沈阳国民党军坐视新立屯、沟帮子、辽阳、法库、鞍山、永吉、四平等地相继失守。至3月15日冬季攻势结束,国民党军被隔离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
谈及战友赵超如何成为卫立煌的警卫排长一事,李济生老人回忆:当时,到沈阳后赵超离开新一军到了沈阳保安大队当排长。后来卫立煌原来的警卫排长“吃位置”(现在叫吃空饷)出事了。卫立煌要在全军挑选一个军事素质好,仪表堂堂,文武双全的人接替这个警卫排长的职务。赵超也是老河口人,自幼精通武术,书画功夫了得,人极其聪明,灵活善变,军事技术过硬,就被选中担任卫立煌的贴身警卫排长职务。一起入伍的时候,赵超17岁,我20岁,关系很好,一直到他病故。
“文革”期间,赵超受过迫害,在顶针厂当工人,会拉二胡,市内标语、墙画、印章多半都出自他手,妻子与我一样也是医生。
扯到赵超,李济生老人讲述了两段奇闻轶事——被孙立人授位以及金圆券买金子。当时,国军有一项规定:青年军服役二年可退役,所以抵达长春孙立人找符合退役条件的老兵谈话,李济生考虑战乱年代长春距离湖北省老河口太远,就表示不想回家,继续留在新一军青年军当军医。孙立人军长是一位中奖,对待士兵都很和蔼,就授予我新编38师战地医院中尉职务。更出奇的是日本投降后,像与李济生一起在战地医院从事医生职业的还有日本人松本、八门等,双方相处的很不错。
后来,随着国军战场一个劲溃败的现状,1948年即将解放前夕,李济生老人讲述,自己退出国军脱去军装,穿上百姓衣服,走路由沈阳一直到天津。这段经历很复杂,到天津都发现那里成立的陆军医院缺医生,考虑自己当过军医,又报名到陆军医院当军医。那时候,沈阳还没解放,安定后又去见圣阳赵超,对方给几条“大象”进口香烟,当即出售换成金圆券。为方便带出去,又将金圆券缝入旧军衣里面,到天津又用金圆券买金子。大致一条“大象烟”兑换的金圆券可置换一个金手镯。后来,又赶上沈阳解放了,考虑北京会换金子更多。1948年12月,也就是在沈阳解放后,又去北京买金子。结果,北京比天津价格还要贵几倍。
查阅档案资料显示:1948年8月20日,《益世报》编辑部在一个小时内,接到各商业机构与读者的电话不下30次,所询问的都是关于币制改革的消息。所谓币制改革,简单来说,即是以金圆券替代市场上流通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币,也必须限期兑换成金圆券。法币是国民政府于1935年发行的货币,之后因为军费开支巨大,国民政府不断加印,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了挽救崩溃边缘的经济,国民政府决定以金圆券替代法币。
中央银行之前发行的各种货币一样,金圆券也没能挽救国统区经济的崩溃。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之后金圆券被视为非法货币,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准许市民持金圆券到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指定银行兑换点,以6:1的标准,用金圆券兑换人民币。至1949年2月4日收兑结束时,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共收兑金圆券4.4亿元。
据李济生老人回忆:去北京期间,北平解放改为北京,那时候京城内又成立华北第三临时医院,医院又给我这个入伍的军医一个中尉职务。后来被解放军接管改为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医院。
叶落归根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查阅档案资料显示:建校之初,华北军政大学就将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军队向前进,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作为教育方针。依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华北军政大学的战术教学侧重于攻坚战、山地战、水网稻田战、河川战训练;技术教学则侧重于炮、工、摩托等专业训练,该校仅第一期招生计划,就要培养团级干部500人,营级干部1000人,炮兵、工兵、参谋、摩托专业和政工干部各500至600人,总计招收学员近5000人。然而此时的华北军政大学,全校能上课的教员仅有36人,缺额达75%!与此同时,朱德总司令对华北军政大学教员队伍的建设十分重视,他明确指示学校要培养500名军事教员,为办好军大,也为将来办好陆军大学做准备。面对如此巨大的师资缺口,叶剑英校长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利用旧军官作教员来创办陆军大学的例子,果断提出了“搬师请贤”的想法,即从敌人阵营中起义、投诚和被我军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有真才实学者来校任教。
据李济生老人回忆:解放后,自己在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医院也培养不少新中国医务人才。1948年正月也就是这个期间,与北京东城南小街的大家闺女张英结婚成家立业了。
据李济生老人小儿子李宁介绍说:母亲张英本是辽宁人,姥爷在北平给一个张姓大户人家当厨师,姥姥早亡,张家四姨太格外漂亮,就是不生育。于是,就收养母亲作为养女,才改马姓为张。后来,母亲张英的养母又生大舅、小舅、小姨。当时,母亲养母很有眼光,提前用私房钱在北京东城南小街购买一个四合院,家庭破落后,一家人又落户这个四合院,迄今大舅、小舅、小姨等还在那里居住生活。
据李济生老人回忆:后来,之所以放弃北京军医职业,主要是北方天天吃高粱米,生活不适应,1962年就辞去北京部队军医职业,带着全家返回老河口。1962年,回来又被分配到老河口镇光化卫生院工作,一直到退休为止。
据李济生老人小儿子李宁介绍说:父亲李济生年轻时,相貌堂堂,酷爱读书,东北回来就带回一二十箱子古书,尤其医书不少。“文革”被毁一部分,其他送人,家里迄今还剩不少。我父亲兄弟五个,除二伯外解放后,其他几个由于战乱都不在人世了。不过,二伯原来在武汉大学从事园艺工作。六十年代,与中共创始人原武汉大学李达校长关系很好,是一个本分的老实人。“文革”因李达受到牵连,被遣送会老河口,后来平反再次回到武汉大学,也没提出任何要求,一辈子都本分做人。解放期间,还给解放军送衣物等,思想很先进。
查阅档案资料显示:李达出身湖南零陵一个佃农家庭。1920年,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东京回国。在上海,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邀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主编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 尽管当时社会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经费短缺,一个小小房子就是编辑部,文稿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但他一个人担负起从写稿到发行全部工作。从东京到上海,李达完成了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追求。
1953年,已逾六旬的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武大迄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长达13年半的任职时间内,为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李达不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李达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深刻认识到改造旧大学要靠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建设新大学也是一样。
据李济生老人小儿子李宁介绍说:他二伯生前受李达校长教诲较多,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如今,二伯虽然去世了,但其女儿女婿却成为武汉大学栋梁之才——女婿现任武汉大学传媒学院领导,女儿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前不久还获得国家一个科技二等奖。
采访结束时刻,耳畔响起“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这首中国远征军新1军抗击日寇的军歌,更加让我们对李济生老人等抗战老兵们产生敬意,祝福他们,感激他们,缅怀已经去世的前辈们,珍惜健在的前辈们,应该成为我们后辈人一种作风才对。
作者单位:湖北省老河口市工商局张俊杰邮政编码441800 手机1599719859二〇一七年九月二日星期六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06 15: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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