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岳阳连云完小走出的中央党史研究员
2019-05-15 17:00:57  来源：李岳波  点击：  复制链接

   　
许诺 1980年11月30日摄于北京　
 

　　许湘七岁开始由祖父在家教读《三字经》，读过多年私熟，1927年秋季插班岳阳县第六区连云高级小学校二年二期(当时高小是三年制)，在这里学习一年半后毕业。当时校长是南冲人刘荫岩。后在岳阳县立中学附设师资速成班学习两年，因带领师范班同学反对腐化校长陈化之被开除学籍，初师没有毕业。1932年，许湘借用族人许升的初中毕业证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改名许升。1935年夏天，许升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岳阳县立女校高小部任教。1938年下学期，许曙升转到连云高小任教，至岳阳县城沦陷止。

　　读书会结识杨乐如

　　1927年下半年，“马日事变”后，杨乐如从湖北沔阳新堤潜回老家。杨乐如是岳阳县毛田孟城人，1904年出生于小商贩人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杨乐如在他的家乡毛田组织杨贞泮、李蔚屏等人成立读书会，指导青少年学习阅读进步书刊，促进他们的思想革命化，为以后创建岳阳地下党组织奠定基础。期间，许湘(许诺)先后参加过三次读书会，就这样结识了杨乐如。许湘就成了杨乐如的学生和培养对象之一。杨乐如也是许湘的思想启蒙老师和革命引路人。

　　通过办读书会，杨乐如结识了几位有声望的地方开明人士，应他们的邀请，1934年2月，杨乐如到了岳阳县第六区连云高小当教员。他以学校为依托，团结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的教师和受他影响而志向一致的青年教员，一道进行革命工作，培养革命人才。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中，他在岳阳六区坚持从事革命教育工作，传播革命火种，为岳阳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许曙升就是其中之一。

　　在杨乐如的指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杨乐如是许曙升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也是他入党的介绍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中，杨乐如把许曙升作为培养对象之一，受到了党的长期教育，并在杨的指导下，做了许多传播革命思想，准备重建党组织的工作。

　　1936年，许曙升在县女校教课时，利用通信同上海现实出版社负责人风沙取得联系，代销进步刊物，如《沦亡后的东北》、《东北义勇军》、《战时教材》等。此外，还介绍女校及外校师生订阅上海出版的进步报纸《儿童新闻》。通过这些书刊的推广，对传播革命思想，进行战时抗日救亡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在杨乐如的倡议下，许曙升、杨贞泮、李西谈等人在六区知识青年中组织了一个“自学图书社”。它是一种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建立起来的自我教育，寻求革命真理的组织。其办法是社员按自己的经济能力，集资邮购上海生活、新知等书店出售的进步书籍，互相传阅，利用寒暑假交流心得，共同研讨问题。许曙升前后参加过三次读书会，在杨乐如的指导下，学习过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几本马列主义著作，初步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

　　1936年，许曙升在岳阳县立女校高小部当级任教师时，和杨乐如分别在县女校和连云校组织发起和领导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和征募队。在全县建立了“岳阳县小学教育界抗敌工作团”，随后扩大为“岳阳县教育界抗敌工作团”。许曙升为五常委之一，分工负责宣传。许曙升以团的名义在岳阳城内举办过“抗敌讲座”，作专题讲演，组织学生在城乡开展多种抗日救亡活动，征募钱物支援前线。许曙升还起草过“岳阳妇女界抗敌工作团”成立宣言。通过这些活动，许曙升能及时发现积极进步分子，条件成熟时吸收他们入党。

　　1936年上半年，传来了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的消息。传播者是一个在北大读书的学生，名叫陈策，月田国庆门人，二十多岁，在北京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是位“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他回家后，来连云高小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讲述北京学生一万多人游行示威的情况。游行队伍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冬，通过陈策的书面介绍，由李西谈、许曙升等人在岳阳城区建立了“民先”组织，并把关系介绍到了连云高小。许曙升也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1937年间，杨乐如在连云完小任教时，利用寒暑假期间，召集六区在职的小学教师举办了两期讲习会(又叫补习会)，由杨乐如、许曙升、杨贞泮分工担任讲课，着重进行政治思想和抗日救亡教育，同时还进行业务教育。实际上是对小学教师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火种，同他们建立革命友谊，从中物色对象发展党员。

　　为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力量，许曙升协助杨乐如积极做好校长陈鹤秋、李晋秋的工作，于1937年2月成立了岳阳六区高等小学附设师资短训班，吸收高小毕业生及具有学历的青年加以训练，培养发展党员对象。师训班办了两期，一共训练了八十人，大多数被吸收入党，有些还成了党的骨干，连云校一时成了“岳阳的抗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8月，岳阳县在许曙升、李西谈、张盈等人的发起下，在岳城创办了《战鼓》周刊，至岳阳沦陷时停刊，共刊行22期。主要宣传全民全面抗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刊物的刊行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主要读者为全县的小学教师。

　　同年秋、冬季，杨乐如等在六区利用各地小学(教师一部分是师训班的毕业生，一部分是参加过讲习会的)在校内附设民众夜校数十处。还指导许曙升、李西谈、李洪生在城区也办了几所民众夜校，分别对农民和市民进行文化知识、抗日救亡和革命思想教育，从中发现和培养发展党的对象。民众夜校前后办了50多所，后来有不少农民因受夜校教育的启发而加入了共产党。

　　以上这些工作，都是在杨乐同志如直接或间接的指导或影响下，由许曙升和其它同志具体开展进行的。

　　由于大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大量准备重新建党的工作，所以当彭援华同志带着党的关系回到岳阳，同原在岳阳的杨乐如、王养直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中共岳阳县工作委员会，随即开始了重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杨乐如的长期教育和考察下，1938年2月，由杨乐如介绍，许曙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在党内先后担任过岳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崇阳县委书记，岳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同时，在杨乐如等人的主持下，中共岳阳县委在花苗、南冲的鸭头冲等地举办小型短期党员训练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基本知识，形势教育等。教材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还有杨乐如、许曙升自编的《共产党员四字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开会》等资料，油印成三册，发放到各支部供党员学习。许曙升等一部分党员还被分批派往平江特委接受短期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知识等。通过办短期党员训练班和接受短期训练，使许曙升等党员对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了明确的认识，提高了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在复杂的环境里开展工作的能力，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推动了岳阳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转移革命胜地延安

　　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发生后，岳阳、临湘一带的中共地下党员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岳阳中心县委决定将党员干部转移，一是去参加新四军，二是去延安。

　　1940年2月，许曙升改名许诺，由湘、鄂、赣特委介绍，同杨锐(原名杨贞浓)、沈超、周相溥一行四人奉命经桂林、重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5月3日到达延安。同年6月进入中央党校45班学习。

　　1940年冬至1941年初，许诺和一些同学被派去边区延长县做了三个月征收救国公粮的工作，回校后编入46班继续学习，并当选为支部宣传委员，杨锐为支部书记。

　　1941年9月至1942年1月，许诺从45班调出，留任中央党校校报《党校生活》总编辑，杨锐为编委之一。1942年2月至9月，许诺任中央党校预科语文教员(杨锐任数学教员)，教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学文化，为学习理论课创造条件。同时参加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转入整风审干时，许诺被怀疑历史上有问题，从1942年10月至1946年2月，受到长达三年半的错误拘禁审查。

　　从新华社到中央党校

　　1946年2月甄别平反后，许诺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分配到新华通讯社总社编辑部工作。在新华总社工作三年多的时间里，职务由助理编辑到编辑到解放区地方新闻编辑组组长。1947年当选为支部委员。

　　1949年6月，新华总社决定调出陈翰伯、许诺等四人举办一个新闻干训班，陈翰伯任班主任，许诺任教务科长。同年11月1日，原隶属新华总社的新闻干训班改名为北京新闻学校，改隶于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由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任校长，陈翰伯任副校长，许诺任教务科长。

许诺与夫人陈政及大儿子许准、大女儿许平 1949年摄于北京

　　北京新闻学校主办两期后即行停办，中共中央宣传部利用原有校舍及工作班子，办了一期宣传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由胡乔木兼任，胡绳兼任副班主任，陈翰伯任秘书长。宣干班于1951年10月开学，设甲乙两班，1952年9月增设丙班。甲乙丙三班各设有小班主任，许诺为乙班班主任。1953年5月宣干班结束。

　　1953年3月15日，许诺随胡绳调中共中央马列学院，胡绳任一部主任，许诺任一部办公室主任。8月21日，许诺调任马列学院教务处任副处长兼教学研究科科长。

　　1955年8月，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改名这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许诺任报刊编辑室主任，主编校报《实事求是》、校刊《理论与初践》和《向专家学习》。

　　第一次同毛主席握手

　　在新华总社工作期间，许诺与江青分在同一个党小组，两人相互认识，江青知道许诺是湖南人。1948年6月25日傍晚，许诺从水渠游泳回来时，刚好在路上碰到毛主席从滹沱河边散步归来。

　　汪青向主席介绍说：“许诺同志，是您的湖南同乡。”主席同许诺握了手，问许诺是湖南哪一县的，什么时候到解放区来的……这是许诺第一次同毛主席握手。在延安七年，许诺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好的机会。只是由于是偶然相遇，事前毫无精神准备，就只顾回答主席的提问，却不知自己该问些什么，说点什么时候好，给许诺留下了遗憾。

　　错划右派下放山西太原

　　1958年，许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三重处分：政治上划为右派分子，组织上开除党籍，行政上连降三级。同时下放到山西太原工作。1958年7月至1964年4月，在山西人民出版社政治经济编辑室做编书工作。1964年4月至1966年9月，在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图书资料室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太原红卫兵发起了一个“驱逐黑帮出城市”的运动，1966年9月14日，许诺及家人七人被遣送回岳阳老家劳动改造。

　　错划为右派分子和遣送回老家后，许诺心有不甘，于1969年6月，只身一人回到太原，要求有关组织审理他的问题，落实党的政策。1970年2月，许诺获准进入“太原原市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清队运动。同年8月，学习班关于他的问题作出了“同意摘掉右派帽子，按十四级安置回乡”的结论。

　　文革期间遣送回岳阳

　　1966年9月14日，许诺被被红卫兵赶回岳阳县黄岸乡大洲村东风大队劳动改造，并全部停发他的工资，后生产队拨给他几分菜地，种菜自给，暂时解决他无钱买菜的困难，同时让他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有时也挨批斗，因东风大队的书记高发初瞎字不识，就经常批斗许诺，还拿着门片，糊上白纸，写上“打倒右派分子许诺”挂在许诺的脖子上。

　　虽然身处逆境，但许诺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简陋的家里摆着书柜书架，摆满了书，其中最多的是哲学方面的书籍。针对文革“5.16通知”中明确肯定真理是有阶级性的的提法，许诺在乡下老家对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前后差不多5年时间，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写作及其相关的理论活动，都是许诺在“文革”时期处境非常艰险的情况下进行的。从这些文章中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承着追求真理的良知和使命，以其思想之剑力求刺破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黑暗和沉寂的悲壮雄姿。

　　因“安置回乡”是一种临时处理办法，许诺在太原摘帽回到家乡后，又分别向太原市委、山西省委、湖南省委三个组织提出重新安排工作的要求。1974年11月，太原市“五.七”干校派两名干部到岳阳为许诺落实政策。因年龄原因，调查人员动员许诺退休，但一直没有办理退休手续。直到1976年6月，太原市干校又派两名干部到岳阳给许诺办理了退休手续。1978年1月，许诺作为退休人员被政府安排到岳阳市乾明寺居住。

　　重返工作岗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党校根据中央新的精神，对许诺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于12月作出结论，对1958年强加于许诺的政治、组织、行政上的三重错误处分给予彻底平反。

　　1979年6月，许诺政治上获得平反，重返北京， 7月恢复工作。此时许诺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后经早年老同事推荐，许诺借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编辑部工作。1980年，许诺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编写组组长。1982年许诺离休。8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许诺夫妇的户口从岳阳迁入北京，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安置，由借调人员转为离休干部。

　　许诺既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学问家，一生著述甚丰，先后撰写、发表过数十篇哲学、思想修养、中共党史、语言学等方面的论文和回忆录，并在195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新道德新青年》等专著。晚年的许诺更展现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高风亮节。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曾满怀热情投入中共党史研究等工作，写出了一批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水平的文章，为新时期党的事业献出了最后的光和热。

　　化着春泥更护花

　　1982年元月，71岁的许诺为自己制定了“晚年守则”，共十二条，条条掷地有声，句句铮然铿锵，字字披露着一个革命者的赤胆忠心。1988年10月2日，即许诺逝世前5年多的时候，他就给自己预立了“遗嘱”--《后事早安排》，遗嘱中他坦然地说明，“人皆有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要求“丧事简办”，“对于死者的怀念，不必在于形式上”。由此，他对自己的身后事预作了“规定”:不报丧;不举行任何悼念或吊唁仪式，包括向遗体告别;遗体交付解剖，有用的器官可以移植，经过解剖后的残骸可以任意处置，如需火化，不保存骨灰;死在何处，即在何处处理遗体。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这里达到了最后的升华。

　　1994年月日，许诺逝世，他的夫人陈政和三儿三女按照他的遗嘱安排，将他的骨灰撒向三峡，让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情怀随同滔滔江水奔向江河湖海，永远护卫着祖国的河山。

　　许诺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伟绩，没有炮火硝烟中的英勇;也许他不属于那种高耸着纪念碑的英雄，但是他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焕发出的始终不渝的精神已经融入我们民族的灵魂之中，融入我们时代的洪流之中。他在平凡的生命历程中显示出了真正的伟大。
 

责任编辑：李娟 最后更新：2019-05-16 1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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