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2024-02-09 16:28:58  来源：共产党员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称之为“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孕育形成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伟大南梁精神。其中，统一战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的辉煌篇章，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创造了丰富经验，蕴含了深刻启示，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总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并成为“两点一存”的重要法宝

　　陕甘边区地处陕西、甘肃两省交界，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国民党井岳秀、阎锡山、冯玉祥、马步芳等各派势力环伺于此、争霸一方，土匪、帮会、民团等各类地方武装鱼龙混杂、相互倾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十分薄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科学分析西北地区革命形势，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陕甘边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套适合西北地区实际的统一战线原则和策略，其坚持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战工作方针，提出的“三色建军”统战工作原则，采取的“又团结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的统战工作策略，施行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大政策”等统战工作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壮大了革命队伍，孤立了反动势力，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使陕甘边革命武装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据统计，到1935年5月，西北红军扩展到5000多人，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胜利的曙光，映红了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这与当时许多根据地搞“左”的一套、排斥统一战线，以致遭受重大挫折并纷纷丧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正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成为“两点一存”的奥秘所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创新和成功实践，为我们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习仲勋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正是这一时期所积累的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使习仲勋后来成为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楷模。

　　二、“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昭示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放弃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也就放弃了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必然会陷入被动的境地。大革命后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妥协退让的错误，主动放弃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教育了陕甘边区的革命领导人，刘志丹就曾指出：“历史的经验中告诉我们，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单纯的军事行动一定不会胜利的。”为贯彻中央和陕西省委决策要求，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共产党员相继进入陕甘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民团、土匪中开展统战工作，进行兵运活动，“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为此，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鲜明统一战线特点的“三色”建军原则，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红色的，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刘志丹、谢子长身体力行，亲自到国民党部队任职，建立秘密党组织，发展党员骨干，团结和凝聚革命力量，逐步掌握所在部队的领导权。习仲勋等共产党员先后到国民党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开展兵运，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该营基本力量已由党组织所掌握。1932年4月，在习仲勋等领导下，发动了两当兵变，将部队改变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兵变失败后，习仲勋深刻分析失败的教训时指出：“旗帜要明显，任务要清楚，但我们在兵变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使群众不了解。”这体现了习仲勋对统战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后来在争取土匪、哥老会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确立党在里边的领导地位”，选择政治过硬的党员直接加入土匪武装和哥老会，从其内部开展统战工作，通过斗争克服其在政治上的动摇和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刘志丹就亲自加入哥老会，被称为“西北堂刘大爷”，宣传教育一大批哥老会成员参加革命。对于收编过来的土匪、哥老会武装，陕甘边革命领导人始终坚持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统一领导，遵守共产党的政治和纪律的约束，坚决纠正违纪行为，克服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使成分复杂、作风涣散、纪律松懈的旧式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特别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陕甘边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坚强、正确的领导集体，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定引领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扰，“虽然远离中央，能从革命的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西北实际相结合，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事实充分说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

　　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深受这一时期开展统战工作实际经验的影响，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确保了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后，面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重大政治方针政策的转变，特别是1938年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先后担任关中特委、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明确提出“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他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一边，加强关中党组织对统战工作的领导，粉碎了国民党的摩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陕甘宁根据地日益巩固。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之一，实际主持西北局工作，并亲自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为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优势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统一战线才能进一步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真正成为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成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三、“要有宽广的心胸，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让干革命的人越多越好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956年4月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吸取南方各根据地实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造成自身陷于孤立而丧失根据地的教训，也吸取了两当兵变中存在的“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的教训，抵制当时在陕甘边区出现的对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以及“打倒一切”的“左”倾做法，注重做好团结和联合工作。刘志丹在主持陕北特委工作时多次强调：“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我们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关键是团结民众，再就是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住脚。”1934年11月，刘志丹在军政干部学校开学大会上明确指出：“革命，人越多越好，不但要团结好全体农民、手工业者、商民、念书人，就是有良心不欺辱农民的绅士、民团团总、哥老会大爷也要团结”，“我们要有宽广的心胸，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得多。”刘志丹常说：“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为此，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符合本地实际的统战政策。对待农民，制定和实行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满足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发动农民，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聚集和扩大了革命力量，使农民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待地主富农，采取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规定参加劳动的地主可以分地，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有了安身立命之本。这与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地主扫地出门”，“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去吃草”等“左”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待小商人，允许他们来苏区做生意并予以保护。对待知识分子，首先尊重他们，引导他们的爱国爱民热情，明确要求“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对于优秀的知识分子，则培养和吸收他们加入党的组织。吸收知识分子加入革命事业，对陕甘边区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医疗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待回民等少数民族，陕甘边根据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反对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引导根据地回民走上革命道路。对待哥老会等会道门组织，积极争取和改造他们。不少哥老会组织与陕甘边苏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有的为红军提供粮食、枪支弹药，有的热情接待过往的苏区党政军领导人，有的救治或帮助寄养红军伤病员。习仲勋就曾在南梁哥老会成员张怀真家养伤近一个月。哥老会的许多重要成员后来成长为苏区的优秀干部。其他会道门组织如扇子会、红枪会等，在统战政策感召下，有的参加了革命，有的保持了中立。对待民团，凡同情靠近红军的热忱相待，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关系；对保持中立的教育争取，使之向苏维埃政府靠拢；对极端反动的则坚决消灭。对待国民党军队，积极联络受到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部分部队，以“抗日救国”为口号，形成“攻守同盟”。习仲勋回忆道：“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这为后来我们党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了条件。对待白军俘虏，不随便杀掉，而是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启发他们的爱国理念。红二十六军中很多连排长都是教育改造过来的白军俘虏。对待土匪武装，凡有政治背景、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坚决清剿，对一些怀有朴素爱国爱民情怀的“山大王”，通过教育感化，尽量收编改造。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壮大了革命阵营，减少了敌对势力，为陕甘边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的思想分不开的。”

　　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在此后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继承了这一时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好传统，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由工农民主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过程中，积极吸收、联合各界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抗日爱国人士以及倾向抗日的国民党员。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关中分区实施“三三制”政权建设，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打消一些地主、开明绅士、党外人士对“三三制”的观望和怀疑态度，一些县非中共议员占比超过70%。在担任中共关中特区特委书记、中共关中分委书记期间，习仲勋明确提出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特委的首要工作，指出“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在解放大西北、接收新解放区过程中，习仲勋提出“新区主要任务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争取任何一个可以同情我们或者中立的人”，从而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西北地区的全部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人时，习仲勋以其丰富经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大显身手。他多次强调大团结大联合，指出“现在我们最感重要的，就是在全西北、在各省、在各个地方加强并巩固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西北的事情，是包括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阶级、一党派的私事，只有团结大家的力量，才能办好”，“所以我们共产党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习仲勋更加重视大团结大联合，他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人多一点比人少一点好。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统一战线工作必须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共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合力。

　　四、“一要方向对，二要合情合理”，坚持求同存异、灵活务实，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画出最大同心圆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目标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联盟,是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统一体。只有坚持求同存异，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才能确保团结稳定、巩固发展。在建立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始终坚持爱国主义这个最大的“同”，最大限度地包容阶级立场、政治主张、利益诉求等各方面的“异”，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象具体对待，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求同存异，灵活务实，统战政策取得极大成功。刘志丹经常告诫：“我们办事一要方向对，二要合情合理”，“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他用朴素的话语讲出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在不偏离大方向的基础上，如何求同存异、尽量扩大团结面的深刻道理。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对待统战对象，既原则坚定、又态度开明，坚持“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比如，为了与哥老会结成同盟、建立统战关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制定相关政策指出：“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边区政府承认哥老会在苏区活动的合法性，允许其在根据地内公开存在，并在生活上给予哥老会成员多方面的帮助，尽可能照顾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在根据地进行的土地革命中，许多哥老会成员都分到了土地、粮食、房屋、牲畜等财物，在这一统战政策影响下，哥老会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成为陕甘边根据地可靠的同盟军，与红军建立了良好关系。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中指出：“陕北革命亦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习仲勋后来回忆道：“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又比如，当时苏区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维护商人的利益，繁荣了市场，方便了群众。曾有一位镇苏维埃政府主席随便没收了一些商店的货物，引起了工商业者的恐惧和不满，刘志丹亲自逐个登门向商人赔礼道歉，归还被没收的货物，商店恢复了营业，体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宽阔的心胸。

　　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灵活务实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针对西藏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强调，对十世班禅他们“要多帮助，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合作中帮助他们进步。对他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有‘小异’又有‘大同’，这就是统一战线。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时，习仲勋就根据中央工作重心的转变和广东的地缘优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向中央要政策，创办经济特区，并通过特区条例及随后制定的各项具体法规，照顾投资者利益，吸引了大量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投资设厂，使广东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以一致性引领、推动、发展多样性，以多样性丰富、强化、提高一致性，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努力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力量。必须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积极引导同盟者自觉地把自身利益同国家全局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斗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具体利益。同时，要通过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应措施，使同盟者的具体利益得到切实的维护，推动统一战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五、“多一个朋友，相对就会少一个敌人”，坚持以赤诚之心广交、深交党外朋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汇集磅礴力量

　　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在建立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十分重视广交、深交党外朋友，为建立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志丹经常告诫战友和同志：“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多一个朋友，相对就会少一个敌人。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对于陕甘边区的各方面党外人士，刘志丹等领导人予以极大的尊重。刘志丹要求：“首先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至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随着交往的深入，这些党外人士深刻体会到共产党确实胸怀为国为民大志，转变了立场。一位党外人士称赞道：“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因而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正是凭着这种博大胸怀、至诚之心、人格魅力以及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国民党军队、哥老会、土匪武装中结交了许多爱国人士，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如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军官，后率部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韩练成、牛化东、左协中、曹又参等；曾担任保安县（今志丹县）哥老会行衣大爷、后来开创“马锡五审判法”，先后担任陕甘宁省苏区政府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曾是子长县哥老会龙头大爷，后带领百余名哥老会成员参加革命，担任红29军军长的李仲英；曾是哥老会大爷，后成为陕甘边苏区赤卫军总指挥的朱志清；曾是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后成为陕甘边苏区政府保卫大队副大队长的郑德明；曾是哥老会码头山龙头大爷，后来成为陕甘边区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的马海旺等。特别是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在刘志丹、习仲勋的教育引领下率部起义，参加红军，屡立战功，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被周恩来赞誉为中国的“夏伯阳”。郭宝珊在谈到自己起义的经过时说：“在我拉上部队没有去处的时候，碰到马锡五来慰问我们，刘志丹也派人给我们送了三匹马。这时我觉得红军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就下决心投奔红军。”

　　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这一时期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的好做法。习仲勋曾对子女说过：“干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无论是在两当、照金、南梁、关中、绥德，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北局、在广东、在中央，习仲勋都真诚对待党外人士，与他们成为挚友。1943年6月，习仲勋在绥德会见了即将赴重庆开会的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从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13年后，邓宝珊向毛泽东坦诚评价习仲勋：“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非常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习仲勋曾与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共事三年，对其真诚尊重、全力支持，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1951年，习仲勋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成为忘年交后，他们合作共事近四十个春秋。十世班禅逝世后，习仲勋在《人民日报》著文，深情写道：“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这是他长期同我交往的一个老习惯了。”“我总感到，能交上这样的诤友可谓幸事。由于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对他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的。”习仲勋还与藏族上层人士、曾任国民党甘南保安司令、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的黄正清成为终生挚友，黄正清把习仲勋看作是“藏胞心目中的亲人”。他回忆说“回想起在西安、甘肃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无时不得到他的关怀，每个重大工作环节无不得到他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我真感到荣幸和快乐。”还有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青海的喜饶嘉措，宁夏的马震武，陕西的杨明轩、赵寿山，甘肃的马鸿宾等，都是习仲勋深交的好朋友。习仲勋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的事迹有口皆碑，被称为“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生动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交朋友的面要广，朋友越多越好，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想交到这样的朋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对党外人士，要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不随意伤害对方自尊心，不以势压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坚持久久为功、以人为本，坚持抓常、抓细、抓长，创新工作思路，讲究方式方法，把握做人的工作的规律和方法，把党外力量凝聚起来。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及其深刻影响，为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光辉典范，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在新时代，我们要认真学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2-09 16: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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