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2016-09-30 09:12:32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刘鼎之子 刘文山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与夫人易辉在延安

    1974年的一天，一封写着“毛主席亲阅”的信件由工作人员递进了中南海，摆在了毛泽东的书桌上，写信人是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的子女，此时的刘鼎已经因为“历史问题”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6年，信中这样写道毛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希望毛主席过问刘鼎的问题，希望爸爸能早日释放出狱，毛泽东看罢信后批示了一句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凤凰卫视11月29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毛泽东：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郑浩：1974年的一天，一封写着“毛主席亲阅”的信件由工作人员递进了中南海，摆在了毛泽东的书桌上，写信人是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的子女，此时的刘鼎已经因为“历史问题”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6年，信中这样写道：毛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希望毛主席过问刘鼎的问题，希望爸爸能早日释放出狱，毛泽东看罢信后批示了一句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解说：1975年2月，73岁的刘鼎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他从狱中带出了20多万字的技术总结与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兵工的新技术、新工艺，而这20多万字的手稿，大多都是刘鼎在狱中用牙齿咬出铅笔芯，在各种碎纸片上写出来的。
刘文山（刘鼎之子）：因为秦城那块好像附近有飞机场，他说我能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我爸这人什么时候都在想着他自己的事业，想着他的飞机，他说频率提高了就是飞机的转速提高了，发动机转速提高了、声音大了，就是说马力提高了，他马上就能听得到。

    解说：此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刘鼎虽然被释放出狱，但他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在对他的结论中始终存在“1935年投敌叛变”这样一条罪状，而所谓的“投敌叛变”还要从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说起。1933年春，化装成商人准备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刘鼎途径闽浙赣苏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方志敏听说刘鼎曾在苏联和德国留学，学习过军事制造和机电技术，对他十分欣赏，希望将他留下。

    刘文石（刘鼎之子）：主要的就是想让他解决军火的问题，因为这个反围剿中这个敌人的碉堡咱们这个红军对付不了，就是轻武器没有办法打这个碉堡。

    李滔（刘鼎秘书）：因为没有空军、没有大炮，没办法，这个你只能靠战士抱着炸药包去炸，可是那样的话十个有八九个都会牺牲的。

    解说：方志敏对刘鼎说你还见过炮，其他同志连见都没见过，只能你来造，然而此时红军的兵工厂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处处茅棚，环境艰苦、设备简陋，只有一台手摇的5尺车床，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基本上全靠手工操作，有时进行试验还会有生命危险。

    刘文石：造炮这一句话好说，但是当时的条件太艰苦，这个炮和炮弹的话要实验，都是从零开始，很多都是代用品，所以就是光是炸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可能就会爆炸，大炸小炸都有可能的，因为你要实验必须炸你才能成功。

    解说：一天，刘鼎正在拆卸哑弹上的雷管时“轰”的一声，刘鼎身后的炮弹爆炸了，刘鼎的腿被炸伤，弹片嵌进了肉里。

    刘文山：没麻药怎么办啊，那只能嘴里头含着个棍子，旁边人把着点手，别这个一开刀的时候、动手术的时候一挣巴不行了，是吧。

    解说：由于刘鼎曾读过苏联的《迫击炮学》，对于迫击炮的原理、构造和性能略知一二，他带领几名老工人亲自画图设计，利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车床和简易工具，经过几个月的摸索试验，终于造出了三门35毫米口径的小迫击炮。

    刘文石：炮弹做出来了也没人会用这个炮，结果就是我爸还要培养培训他们组织一个炮兵小队，培训他们这个炮兵小队来打敌人的碉堡，结果第一次就很成功，就是从碉堡那个抢眼里边就打进去了，这个碉堡就解决了，所以这样作为反围剿才有了比较先进的武器。

    解说：虽然刘鼎造出了红军历史上的第一门炮，然而与国民党军队巨大的实力差距仍然摆在红军领导人的面前。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共中央做出长征的决定，中央红军撤走远去，闽浙赣苏区的形势更加险恶，苏区中心葛源于11月下旬失陷，在方志敏的率领下红十军团仍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继续向皖南地区挺进，牵制东南方面敌军掩护中央红军西进，刘鼎带领一小队民兵在仙霞岭一代辗转游击继续作战，然而随着兵力和弹药补给越来越困难，1935年1月，方志敏战败被俘，四个多月后刘鼎也在一次搜山后被俘。

    刘文石：被捕以后就是你说你是干什么的，我爸就说我只是一个技工，我是干活的，就想减轻对他的看管，说你技工你会干什么，我们的汽车坏了你会修吗？我们这个收音机不行了你会修吗？我会修，结果收音机也给他修响了，汽车也给修好了，所以就赢得了敌人的信任，就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所以就经常有条件，修车修好了出去试一试，头一次监管都看着很严，逐渐你过几次就不那么严了，最后能派他出去买菜，所以利用这种机会他就逃脱就跑了。

    解说：1935年秋天，刘鼎只身从国民党的俘虏营中逃出来到了上海，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帮助下刘鼎躲进了宋庆龄家中，1936年3月，共产党员董健吾找到了刘鼎，他告诉刘鼎张学良对联共颇感兴趣，希望请一位共产党员到西安去留在他身边工作，宋庆龄推荐了刘鼎，但是刘鼎在去与不去之间犹豫万分。

    刘文山：当时我父亲是从江西那个俘虏营里逃出来的，自己本身就是通缉犯，还去做这个剿共司令的工作去当说客去，这不是自己往虎嘴里送食嘛。我父亲有一种想法，就算是往虎口里头送食哪怕是虎口拔牙，我也应该去冒这个险去试一试，等于是国难当头，日寇侵略咱们国家，匹夫都有责任，何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呢。

    解说：3月下旬的一天刘鼎从上海乘车前往西安，临行前史沫莱特将搞到的一大瓶乙醚交给刘鼎，托他将这瓶药送给红军伤员治伤。

    情景再现

    张学良：刘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刘鼎：张先生请讲。

    张学良：你们共产党人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可你们知不知道我张某人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决不可落后于人。

    刘鼎：先生国恨家仇系于一身，当然不甘心丢掉家乡东北，明白人肯定都会理解先生的苦衷，使先生蒙羞的不是别人，唯独于蒋介石先生的不抵抗政策。

    张学良：先生的谈话倒是很坦诚，你是我请来的客人今天就住在我这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们慢慢说。

    刘文石：在去之前我爸爸也做了功课，就是了解张学良的情况，了解他去到意大利，又东北军这个跟红军在陕北作战的情况都做了大量的了解，张学良典型的军人，很直爽、很豪爽，所以就是跟他谈话不是见面就随便谈的，都是有的放矢的，所以说就能够打动张学良的心。

    解说：几天之后，张学良偕同刘鼎飞往陕北洛川，张学良此次到洛川对外号称“督师剿共”，实则确是为了摆脱西安的“耳目”与琐事，在洛川张学良把刘鼎待为上宾，大到国家前途抗日战略，小到恋爱婚姻生活轶事都无所不谈，而刘鼎也时而为张学良解答他有关中共的一切疑问，多年以后刘鼎还对当时的谈话记忆犹深，张学良问共产党人搞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为什么今天还要爱国、还要抗日，是不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刘鼎说，共产党人不仅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没有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就没有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的翻身解放，张学良听了深以为然。

    刘文石：一谈就是十几天就不间断地，就是说这一顿饭撤下来下一顿饭又上来，就这么谈，谈了十几天，因为当时我父亲讲话的水平比较高，张学良就猜可能是王稼祥，说这个你不管你叫什么名字都是编的名字，他认为是高级领导。

    解说：刘鼎与张学良在洛川长谈期间，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送来一封密电，密电是以毛泽东、彭德怀名义致张学良的电报，电文中与张学良约定在肤施举行会谈，共商救国大计，4月9日傍晚刘鼎随张学良从洛川飞往肤施，在那里他即将见到自己30年代在上海特科工作时的领导周恩来。刘鼎1902年1月8日生于四川南溪，1924年赴德国学习机械制造，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刘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工程，毕业后留校任教兼当翻译，1929年刘鼎奉调回国进入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

    刘文山：他说有一次我们要去执行任务没有枪，我知道有一个警察经常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巡逻，傍晚的时候我就拿着笤埽疙瘩，我爸爸自己拿着笤埽疙瘩协同两个同事一块儿，在黑暗的地方憋住了一个警察，拿着笤埽疙瘩照着后腰一顶说不许动，你举起手来，少啰嗦，敢出声就打死你，警察马上就把手举起来了，说好说，咱们有什么事好说，这时候他刚刚把手举起来我爸就把他枪就卸掉了，我说你是不是要杀这个人？他说不杀他，不杀他，只是为了借他的枪用一用，后来马上就说你也别报告去，你报告没有什么你好处，只不过借你的家伙用一用，明天这时候你过来我给你，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他呢？就让他不要声张，不让他出什么事情，下回我们仍然是，仍然可以做这方面的交易。

    解说：1931年，由于原中央特克负责人顾顺章变节，中共地下组织损失惨重，几个月后刘鼎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为了保护前来与他接头的人而被捕，一天在监狱中，顾顺章出现在了刘鼎面前。

    唐雷（刘鼎儿媳）：就跟刘鼎说，说你看你这也被抓了，说你就赶紧的把这个地下组织就都交代清楚吧，留条命吧，后来刘鼎就很机智，他就分析顾顺章并不了解他的这个工作情况，所以就对这个顾顺章说，说你看你是我们的头儿，你都被抓了，我们还有什么事好干，说我天天都在家里呆着，哪儿也不去，说是这个什么也没干，这顾顺章因为已经给国民党吹了牛了说他是那个地下特科的最高领导，他能就是所有的情况他都了解，所以刘鼎一说这个话他非常得意，他就跟这个监狱的这些头子吧就说了他没问题，我替他打保票。

    解说：刘鼎被捕后，中央特科便开始着手营救措施，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曾派人借探监之名通知刘鼎，你可争取早日出狱，在不妨害党的威望和利益的条件下尽可能设法应付。

    刘文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我父亲，说你在监狱里头可以如果能写个什么自首书就能放出来的话那么就可以写，党也没有什么损失，你也没供出哪个同志，就说我答应不为共产党做事了，以后不干了。

    解说：刘鼎假意自首，这才获释出狱，然而此段经历在文革中亦成了刘鼎的历史问题之一。  会谈在只有张学良、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王以哲五个人的情况下展开，双方商定会谈的内容包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中共方面原本估计双方可能会在协商中出现争议，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却表示全部同意，具体问题上张亦大方主动，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料。

    刘文石：就是说毛主席说了这个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功在哪儿，重要的决策就是张学良，而那个启发张学良起了这个重要决定的思想转变是我父亲刘鼎。

    解说：会谈后刘鼎从他的手提箱里拿出了一个大瓶子，对周恩来说这是一瓶乙醚，是在上海的史沫特莱送给红军的。

    刘文石：交给总理的时候总理还批评我爸，你把这瓶麻药带到了张学良的飞机上这个非常不安全，但是同时又表扬我爸这瓶麻药对红军又非常重要，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没有麻药就忍着做手术。

    解说：刘鼎还和李克农约定了两套电报密码，以备单日和双日交替使用，并且约定电报涉及的重要人物都用代号，周恩来是A555，毛泽东是A666，张学良是A777，蒋介石代号则是大老板。5月3日，刘鼎和张学良一同乘飞机飞回西安。

    刘文石：只有起飞降落的时候用飞行员驾驶，因为那个是最需要技术的时候，飞到天上去了都是张学良开，他起来以后说刘先生你会开飞机吗？你也来开，正好我爸在苏联也学过这些驾驶，驾驶汽车、坦克、飞机，所以就是张学良开一段，我爸开一段，所以他们俩在天上玩得挺开心。

    解说：抵达西安的当天刘鼎住进了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成为了这位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座上客。1936年5月，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收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电报中写道：“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重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我想她如此徘徊，究竟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这封奇怪电报的发信人正是深得张学良信任的刘鼎，信中的，她，暗指张学良。刘鼎发现此时的张学良在反蒋问题上心理矛盾、犹豫不决，所以建议中共方面能够派人再来与他谈一谈，由于周恩来留得胡子很长，李克农带深度近视眼镜，所以信中所提的胡子和瞎子即是周恩来和李克农。

    刘文石：这都是东北军的情况，张学良的情况，为什么密电呢？就是又怕这个国民党截获对张学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所以就都是暗语。

    解说：1936年4月到5月一个月间，刘鼎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四封类似的电报，电文中详细汇报了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以及他从张学良处得知的重要消息，并且还说他发现张有不小的计划。然而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张学良曾与刘鼎事先商量过捉蒋的信息。更有西安事变研究者认为，对于西安城里紧锣密鼓的秘密酝酿着的军事政变活动刘鼎几乎毫无察觉，那么为什么张学良不将这一行动的设想通知刘鼎，与之相商，在事变发生前的几天时间里张学良一次也没有找过刘鼎，刘鼎虽仍有四五封电报给中共中央，但全都是间接得到的一般情报。  刘文石：就是说当时抓蒋我父亲不知道，他（张学良）也怕我父亲知道，因为我父亲知道马上就向中央汇报，他怕因为他干这件事他先斩后奏，就先干完了才告诉我爸，我爸才通知才发电报给中央。

    解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兵谏之前张学良除与杨虎城商议外并未透露任何消息给中共，直至部署全部妥当张学良才将决定告诉刘鼎，并要刘鼎立刻给中共发电，请中共准备配合，事后刘鼎回忆说，此前张学良担心发出这样的电报被破译，所以在行动开始后才通报，12日凌晨5时刘鼎向中共中央发电，电称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

    刘文石：因为当时一炸（国民党飞机向西安城扔炸弹）都停电，西安城停电，赶紧又去买电池，买了电池，因为当时的那些那个电台都是电子管工作的。

    解说：事变当天，第一封通报事变的电报经由刘鼎之手，由西安发向了中共中央。12月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中共方面则由周恩来以第三方调停者的身份出席，24日蒋介石口头答应了，张学良提出的中央军撤出西北召开国民大会，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要求，一天之后在没有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张学良登上了送蒋回南京的飞机，也踏上了被软禁半生的道路，张学良和刘鼎这对至交好友从此一别，再未见过。

    摘登如皋蒋文祥之文章

    《张学良的人际世界》系列之——张学良与中共要人
    台前幕后皆英雄——张学良与刘鼎

    如果我们把张学良比作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台前英雄，那么，中共常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可以算是这幕历史剧的幕后英雄。

    一、（略）

    二、1936年3月21日，张学良与刘鼎首次见面，便向刘鼎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第二天，刘鼎对张所提三个问题的入情入理的精辟分析，令张学良不由得衷心佩服：“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
1936年3月21日，刘鼎在赵毅引领下，来到玄风桥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与张学良见面。肃立门前迎候的张学良立刻上前，紧紧握住刘鼎的手说：“刘先生，一路上辛苦了，请！”刘鼎爽快地回答：“感谢将军派人专程接我。能与将军见面，十分荣幸！”说完，与张学良并肩走进客厅。

    落座后，待副官、侍卫退下，张学良彬彬有礼地说：“刘先生到来，我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热烈欢迎！”刘鼎微笑着对张学良说：“将军对中共和红军有什么意见？请讲，我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

    张学良语气凝重地说：“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请教。”他似乎要拉开架势测试测试这位新来的中共代表的水平。张学良呷了口茶，将茶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说：“我张某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决不后人！可是，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是卖国投降。” 张学良伸出两根指头愤愤地说：“第二，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刘鼎耐心地听下去，没有插话。张学良犀利的目光盯着始终微笑的刘鼎，似乎很委屈地继续说：“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样的厉害？”

    刘鼎彬彬有礼地说：“将军所提三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明天回答你，好吗？”张学良就坡下驴、顺势下台阶，缓缓地说：“好，明天听听刘先生的高见。”

    第二天，刘鼎如约来到张公馆，张学良早已在此恭候。两人相对坐下，刘鼎单刀直入地说：“将军昨天提出的三个问题，我先概要地回答。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讨论。”“好，请讲。”张学良做好洗耳恭听的姿态。

    “将军身为党国要员，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从‘九一八事变’起你就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全东北。你作为东北军最高司令官，怎么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共产党怎么能置身事外？！”张学良沉浸在深深的反省中。

    刘鼎继续说：“中东路事件，首由东北当局挑起，继而派兵进攻苏联领土，同时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苏联红军自卫反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对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张学良没有申辩。

    刘鼎喝了口茶，向张学良靠了靠说：“东北军在蒋介石指令下，先在鄂豫皖、后在陕甘宁为蒋介石卖命，‘围剿’红军，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到底谁厉害？将军心里是有数的。”停了停，刘鼎尖锐地指出：“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与红军作战，是借刀杀人！使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渔人得利——以达到削弱东北军，排斥和消灭红军，破坏抗日之目的。”刘鼎入情入理的精辟分析，令张学良口服心服。

    最后，刘鼎语重心长地说：“东北军要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夙愿，惟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这样做才可以洗去将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才不负三千万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才是明智之举！到那时，抗战成功，将军必定名列史册首页也。”

    对眼前这位共产党人的胆略和见地，张学良不由得衷心佩服：“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

    刘鼎朗声大笑：“将军过奖了！既然同意我的看法，可否送我去苏区？”“刘先生，我们先到洛川住几天，再送你去，行吗？我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和你谈呢！”看着刘鼎疑惑不解的样子，张学良向他解释说：“本月初，我与李克农会谈时约定，不久将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到时候你不就和周恩来见面了吗？”说完，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
当天下午，张学良偕刘鼎同机飞抵洛川。洛川，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军部驻扎所在地。在洛川，张学良设有临时行辕。

    三、1936年3月下旬，在洛川，张学良与刘鼎朝夕相处，畅所欲言。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与周恩来、李克农举行延安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握手时说：“我这里有位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

    1936年3月下旬，在洛川，暂时摆脱了外界干扰的张学良，与刘鼎朝夕相处。他们促膝而谈，畅所欲言。从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话题谈起，毫无拘束，也无顾虑。刘鼎向张学良介绍了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情况。张学良也向刘鼎谈到东北沦陷和南京政府的内部分歧、欧洲的女权运动等情况。他们还谈及各自的经历、恋爱、婚姻、家庭„„ 越谈，他们心地越坦诚；越谈，他们兴致越浓厚。

    从谈话中，张学良了解到刘鼎的部分人生经历，知道他曾经在德国柏林和苏联莫斯科留学，是阅历丰富的饱学之士，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共产党人中的佼佼者。刘鼎也深知张学良并非一介武夫和花花公子，他读过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等马列著作。在交谈中，刘鼎总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效果，解除张学良思想上的困惑与疑虑，促成他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最后抉择，为他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奠定思想基础。通过交谈，张学良对刘鼎更加信赖、尊敬和钦佩。他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介绍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张学良还对随伺左右、接受培养考察的两个师长说：“刘先生有教养，知识渊博，胸怀宽广，要多向他学习。”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偕王以哲、刘鼎飞抵延安。当晚，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便与周恩来、李克农举行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握手时说：“我这里有位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不由得一愣，见面却哈哈大笑说：“原来是你，起了这个名字。想不到在这里见面啊！”刘鼎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和兴奋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

    晚上18时，会谈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小楼里举行，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会谈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派代表、通商合作、培训干部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刘鼎，作为双方的会谈代表为这次会谈取得成功而十分兴奋；作为失散离队的党员为能与中央领导人久别重逢重新归队而感到欢欣鼓舞。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对刘鼎说：“会谈出人意料的好，这是你对张学良做工作的功劳啊！”周恩来托刘鼎转交致张学良的答谢信。信中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读到此处，情不自禁地对刘鼎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我想的要好得多！周先生是这样的好朋友，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除了我许多疑虑，要是能早日见到他该多好哇！”

    4月10日下午，刘鼎随周恩来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4月13日，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正式代表，具体负责中央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沟通联络，继续做好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工作。

    行前，周恩来对刘鼎说：“中央这次正式派你去当代表，这对我们党和军队都很重要。你与张学良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这种关系。要真诚地帮助张学良培养干部，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你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临走，周恩来还特别吩咐刘鼎：“你去后和中央的联系一定要勤。”刘鼎坚定地表示：“请党中央放心，我一定做好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联共抗日的工作。”

    四、1936年4月下旬，刘鼎在洛川期间，根据周恩来“和中央的联系一定要勤”的指示，接连给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发去四封密信，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向中央报告。

    1936年4月26日，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的当晚，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周恩来给张的信中着重提到：“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刘鼎重新回到张学良身边，张学良格外高兴和热情。他说：“我估计你会回来的。好哇，你不再是客人了，就是我的助手，这要感谢周先生呀！”张学良拉过刘鼎并肩坐下说：“你名义上是李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副官。你要多多帮助我！”这以后，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副官，以“刘秘书”的公开名义在东北军开展活动。

    当天晚上，两人随即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就在这次长谈的第二天，刘鼎给陕北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即密信中所称的“浓可”）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即密信中的“伯父大人”）写了第一封密信。他在信中写道：

    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

    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

    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开始用“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其余有亲戚开店的事，当然也让他们开了。杨先生出门读书，限于时间，现在彼地还没有回信，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他只等我的信吧。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我送给你吧，烟枪要你自己设法，等老头儿自己出一次，有希望要一根新的（晋货），老头儿也要这套家伙呢。一个即可，训练团两星期后开学，将公开以抗日为精神，大约办几届。二十九日，大老板将派人马来陕，老头儿将拒绝之。

    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地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如何训练这些个团；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

    弟择生上言 1936年4月27日

    从刘鼎这封多用隐语写成、让人难以一眼看懂的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跃跃欲试的抗日激情。刘鼎在密信中以“老头子”为代号暗示张学良，以“我们家”来暗喻整个东北军。“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刘鼎的意思是，此前他和许多人一样，都关心张学良是否会有立竿见影的抗日行动，而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以后，26日夜里与张学良的一席谈话，让他顿时感到振奋。因为张学良急于和中共联合并有一个“不小的计划”，在刘鼎看来这不仅是“事情出乎意外”，而且张学良即将实施的“计划”，至少在刘鼎看来是“一日千里”的剧变。

    至于张学良的“计划”，刘鼎将它形象化地加以比喻，他称张氏的“计划”为“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刘鼎用一幢“房子”来暗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不可不称其奇妙。而他称张学良要把“靠他住的这边”的“大房屋的一角”完全拿过来，显然系指张学良要把陕北地区彻底变成民主抗日的阵营或根据地。说到“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是指东北军中的骨干分子，不要忘记那时张学良为了积蓄抗日的实力，正在距西安不远的地方——长安县王曲镇，紧张地训练着东北军内部的精悍力量。

    为了让中央更加理解张学良，刘鼎在第一封密信发出两天后，在洛川再次通过秘密渠道寄出了第二封信。刘鼎说：

    病是很重的，已经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

    这枝节之病，医生说可即到制止，彼前来诊知。

    此间我当然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一般来说，他总算有心望好，他一方面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同时，他也不愿□□□□有皇地的生急。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

    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

    我已提出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警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付明日之遭遇吗？我提出姑且先以一月为期，一方面保持旧病状态，不使加剧；另一方面把一切后事之准备赶紧地先告一段落；如此，才进可以不畏一切，不进也可再作深切之筹备。彼不以为然，不过，唯一月之期，伊则尚未敢定，而加速一切动作已成议。

    刘鼎信中所说“病是很重的”，应指当时东北军内部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形势。而称“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可以肯定刘鼎对西安军事的紧张形势已有所了解，并非来自于张学良，而“来人”很可能是东北军方面的中共地下党人。刘鼎所说的“枝节之病”并且“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甚至“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这种来自东北军中下层官兵的极端厌战情绪，已非张学良所能控制。所以刘鼎认为如果这种“枝节之病”不能早日医治，很可能会坏了大事。

    面对东北军部分人的急躁厌战情绪，刘鼎准备“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他认为张学良对这种不安定的军内状况“总算有心望好”，这是因为张学良“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也就是因“九一八”事变逃亡关内的东北军旧部将士，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就盲目地杀回东北去。这就是刘鼎暗喻的“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当时“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更为重要的是，张学良“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刘鼎的这封密信既向中央报告了东北军当时的形势，同时也分析了张学良在动荡的东北军中可能采取的应急手段。应该说刘鼎这封信是他长期观察和了解东北军后才作出的理智判断。

    刘鼎说：“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对中共的一次郑重表态，也是他和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对一个重要“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而张氏所谓的“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恰好与历史上将要发生的西安事变时间极相接近。不能不说刘鼎已经在事前获悉了张学良“要干就干到底”的“计划”！只是他当时还无法了解这一“计划”的详细内容。

    刘鼎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明，他对张学良延安会谈后的急剧变化感到是“一日千里”的速度，简直让他无法想象。这次张氏又提出“半年工夫”“大事可济”，刘鼎仍然感到“时间太危急了”。

    1936年5月1日，刘鼎在洛川接到陕北来信后，当日又化名“择生”，写了一封密信，寄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在信中写道：

    你三十日来信，关大五台事，顶糟了，看不明白。如果你不懂得大五台，双台何意，请问王先生，他同我约的名目，八月公开。

    CSR有人说听不见，大概同大的一个毛病，也须得要他们麻烦一下，多搬运番吧。少坤不管他人事，大概另行找一找新闻而已，我想他数目，内可开开。

    孙明哲的老弟（十八九岁），初中将毕业，想到我家来读书，我答应以或送到我家或送到孩子处（M）均可，你以为如何？

    无生好像一个混蛋皇帝，被一个何凤□他的狗熊，他做了傀儡，何先生大出其风头，原来的一般文化学士大受其贬责，损失还不小。我看，他吃不开。他时常大吹牛，自称当部长、中委，事情弄僵了，他反而说反动的太多了。

    刘鼎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多为暗语。所谓“大五台”和“双台”，均系东北军与中共新设电台代号。“王先生”为时任中共中央机要机关的负责人王铮，刘鼎在延安期间，曾就东北军设立秘密电台事，与王铮有过具体的商洽，并且商定所有电台呼号等，需要在当年8月才能使用。而“大五台”则为东北军的电台，当时为王以哲部所辖，中共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一般要通过“大五台”，然后再转张学良亲阅。至于信中所说的“CSR”，应为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和红军传媒的代称，“孙明哲的老弟”，应为东北军将领的子弟，希望投奔抗日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学校继续读书。至于信下面所说的事情，似乎与张学良及东北军无关。

    刘鼎发出这封信的翌日，又从洛川再次发出一封信，也是他在追随张学良返回西安之前给中央写的最后一封密信。刘鼎在这封信中说：

    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是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现在已经变到这样，所谓舍不得旧，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不过她自己已经觉到了少许，恐事不由人愿。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做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徘徊是损失。

    她……拟于最近的将来送我到省城她家中住。

    我想她如此徘徊，究竟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不过她现在为了这矛盾连八字先生都有些难见，终于她是想算一算，这问题留后决吧。

    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

    刘鼎的第四封信仍像第一次写信时那样，语言多隐晦难懂。他仍然担心此信在传送途中发生意外的丢失，所以还是以家中人、家中事的书写方法，尽量把这封重要的情报信变成一封在外人眼里纯属私人的家书。这样刘鼎便将张学良故意写成了“她”。不过刘鼎报告的却是张学良让人忧虑的新变化。

    刘鼎回到洛川后的第一封信，是以欣喜的语气来描述肤施会晤后张氏恨不得马上高举抗日义旗的言行，然而事情仅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亢奋过后又出现了让刘鼎堪忧的徘徊。这就是此信中首次出现的“歧路”和张学良“恋新又舍不得旧”等语的来由。张氏“恋新”当然系指与中共的联合已初见成效；“舍不得旧”则是指张在决定自己作出惊天之举之后，无疑他将要面临和蒋介石分道扬镳的严峻现实。不过，张学良纵有一腔抗日的热血，但他毕竟和蒋介石是有着契兄契弟的前缘，轻易忘掉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鼎虽然承认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抗日这一原则问题上，思想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但是他仍然表示：“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刘鼎在密信中还分析了张的复杂心境，他认为张学良不会马上与蒋决裂的主因，是张学良“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这里所说的“钱财”，可理解为张氏想从南京索要到最后一笔东北军的军饷，以此来应付重大的军事嬗变。

    尽管张学良仍然处于彷徨的状态，不过刘鼎坚定地认为，“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当年11月张学良很可能举事，此乃刘鼎回到洛川面见张学良后便有的直观判断。直至后来果有西安事变之发生，更加证明刘鼎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信的末尾，刘鼎对张学良“不私有”、“大且伟矣”的高度评价也是十分准确的！

    五、1936年5月以后，刘鼎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开展了帮助张学良建立军官训练团、开办学兵队、建立军中同志会、创办《文化周刊》、促进东北军与红军合作以及劝说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6年5月上旬，刘鼎回到西安以后，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开展了帮助张学良建立军官训练团、开办学兵队、建立军中同志会、创办《文化周刊》、促进东北军与红军合作、劝说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为陕甘宁苏区建立交通线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做好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工作，刘鼎深入东北军官兵中谈心交心，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深入调查了解东北军的历史和现状。根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真正的爱国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的方针，大胆细致地展开工作。

    帮助张学良建立军官训练团。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张学良决定举办军官训练团，旨在提高军政素质，为抗日做准备。在筹办过程中，张学良就训练内容等征求刘鼎的意见，刘鼎诚恳地对张学良说：“训练团应以政治教育为主，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结合学习中外各国的革命经验；以军事训练为辅，着重学习部队组织管理，也要学习游击战术；训练团内部要实行官兵平等，严格纪律。”张学良采纳了刘鼎的这些意见，并亲自担任军官训练团团长，住在团部驻地王曲镇附近的太师洞。张学良常给学员讲课，还参加学员讨论会，与学员同桌吃饭，同唱救亡歌曲„„ 第一期训练班开学后的第5天，张学良对学员作了《中国出路惟有抗日》的演讲，公开表明了东北军抗日的决心。

    建议开办学兵队。为充实东北军抗日新生力量，刘鼎向张学良建议吸收抗日青年充实东北军。刘鼎将开办学兵队的方案及招生事宜报告党中央后，中央责成北方局负责招生事宜。不久，大批“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北平的进步师生来到西安。第一期400多名生气勃勃的爱国青年，进入由营长孙铭九兼队长、刘鼎负责政治工作的学兵队学习。西安事变后，学兵队中的不少学员转到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

    建立军中同志会。为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刘鼎还通过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刘鼎拟制了章程，经讨论修改后进行秘密宣传和筹备，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15名志愿入会者于9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会。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在军中发展会员70多人，形成核心骨干。

    创办《文化周刊》。为宣传抗日，张学良托刘鼎物色编辑人员创办《文化周刊》。恰逢上海左翼作家吴奚如来到西安，刘鼎征得周恩来同意，把吴奚如举荐给张学良作《文化周刊》编辑。刊物很快就成为西北地区的畅销读物，而且加强了在东北军中的抗日宣传力度，倍受张学良赞赏。

    促进东北军与红军合作。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结束时，曾私人赠送两万银元给周恩来以帮助困难中的红军。事后觉得自己太小气，又送去20万元法币。当年10月，当他得知边区经济困难，张学良又拨款5万元交由宋庆龄转给苏区。11月，前来与张学良会谈的叶剑英返回苏区时，张学良又送了10万元。叶剑英高兴地说：“将军真是雪中送炭啊！”红军二、四方面军转移来到陇东缺少冬衣，张学良专门为红军赶制了1万套棉衣送来。张学良和东北军对苏区和红军的接济，刘鼎从中斡旋，做了不少工作。

    劝说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1936年7月初的一天，住在军官训练团驻地王曲太师洞的张学良突然用电话把刘鼎请去，心绪烦乱地对刘说：“我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我想了好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是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贵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报告，我立即用飞机送你到延安，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尽快告诉我结果。”刘鼎一时摸不着头脑，问张究竟怎么回事？张学良说：“这几天我翻来覆去地考虑，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蝎还毒的中央军，在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块。倒不如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这样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毛泽东先生素未谋面，但和周恩来先生谈过，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可为。”张又说：“劝蒋团结抗日的事，原来我想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阴险毒辣，跟着他难得好果子吃。还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上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将更有力。”刘鼎虽然知道张学良不满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削弱，但并没有料到张学良会忽然提出和蒋分手，因而不免感到突兀。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他只能如实向中共中央报告。7月5日，刘鼎乘坐张学良亲自驾驶的飞机到达延安，然后步行80里前往安塞。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已在那里等候。原来中共中央接到刘鼎电报时，以为张学良要有什么重大举动，所以在保安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一起来到安塞。毛泽东在听取了刘鼎的汇报后，讲了如下一段话：“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浓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与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多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的重心在逼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要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毛泽东还单独找刘鼎谈话，指示他说：“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是像在上海那样工作，收集点情报，而且要做张学良本人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轻，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呀！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 刘鼎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转达给张学良，张学良接受了这些意见。

    为陕甘宁苏区建立交通线。刘鼎利用自己在西安、在东北军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建立起由西安至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刘鼎设法购置了一辆大轿车，把张学良援助红军的物资和为苏区采购的药品以及医疗器械等源源不断运送到苏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叶剑英、潘汉年、邓发等，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等，都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平安地进出苏区的。刘鼎还在西安租下七贤庄一号，建立起中共交通站。为掩人耳目，他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作医师，由邓中夏的夫人夏明以护士的名义开设牙科诊疗所，以诊疗所名义接受由史沫特莱等人在上海购买的大批药械，安全运抵苏区。刘鼎还根据周恩来“你去后和中央的联系要勤”的嘱咐，将李克农给的电台带回，并调来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涂作潮，让他在诊疗所地下室安装了大功率电台。电台可将中央在保安发布的消息转播到全国各地，甚至覆盖苏联远东以及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和南亚地区。这个诊疗所的开设，为后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六、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让刘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并派刘鼎代表他前往延安迎接周恩来一行。在协助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既要代为张学良起草有关文电，又要为中共代表团拍发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

    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在杨虎城新城大楼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临潼捉蒋的军事行动后，回到张公馆已是12日凌晨了。张学良立即派人把刘鼎叫来，郑重地把捉蒋的决定告诉他，要他马上电告中共中央。

    12月12日凌晨2时许，刘鼎用设在张学良公馆的电台，向党中央发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的第一份电报。

    当张学良卫队营孙铭九营长率兵冲进华清池，在骊山捉到蒋介石后，张学良让刘鼎再次代表他拟写了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电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电文当即由刘鼎发往陕北。

    应张学良之邀，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一行于12月17日由延安启程赶赴西安，张学良委托刘鼎乘他的专机代表他前往延安迎接。在飞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事变发生以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南京宋美龄派端纳来探查、斡旋的情况，东北军、西北军内部杀蒋、放蒋两派的争执，张学良、杨虎城盼望中共来人协助处理事变的焦急心情等。这些重要情况，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中共代表团。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既要当好代表，又要担负联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等艰巨、繁重的工作；既要代为张学良起草有关文电，又要为中共代表团拍发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的电报。为协助周恩来善始善终地处理好有关事宜，他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摒弃前嫌，对西安事变坚持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
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内部矛盾急剧恶化。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内主战的少壮派杀害了主和的元老派将领王以哲。周恩来闻讯立即同刘鼎到王以哲家中吊唁，王以哲的家属及东北军将士深受感动，从而消除了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误解。

    2月3日，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遇害，自动撤出对中央军的防御阵地而开回临潼，声言“誓为王以哲军长报仇！”为避免东北军内部的互相残杀，刘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前往该部，采取果断措施，将孙铭九等九人送往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驻地保护起来。

    1937年3月，刘鼎回到延安。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30 09: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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