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家毛泽东与抗日战争胜利（二）
2016-12-30 10:13:15  来源：新华网 作者：李洪峰  点击：  复制链接

　　二、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绘就了中国必胜的恢弘图卷

　　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持久战战略思想、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作用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抗日战争的空间展开，主要表现为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它的时间展开，主要表现为持久战。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深刻分析中国形势和世界局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先是用之于中国革命，继而用之于抗日战争，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

　　毛泽东全面而深入地阐述持久战战略思想的著作是他的《论持久战》。这是一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性著作，也是一部从战略上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反侵略战争问题的标志性著作，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战略学的代表作。这样的著作，在毛泽东之前没有，在毛泽东之后也没有。

　　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从这个核心问题出发，毛泽东首先分析和阐述了日本方面和中国方面的基本特点。

　　关于日本方面的主要特点。毛泽东认为，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关于中国方面的主要特点。毛泽东认为，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关于中日双方主要特点的分析，是《论持久战》全部著作立论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贯穿全部著作的主线。毛泽东之后的一系列分析和论证，都说明和证明了这些特点，而恰恰是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也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的分析是高瞻远瞩、目光远大的;又是确凿扎实、不容置疑的，充分反映了他的全局在胸和脚踏实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对中日双方基本国情和主要特点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毛泽东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战略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关于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核心。他指出，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战略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削弱、消耗敌人的力量，积累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认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之大城市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和威武雄壮的舞台上，充分展现了他革命家的英雄气概和广阔襟怀、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钢铁意志、理论家的宏大智慧和博大精深。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这三重身份、三重角色，在毛泽东身上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毛泽东又是伟大的诗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这是又一个层次的双重身份、双重角色，再加上战略思维、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同形象思维，这双重思维再一次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作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遗产和思想财富。作为诗人，毛泽东留下了一部《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雄视千古，独领风骚。毛泽东有些诗词，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卜算子·咏梅》、《七律·答友人》等，宛若“诗仙”;有些诗词，如《贺新郎·读史》、《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堪比“诗史”。作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毛泽东同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是如此的水乳交融、如此的浑然一体。我们读毛泽东著作，常常在脑海中浮现他伟大诗人的滚滚诗情;我们读毛泽东诗词，也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他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滔滔宏论。在现存的67首毛泽东诗词中，写战争题材的占三分之一，但没有一首是直接写抗日战争的。这似乎难以理解，但也容易理解。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他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是在战争的研究和指导上面。而这个时期又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展开的关键时期，是毛泽东理论著述最丰硕的时期。一部《毛泽东选集》，一半以上的篇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毛泽东的主要代表著作，也集中产生于这个时期。长征路上，戎马倥偬，没有办法写作，毛泽东以诗代文;延安时期，有了相对安定的时间写作，毛泽东以文代诗。只有诗文互补、诗文互证，才能读懂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论持久战》，是既可以把它当做战略著作来读，也可以把它当做战争史诗来读的。

　　《论持久战》树立了从实践中总结概括理论和运用理论指导推动实践的典范，从而成为一座巨大的理论丰碑。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真道理、大道理，也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并且充分发挥作用的大道理、真道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正确性，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科学预见。请看以下基本事实：

　　战略防御阶段，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火速向华北增兵，并于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随后调集30万人的兵力向冀、察、晋、绥、鲁、豫各省大举进攻。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投入兵力22万余人，企图迅速占领上海，进逼南京，并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国民党军当时约有200万人，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任务，先后组织实施了忻口、太原作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22次大规模会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作战的胜利。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以空间换时间，挫伤了敌军战略进攻的锐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共5万余人，担负了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主力兵团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取得了首战平型关等作战的胜利，并大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独特的敌后战场。八路军首先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的有利态势，之后以山区根据地为基地，进一步向冀、鲁、豫平原发展，完成了在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的战略展开;东北抗日联军有力地牵制了日本关东军。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和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阴谋。

　　战略相持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战线进一步延长，兵力更加不足，加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其构成威胁，不得不改变其对华的方针和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同时把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实行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长期战”的战略方针。

　　国民党营垒在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发生分裂，蒋介石领导集团对抗日产生动摇。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除少数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积极抵抗，抗击了日军的局部攻势，并组建中国远征军协同盟军作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损伤消耗外，大都连连失利，丧失了大片国土。1944年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国民党更是全线溃败。自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后，国共摩擦事件迭起，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1月，悍然制造了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的“皖南事变”。

　　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要求全党在战略相持阶段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在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关键时刻作出的高屋建瓴的战略分析，再一次表现了他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长达5年时间的战略相持阶段，经历了巩固发展、严重困难、恢复和再发展、发动局部攻势作战四个时期，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进一步巩固了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发展了新的抗日根据地，积蓄了力量，为转入反攻作了必要准备，创造了条件。

　　八路军1940年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是游击战争的进攻战役。在三个半月的作战中，八路军动员了几乎全部主力，毙伤日军二万余人，破坏铁路40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具有全国性的战略意义。

　　扫荡与反扫荡是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敌我战争的主要形式。日寇为巩固其占领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发动扫荡，其中万人至十万人规模的扫荡即达数十次之多，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顽强坚持长期抗战，敌后战场成了抗击侵华日军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的主战场。根据地军民经过无数次战斗，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

　　这期间，为坚持抗战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已变政治反共为军事反共、与日军构成夹击我军态势的严重局面，我军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有理、有力、有节原则，打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

　　战略反攻阶段，从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中国对日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从1943年7月开始，以华北敌后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为标志，八路军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根本转变。我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抓住有利时机，逐渐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的正规战过渡。通过连续发动五次攻势，并以有力一部转入外线作战，取得了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日伪军9万余人、攻击城镇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的重大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9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中心城市及交通线的战略包围。

　　1945年8月上旬，美军逼近日本本土并对广岛、长崎实施了原子弹袭击，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面临最后崩溃的形势。适应这一形势发展，我军在敌后战场发起全面反攻。从8月9日全面反攻开始到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我军解放了大片国土，控制了华北、华中地区绝大部分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冲，在华北、华中、华南以及东北造成了几块大的巩固区域，有了广大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支点，从而形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但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指令下，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而且蒋介石军队在美国支持下，由大后方向解放区进逼。毛泽东和我们党于是改变原定夺取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转向以控制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的方针，并确定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全部和向东北进军的战略部署。这些部署和行动为应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赢得了战略先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卷入这场战争。军队和民众伤亡人数超过1亿人，财产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14年时间里，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正式收复被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成果。中国抗日战争，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国际力量援助，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反法西斯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中国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制约了日本“北进”战略，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南进”战略，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有效地支援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牵制了日本的“西进”战略，打破了日德在中东会师的计划;牵制了日本的结盟战略，使日德意同盟有名无实，各自为战。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曾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进行的。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又准确地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略阶段，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略预见，绘就了中国必胜的恢弘图卷。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的战略预见何以如此准确，毛泽东的战略智慧从何而来?毛泽东曾经讲过，一个革命政党，要领导革命到胜利，有三个必要条件是缺一不可的。这就是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对实际运动的深入了解。只要我们学习和研究了毛泽东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理论，就会发现，这三个必要条件，在毛泽东那里，都达到了深知深解、炉火纯青甚至出神入化的程度。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钻研、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认识，都用过常人难以比拟的艰苦卓绝的功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战略智慧来源于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抱负，来源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大局全局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深刻洞察，来源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把握。

　　毛泽东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很远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还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留给我们的战略智慧和他的一些规律性认识，是需要我们世代倍加珍惜并时时注意学习的。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30 1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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