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起来讲,对于斯诺1939年的再访陕北时间,我们可以确认为9月下旬:到达的时间基本可以锁定为9月23日,而离开的时间虽无法核准,但也不可能逸出9月30日之后;斯诺再访陕北的时间最多可在八天之内,至于那些“十天”说、“十余天”说,则不准确了。
笔者也注意到,斯诺自己曾经说过:“我到延安时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斯诺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可后来的研究者都不认可当事人的说法。因为如果假定斯诺说法是准确的,那就是说,斯诺到达延安几天后或者至少五天后才与毛泽东见面。拖至这么长时间见面,这对毛泽东与斯诺的深厚交情而言,恐怕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只有斯诺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即与毛泽东见面,才能鲜明地体现毛泽东与斯诺的非同一般的深情厚谊。事实也果真如此,石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第二天一早出发,急速赶路,中午到达延安边区交际处。听到山下汽车声鸣,交际处长金城以及斯诺旧友马海德、诗人萧三、英文翻译等人都跑下山来,和斯诺拥抱、握手,以各种方式表达旧友重逢的喜悦,并告知斯诺,毛泽东确定第二天就接见他,使他异常兴奋。”(石峰:《忆1939年陪埃德加·斯诺二访延安》,《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第二天,毛泽东如期接见了斯诺。这一天,正是《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年谱》明确记录的“9月24日”。所以,斯诺自己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很可能是记忆失误所致。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有力佐证。《毛泽东年谱》记载:1939年9月2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各报纸杂志社同北路慰劳团等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140页。)这里所说的慰劳团,是指当时国民政府组织的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该团由国民党元老张继和高级将领贺衷寒将军率领,遍访各地前线,此刻刚到延安。斯诺当时说过:我一到延安之后,“就去那里参加欢迎中国作家和学生慰劳团的茶会。”(《斯诺文集》第3卷,第222页。)斯诺这里说的慰劳团,同毛泽东会见的北路慰劳团,实际上是一回事。但9月22日那天,毛泽东和斯诺肯定没有见面,如果见了面、谈了话,斯诺会说、会记录下来;《毛泽东年谱》按理也会有记载。这一天的座谈会,毛泽东在场,斯诺不在场,因为斯诺尚在赴延安路上,无法在场。9月23日中午,斯诺到达延安后,很可能马上就被马海德、萧三、黄华一帮朋友拉去参加了北路慰劳团茶会,斯诺还用较长篇幅记录了张继的热烈讲话,他写道:“张继一向是红色分子的死敌,现在却竭力主张党派合作。我看他是一个魁伟的灰色长发的人,有些象哲学家,当他作一次恳切的演说,盛赞八路军的努力和爱国时,贺衷寒很感到局促不安。”(《斯诺文集》第3卷,第223页。)这一天的茶会,斯诺在场,毛泽东不在场,毛泽东等待着第二天即9月24日见他。斯诺记录的他同毛泽东谈话中,其中提到毛泽东的一句话:“最近我碰到一个老国民党党员张继(他作为赴各战线慰问团的团员访问了延安)。他并不否认存在统一战线,也不否认存在共产党。”(《斯诺文集》第3卷,第385页。)这里所说的“最近”,应该就是指9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专门告诉斯诺这件事,恰好证明了斯诺没有出席过延安方面同北路慰劳团举行的座谈会。
总之,尽管斯诺本人也没有说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综合各方线索和各种文献,有逻辑地推理和有把握地判断出来:斯诺是1939年9月23日到达延安,开始了第二次陕北红区采访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斯诺离开延安的时间只能确定为9月30日前,但是具体哪一天则不能确定。
毛泽东的抗战判断与延安的抗战生态
虽然是同访陕北,1936年那次是在保安,1939年这次却是在延安。1936年6月,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正在休整;1939年9月,距离“七七事变”已有两年,中华民族正在全民奋起抗战,同时随着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斯诺兴冲冲地再访陕北。他肯定急不可待地想听毛泽东对时局的看法,想看延安的战时生态。
由于1939年9月下旬的再访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远不如1936年6月的首访耗时达四个月之久,故再访在广度和深度上均不及首访的效果优、影响大。虽然再访的成果远远赶不上首访的《红星照耀中国》厚厚一本书,但根据再访而写出的《为亚洲而战》中的延安章节,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重要价值和出彩亮点。斯诺以记者特有的细致眼光和客观立场,精准地描写了1939年9月延安的生动情景和鲜活的人物,它在当时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了毛泽东及中共的真实声音,宣传了中共抗战的正确主张;独特视角下的叙述,在不经意间转化成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让我们穿越岁月的烽火,挑选几组精彩镜头,回放当年的情形吧——
历史场景之一:毛泽东与斯诺的见面谈话。毫无疑问,再访毛泽东,是斯诺再赴陕北的首要目的。如前所述,毛泽东曾于9月24日与斯诺见面谈话。依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与斯诺还有一次见面谈话。按照《毛泽东年谱》提供的线索,估计应是于9月下旬,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那次。斯诺也有类似记载,他写道:到达延安见过毛泽东的“几天以后,当那在山西前线驻防两年的何柱国将军的军队通过边区时,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欢迎这个红军的死敌和他的官员,以及两位苏联顾问”。(《斯诺文集》第3卷,第224页。)宴会完后,毛泽东又陪同斯诺等人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面对两千人听众,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都依次发表了热烈的抗日演说。接着,晚会又演奏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型音乐史诗作品《黄河颂》。演出完后,毛泽东问斯诺:“你觉得怎么样?”斯诺说:“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毛泽东道:“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斯诺文集》第3卷,第227页。)很有可能的是,正是在这天的宴会和晚会期间,斯诺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或者说是对上次采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采访。
责任编辑:左晓 最后更新:2017-09-09 17: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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