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抗战中的两个战场
2017-12-26 15:16:24  来源：中老年时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的抗日战争，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呼应的局面，使侵华日军首尾不能相顾，拖住大量日军，消耗其军力和国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创造了重要条件。为创造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做出重大贡献者，首推毛泽东。

　　力主开辟敌后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此时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到底应该执行怎样的军事战略，从共产党高层到我军高级指挥员，还没有一个清醒认识和正确主张。毛泽东通盘考虑抗日战争全局，提出：我军只有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1937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要求他们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就红军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建议——抗日战争要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红军的作战主要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当时党内和军内大多数人、特别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对毛泽东的意见很不理解，认为国共合作，我军应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采取运动战方式，进行战役配合作战，与日军打几场大仗。在党内军内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这一关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前途和命运，同时也关系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召开。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会上，朱德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但同时也提出疑问：“不打大仗，国民党会怎么说?人民群众会怎么说?外界舆论会怎么说?”朱德的疑问，其实也代表了当时我军高级将领们的疑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的主张，虽然能够通过中央文件不断下达给各级部队和党委，但并未获得真正的理解，关于八路军的具体作战方针，究竟该以“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党内和军内仍然存在模糊认识。

　　1937年9月14日，林彪和聂荣臻率一一五师抵达原平车站进行战场勘察后，发现有一个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一场伏击日军战役的机会，随之电告八路军总部。毛泽东于9月16日致电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第二天，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发电，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但林、聂持不同意见。他们在电报中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敌情和地形，认定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主力是有把握打胜的，甚至设想此役可以抓到一些日军俘虏，说：“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当时中共中央的多数同志赞成林、聂的意见，特别是任弼时同志的态度更为坚决。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也同意打这场伏击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他同时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9月25日，林彪亲率一一五师将士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经6小时激战，取得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毁敌汽车1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然而，战斗打得极为惨烈，一一五师有800多人伤亡，伤亡的这些人，都是经过长征的能征惯战的老红军，是我军的精华。林彪本想此役能抓一些日军俘虏，可是日军宁可自杀也不投降，因此，此役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在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刻，部署在平型关以北的国民党军不但未主动配合，反而放走部分逃敌。国民党军队在平型关战役中的表现，让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联系此前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丢城失地的情况，看透了由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现实情况。林彪由此开始理解毛泽东关于八路军要深入敌后，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有远见的。不仅是林彪，八路军许多高级将领也从此役中体会到，还是毛泽东看得远，想得深，他们开始相信并执行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独立自主打游击战的军事战略。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化整为零，深入敌后，以打游击战为主，开辟敌后战场。

　　着手布局敌后战场

　　1938年2月下旬，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新的战略方针。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在武汉、徐州等地一旦失守的情况下，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八路军应该有足以影响全国抗日全局的动作。这个动作实质上就是：敌进我进，即在日军向我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我八路军也向敌后开进，在敌后建立更多的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会后，毛泽东即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由此构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由八路军控制的根据地相互呼应的抗日敌后战场格局。毛泽东对于创建敌后根据地极为重视，他特别嘱咐八路军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很快就在敌后创建了相互呼应并且对日军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构成侧面威胁的四大块根据地。表面上看，日军已经占领了山西全境，但八路军创建的根据地又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正如1938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的：“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两个战场格局使日军首尾难顾

　　形成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呼应的格局后，抗日战场就形成了五个事实：第一，中国军队可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配合作战，形成前后夹击日军之优势。第二，日军后方不稳，不敢集中更多兵力南下参加正面战场作战。第三，敌后战场上的游击战和破袭战使日军供给线不能畅通。第四，敌后战场上的大量日伪军被消灭，使日军不能建立稳固的汉奸政权。第五，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实行全民武装全民参战，真正形成了全民抗战局面。

　　特别是在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大溃败、丢失中国大部分领土的情况下，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38年初，八路军三大主力完全达到了在山西全境战略展开的目标，依托山区创建了相互呼应的四大块根据地之后，又逐渐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抗日战场。在华中，新四军各部于1938年4月由皖南和鄂豫皖边挺进华中敌后、大江南北，先后在苏南、皖中、豫皖苏边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仅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一年时间内，八路军、新四军即在敌后战场对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1938年敌后战场抗击日军兵力40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8%，抗击伪军7.8万人，达100%。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南、淮南、豫皖苏边等大小24块抗日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对日军形成了夹击之势，从而使日军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兵力愈加分散，迫使日军停止了战略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也在敌后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从出师抗日前线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1万余人，壮大了近4倍。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的敌后战场起到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独当一面的作用。1941年至1942年，敌后战场牵制日军侵华兵力70%左右约40余万人(不含东北)，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打退日军1322次“扫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支援了太平洋战场上美英军队的对日作战。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后解放区战场抗击占侵华日军的58%，约35万人，伪军的90%，约73.5万人。正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相持的斗争，如果解放区战场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时，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出现全线大溃败，又丢失了豫、湘、桂等省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开创的华中、华北、华南敌后战场军民普遍向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不断把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牵制了大量日军。日军不得不使用侵入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兵力，来对付在敌后不断袭击日军的共产党军队，守卫他们已经侵占的广大地方，这样，就极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两个战场的形成，使日军不得不分兵应付正面和敌后两方面的中国军队。在两个战场夹击下，中国在持久战中迟早会打败日军。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6 15: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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