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王明为何屡次顶撞毛泽东：太看重正面战场
2017-12-27 11:50:10  来源：凤凰网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本认为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口出狂言：攻占汉口，就能支配中国。

　　华中重镇武汉，成为中日战争的焦点，也成为国民政府与苏联军事合作的焦点。保卫武汉，意味着在中国的心脏地区展开大战，莫斯科希望中国拖住日本，减轻本国的军事压力。

　　武汉抗战期间，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由于战争极度紧张，第一笔贷款时，双方没有谈条件，签手续，打破了国际上的贷款惯例。苏联空军和陆上运输部队，将抗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坐镇武汉，对中国军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资支撑。

　　王明把保卫武汉看得极为重要。他认为：如果武汉失守了，即使中国还能坚持抗战，也会元气大伤，民族凝聚力会受到严重挫伤。

　　1938年3月22日，正值日军采取南北牵制，两翼包抄的战术，大举进攻武汉之际，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明确指示长江局，要把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准备游击战争上。要求安排学生、失业工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回到农村老家，在那里组织并领导游击战。在武汉的大部分干部，也要派往农村地区，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即使党的工作在武汉受到一些损失，也必须在所不惜，按这一指示办事。

　　毛泽东的电文，与王明的主张大相径庭，被王明置之脑后。

　　5月19日，徐州失守，武汉成为日军志在必得的囊中之物。毛泽东在半个月内一连五封急电，要求长江局部署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王明不以为然，他相信国民党不会丢弃武汉，相信国民党能在民众的协助下，会把武汉变成中国的马德里。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回忆：长江局成立后，河南省委属长江局领导。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准备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方面工作部署，并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这一部署，派专人去河南，说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

　　当时，武汉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很多，仅码头工人就有18万，武汉沦陷前返回农村的工人也多。如果按中央指示及时组织他们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可为。

　　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王明没有向有关省委传达，反而把保卫武汉作为现阶段的战略中心。按王明的说法，武汉失守将对国际国内局势产生极坏影响，守住武汉，对维持抗战以至最后的胜利，至关重要。他号召武汉人民，像马德里市民一样抵御兵临城下的侵略者，阻止日军的进攻步伐。

　　著名作家马识途回忆：“我听过王明的报告，他要我们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支持国民党抗日，大量的人要留下来，跟着退到大后方去，批评我们都想到农村去打游击。

　　1938年夏，中日战争如火如荼。战争向何处去，国内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楚。毛泽东登高望远，洞若观火。

　　自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在南部中国紧跟国民党保卫大武汉，毛泽东执着地将他的战略设想，在北部中国付诸实施。这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在延安下发的文件多半同北方局刘少奇一同署名，具体对北方局辖区行使指导权。

　　这年3月2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给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下达指示，要求培训游击干部骨干，主力适当分散，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两个连为基础，补充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组建新的支队。毛泽东不再将游击战争停留在争论上，而是将它组织实施。

　　华北大地上，各种各样的支队、游击队、武工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毛泽东并不满足以山地为基础的游击战争形态，他的思路由山地转入平原。他致电一二九师主要负责人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面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发展抗日战争，坚持平原地区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发出这一指示时，毛泽东经过了长时间考虑。最早，刘少奇根据华北地区山地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向毛泽东提出了适当时候，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1938年初，聂荣臻电告延安，开展游击战争，光靠山不行，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多一些，但人民群众比山可靠。此后，徐向前针对“人山”观点加以补充：“假若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这样的山好!”

　　前线将领一封封较为成熟的电报，证明毛泽东山地游击战争思想开始成熟，中共武装力量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延伸。

　　点燃了北方全面抗战的烽火，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南方游击战争的指导。5月4日，他给新四军负责人项英发出指示，告知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并充分注意指挥机动灵活，也能克服困难。

　　毛泽东的战略主张逐渐为军队指挥员广泛认同。

　　抗战开始十个月中，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论调。亲日派汪精卫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当英美两国援助不到、军队节节败退时，也叫嚷“亡国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们又叫喊“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时局的发展，迫切需要让全国人民真正了解中日战争的走向。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在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开始思索时代提出的重大政治与理论课题。

　　1938年夏，毛泽东连续十多天奋战，《论持久战》基本完稿。这部著作与他到陕北后的另外三部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初步形成毛泽东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他以科学的推断力和巨大的说服力，完成了中国历史的伟大预见;他以罕见的洞察力，昭示了这场大战的最后结局。

　　不几天，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这部著作随之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周恩来将其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极为赞赏。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将其精髓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作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月2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各党派团结巩固与扩大的问题;

　　二、关于建立民意机关的问题;

　　三、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问题。

　　王明起草完这个提议后，将其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接到这个提议后，经过讨论，认为没有正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和悲观失望的倾向;没有明确提出武装民众;没有明确提出改善民生。于是，毛泽东3月25日另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

　　中央将此文件电告长江局后，王明于4月1日复电中共中央：“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天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理应服从中央指挥。王明作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也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工作。王明以党的决策人自居，而且接到中央决定后仍不改正，确实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

　　特别让中央书记处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去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公然提出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以中央书记处发布指示和文件。

　　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这些问题的产生，王明后来在1941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解释：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想不到请示中央。

　　这个解释，不能说不符合事实，但多少有点轻描淡写。1937年底后，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的看法不同，而更重要的还是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目无中央。

　　王明控制长江局自行其事，很多人心知肚明。对于这种状况，当时仍在延安的红军“洋顾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道：

　　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下同)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有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7 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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