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毛泽东为何建议红军只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宜
2017-12-27 14:53:56  来源：凤凰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国共两党尚在为中共军队的指挥权和中共政权作为地方一级政府的地位问题进行谈判，意外地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在战争迅速扩大的压力下，蒋介石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对中共方面做出让步，两党合作前景逐渐明朗化。但是，国共合作从开始商谈之日起，双方就互存强烈的戒心。尤其是这时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只有两三万军队且生存条件恶劣的中共方面，防范心理自然更加明显。抗战爆发，蒋介石批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并设立总部，由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均开始积极考虑部队出动对日作战问题。但毛泽东等人对此仍旧忧心忡忡。

　　毛泽东的担心主要在两点：一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经不起日军的冲击，中共装备落后且仅有的两三万军队投入到华北战场，无异于杯水车薪，且中共并不善于打防御战，硬打硬拼，不仅难挽败局，而且可能使中共丧失掉自己看家的本钱。二是国共两党在阶级归属上终究是敌人，蒋介石会不会像对付其他一些地方军队那样，借刀杀人，让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消耗殆尽呢?故他相信“防人之心不可无”，绝不能被动地听蒋指挥。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就与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推举出来的新的总负责人张闻天联名致电负责谈判的周恩来等，要求他们在军事谈判中必须注意贯彻如下意图：“(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

　　王明忽视了莫斯科的提醒

　　为了说服党内军内的不同意见，中共中央8月22日在陕北洛川专门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服从于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核心和使中国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一目的，为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存与扩大红军”，一方面要避免在战争中受损失，另一方面还要用全力求发展。“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中共中央的这一策略方针，显然与莫斯科这时的希望与要求有相当距离。

　　共产国际的整个战略，是服从于苏联的利益需要的。而苏联当时在对华政策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抗战，以便最大限度地把日本侵略的矛头南引，减少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为此，在列强均不愿意为中国火中取栗，对帮助中国抗日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苏联成了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援助国。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有意协助中国政府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和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军的现代化装备程度，以形成长期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自然会要求中共中央把全部工作重心放到维护统一战线，特别是全力抗日这方面来。为此，共产国际在派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回国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中共中央在抗战中应该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一是“抗日高于一切”;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是斯大林，他们在告诫王明等人时，话都是两面讲的。比如，斯大林一面鼓励中共要融入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一面则强调中共必须在斗争中“取得领导地位”。他一面宣布说苏联将全力帮助蒋介石创立自己的军事工业，一面又对中共只有3个师的编制表示不满，宣称“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主张八路军应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来扩大自己的军队，为此，当八路军还没有现代化装备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着重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显然，对于莫斯科这方面的提醒，王明等人没有特别予以重视，这无疑使他们在随后的争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王明认为若不联合蒋介石，等于帮助日本

　　王明、康生、陈云等人于1937年11月29日乘坐苏联飞机，降落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的简易机场上。他们住下不久就听说了中共中央内部围绕着抗日的策略方针所发生的争论。在12月9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明明显地站在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和毛泽东相反的一方。

　　他明确讲：今天决定敌友有标准，是抗日不抗日。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国共合作的内容，一是要实现各党派的合作;二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三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在军事上，“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由于王明多年工作在共产国际，又有着“钦差大臣”的特殊身份，他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他对中共中央此前工作的批评，自然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拥护。张闻天因此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虽然不承认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有错误，但也不能不承认，因为没有经验，有些提法和做法是不对的。

　　按照12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毛泽东会后都发布指示，开始突出宣传国共合作和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他们主张：“为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发展的口号下”，共产党人必须尽量争取国民党的同意与合作，暂时无法达成妥协者，宁可让步，亦绝不自行其是和玩弄诡计。除了在12月政治局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张闻天和毛泽东以外，会后王明到武汉见蒋介石，并以长江局书记名义长驻武汉后，时常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宣言，或以延安领导人，如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等。其先斩后奏，包括要求将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搬到武汉去办的种种做法，很快就引起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不满。

　　而这个时候，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搞好与国民党的关系，实行“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努力，也遭到了明显的挫折。无论是取得党的合法化，还是加入政府，都得不到国民党的认可。同时，朱德、彭德怀等因为敌后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不得不突破12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八路军所在区域“一切行政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的意见，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等敌后政权。对此，王明虽坚决反对，斥其为“客观上帮助了‘抗战胜后是共产党天下’的谣传”，称其“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利影响”，但亦无可奈何。

　　相比王明，共产国际最后选择相信毛泽东

　　王明与张闻天、毛泽东的分歧，终于在1938年3月暴露出来了。3月25日，以张闻天、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要求“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办法”;“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中富有民族意识、积极勇敢、急公好义的，有威信、有能力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开始实行区、乡、保甲的民选制度”;“颁布在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等等。但此电却被王明扣了下来。他未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授权和同意，事先在武汉擅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较空洞的温和提议。他并且告诫延安的领导人称：“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1938年4月，任弼时受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各项指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汇报了王明和延安领导机关之间所发生的种种矛盾。

　　特别是任弼时的报告中用了大量篇幅谈论中共中央如何贯彻“抗日高于一切”和“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指示的情况，首先在政治正确上已满足了莫斯科的要求。再加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米夫恰好成为苏联肃反斗争的对象，王明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不能被重用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内部所发生的种种分歧与冲突，采取了弃王抬毛的做法。季米特洛夫明确告诉即将准备回国的王稼祥等人，中国党及军队领导层应当加强内部团结，同时要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工作。这意味着，尽管王明自认为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然而，共产国际还是相信，毛泽东既能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又具有较强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能力，只有他才能确保中共在如此复杂的战争和统战的环境下，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7 14: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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