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抗战爆发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干部队伍的迅速扩大,加强干部教育,成为政权建设中的一项迫切任务。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干部教育部。该部的职责是以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为指导,统一领导和组织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的基本的内容。1940年1月3日,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1]1940年2月15日,中央在关于举办党校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2]。1941年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着重指出了在教学中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向各级干部学校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3]
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也是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历来注重党员和干部的党性教育。在干部的党性教育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4]。为了使我党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性质,胜利地完成中国革命艰巨的历史使命,1941年,党中央不仅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而且紧密结合当时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亲自领导了这次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使全党干部从思想上清算了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有力地纠正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倾向,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无产阶级的党性,从而对于战胜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也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早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5]号召全体党员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5]。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了深层次的论述。首先,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其次,毛泽东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到“唯一宗旨”的高度。他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1]第三,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容,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5];“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为,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郑重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进了党章。
三、加强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5]并要求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应加紧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5]。他要求干部和党员要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5]学习是干部必须注重的工作,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
四、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本色,是共产党固有的传统作风。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6]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的讲话中,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7]。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8]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一文中,号召国民和中国共产党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8]针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有的学生怕苦、发牢骚的情况,毛泽东亲自到抗大去给学员讲课,做思想工作,使学员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都表示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此后,艰苦奋斗成了抗大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大量宣传艰苦奋斗的典型,如老革命家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给吴玉章寿辰的祝词中,号召学习吴玉章同志。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7]在1945年3月28日林伯渠60岁生日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去他的住所,赠送了“为人民服务老勤务员”的红旗,以褒奖他艰苦奋斗的精神,号召全党向他学习。艰苦奋斗作风教育的深入展开,培育了延安精神,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党政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成为中国人民的传家宝。
五、倡导三大作风
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风建设理论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党风建设的基本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特别是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党的优良工作作风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提出许多关于党、政、军建设作风方面的要求。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等。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他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
六、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1941年的“五一”施政纲领明文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不管什么人,也不管多高的职务,只要违法犯纪,就坚决予以制裁。黄克功案件是当时毛泽东处理的一个典型案件。毛泽东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9]另一典型案件就是处理肖玉壁。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从肖玉壁之死说起》的评论,告诫大家:“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案件。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10]
按照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我们党在长期的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干部,并且依靠这些干部,团结和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黄士安,等.毛泽东和延安时代[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3]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4]滕纯.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9]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吴美华,孙庆章.轰动陕甘宁边区的肖玉壁贪污案[J].中国监察,2000(9)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0 16: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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