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在延安
2018-04-19 17:19:19  来源：徐肖冰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晚，刚从北平来延安的《新中华报》编辑左漠野正在同总编辑向仲华编稿，突然看到一则中央社发出的“卢沟桥事变”的电讯稿，大吃一惊。两人向主管报纸的党报委员会秘书廖承志报告，廖让两人立即将此消息拿给毛泽东看。23时许，他们提着马灯，带着几份电讯稿，来到毛泽东住所。毛泽东看完，让秘书拿来一张地图铺到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仔细看，若有所思地说：“卢沟晓月。”

　　7月8日，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但直到此时，国共两党的谈判仍迟迟没有结果，毛泽东不断从延安给各界人士发出电报，希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谈判，其实并非自西安事变才开始，而是始于长征到达陕北后。

　　在长征途中，1935年7、8月间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认为中国革命“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仆从”。(汪金国：《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八卷)·战时苏联对华政策》16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1版)共产国际背后是苏联，斯大林担心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从东西两线同时进攻苏联，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进攻苏联的后腿，要争取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抗日，所以对中共的政治指导有了重大调整。

　　根据这一精神，9月，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肯定要以反日为号召，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实行联合。1935年11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辗转回国找到陕北中共中央，正是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这一精神。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议之前的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后来，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相当一批爱国学生奔赴延安，不少人成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

　　瓦窑堡会议既有共产国际决议的背景，也有一二·九运动的背景。会议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的政治方针和政策随之有了新的变化。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结成了秘密的统战关系。1936年4、5月间，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多次商谈，准备在“抗日反蒋”的旗帜下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组织西北抗日联军，共同“打通苏联”。而1936年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也同中共中央保持政治上的接触，寻找着双方接近的可能性。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作了重大承诺，但态度多次变化，时局的发展也有所曲折。毛泽东在转移到延安的途中，张闻天给在上海的潘汉年发报，让他设法找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活动，让宋子文负责调停。潘汉年多方落实，通过宋庆龄做通了宋子文的工作，答应由他负责调停，去孙科、冯玉祥等处活动，还让杜重远、叶挺设法去南京。电报传回陕北时，毛泽东已在延安，看了很高兴。

　　遵义会议后，陈云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奉命离开红军，辗转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1936年4月回国后，潘汉年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长期在上海、南京等地活动，与国民党接触。西安事变爆发后，潘曾受邀住在宋子文公馆，劝说宋子文和端纳(国际友人，与张学良、蒋介石皆为好友)、宋美龄一起去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事变后，他协助周恩来继续参与国共谈判工作。

　　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提议对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有所表示。后来经毛泽东、张闻天等起草，1937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之所以选在2月9日，是因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就是在2月10日召开，送个见面礼。

　　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后，中共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2月16日，中共在西安七贤庄一号设立红军办事处，内战十年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飘扬起了第一面红旗。

　　3月下旬，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到杭州同他直接会谈。杭州会谈期间，宋美龄曾到潘汉年住所拜访，对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还说，希望潘以后能像为她的二姐宋庆龄帮忙那样为她帮忙。杭州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蒋介石表示，两党合作的问题由陈立夫负责，红军改编的问题及其经费问题，由宋子文负责。

　　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中共建议由中共代表各党派组织及其团体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推荐蒋为领袖，统一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原则下，进行一切谈判。中共的要求是：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整体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达到四万余人;三个师以上的必须设立总部;国民党不能向改编后的红军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等等。

　　6月上旬，周恩来飞抵洛阳，与蒋介石约定下次在庐山继续谈判。蒋介石又推翻了杭州谈判许下的诺言，提出：国共合作问题，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民党若干干部和中共提出同等数量的干部共同组成，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周恩来当即意识到，这个方案是想把共产党控制起来，然后予以吞并。

　　关于红军改编，蒋介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改编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从师到连各级副职均由国民党员充任，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陕甘宁边区由国民党派正副长官……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是无法接受的。

　　即使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中共还是重新拟定了谈判方案，又作了许多让步。比如，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但必须先确定共同纲领，并依此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陕甘宁边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正职可以由国民党派人担任，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任，等等。但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没有接受。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希望尽快达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更加强烈，希望红军能厉兵秣马，尽快开赴抗日战场。7月14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接触的叶剑英，让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而动。”他和朱德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了“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命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

　　1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增调十万人来华，动员四十万人，准备扩大侵华战争。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毛泽东对这个谈话很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但是，这一天的国共庐山谈判还是没有结果。国民党搁置了中共代表提出的建议并继续坚持在红军三个师之上设政训处的主张，遭到中共拒绝。

　　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26日，日军攻占廊坊。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陷落。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8月2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同日，毛泽东收到张冲转来的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拟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到南京谈判。看来，蒋介石也是真急了。8月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结在陕西三原地区，整装待命，奔赴抗日战场。8月9日，朱、周、叶三人抵达庐山，参加国防会议。

　　8月13日，日军大肆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抗战局势骤然升级，国共谈判才最终达成协议。8月19日，蒋介石终于同意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8月22日，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八路军(司令员朱德，副司令员彭德怀)被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三个师。协议达成，周恩来、朱德连夜赶赴陕北，参加“洛川会议”。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洛川会议的会址是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萧劲光选定的。他接受毛泽东的指派后，带着军委主管后勤的杨立三，开着大卡车走了七八十公里，来到洛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在洛川城里开，那里不安全，选个安全的地方。萧劲光在离洛川城十几里地的冯家村停了下来，这里靠近大路，比较方便。进村一看，村民很穷，村里没有几栋像样的房子，有几处破庙。选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庙，又找到一个私塾先生，有几间房子，跟他说好，让小学生放几天假，借这个房子做会议室。

　　8月21日，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悄悄到了洛川冯家村。会议开始，毛泽东做形势和任务报告。

　　为了这个报告，他半个月没有脱衣上床休息，写着写着就搁笔躺下，打个盹起来接着写。警卫局见他太辛苦，想办法给他补养下身子，在市场上买了一块猪肉，不敢直接送，让人化妆成老乡给毛泽东送去。结果，化妆的“老乡”根本没见到毛泽东，就被机要秘书挡在了门外。

　　这次会议，就是要确定参加抗战的指导方针。提到抗日，马上就要开赴战场的广大官兵热血沸腾，党的领导人也普遍认为应该打几个大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用事实证明红军抗战的决心和力量。张闻天、秦邦宪是这样想的，朱德、周恩来也是这样想的，林彪、张浩还搞出了一个大兵团作战方案。

　　毛泽东却独持己见。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

　　他强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的作战方针应该是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从中日战争的特点出发，游击战争最能发挥我军优势。敌人武器装备好，机械化能力高，我们硬碰硬，运动战就成了消耗战。日军是孤军深入，我们要把它放进来打，放进来就有基础了，人民群众在我们这一边啊……

　　他的话遭到一片反对声。张浩说：我们已经改编成正规军了，那就该打运动战。彭德怀说：“我看运动战也可以。我们同国民党的运动战不是打得很好吗?”朱德问：“不打大仗，国民党怎么说，人民群众怎么说，国际舆论怎么说呢?”最终没有争论出结果。

　　毛泽东从会场出来，很丧气。这几个月来，毛泽东始终强调，对日作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许多电报都是这个内容，但从洛川会议上的争论看，他的主张没有被大多数中共领导人接受，也没有被各级指战员接受，他又一次成了少数。

　　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不能放弃根据地。而不少人主张党中央跟着大部队走，说陕北地瘠民贫，主力走后怕是守不住。毛泽东坚持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存在十分宝贵，后边有“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党中央留下来，陕北就是全国抗日的大本营，中国革命的总后方。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1935年底刚来到陕北的时候，毛泽东看到陕北地瘠民贫，也是主张根据地不放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响应共产国际号召，想把根据地建在“打通苏联”的地方，放在抗日前线。

　　1935年底，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陕北延长宣布成立，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兼政委。1936年春，他们强渡黄河天险，向东挺进。3月初，在兑九峪战役中，毛泽东的帽子曾被子弹打掉，这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一直在阵地上指挥到战斗结束。在那里，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面对“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豪情满怀，诗意盎然。“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同陕北大地的红旗如林，抗日将士的叱咤风云比起来，他们又算得了什么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6年4月初，毛泽东还有将根据地放在山西的想法。4月13日，刘志丹、宋任穷率东征的红二十八军同阎锡山军队的陈长捷旅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作战，刘志丹牺牲。到5月，东征结束，红军退回陕西。东征没有开辟根据地，所以又想西征，打通新疆，连接苏联，这就是西路军全军覆灭的根源。经过东征、西征的两次挫折，毛泽东清醒了，他意识到陕北最适合做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不能丢。

　　在洛川会议上，是萧劲光站起来支持了毛泽东根据地留在陕北的主张。他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是有条件的。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而且它离华北前线不远。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

　　他的话让大家信服，最后都同意中央继续留在陕北，萧劲光后来成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司令员。

　　8月6日，红军分别由宁县、孟坝、合水、镇原、宁阳等地集中到三原，进行统一战线政策、改编意义的教育和整编。把红军改编到国民党军队的统一序列中去，这让相当一部分红军干部战士接受不了。当改编消息一传出，红军内部就弥漫起了怨恨、困惑、沮丧、委屈的情绪。命令一宣布，有一位排长当时就神经错乱了，整天只喊一句话：“打倒叛徒!”

　　改编教育进行得不顺利，抗战形势却日益严峻。8月13日，上海失守。国民党部队前后共计投入七十万人，日本方面亦前后增援三十万兵员左右，战斗异常惨烈。上海失守，意味着首都南京门户大开，红军尽快改编上前线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8月25日，一一五师在三原召开誓师大会，大家换了国民党军装，但谁也不愿戴那顶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后来，不知是谁的点子，用柳条枝叶在帽子上又加了一个伪装帽，把青天白日遮起来，这样才戴到头上。部队赶到会场时，干部看到人人头上有柳枝，强令大家摘下来。情况传到延安，毛泽东说，换装只是我们争取合法抗日的一种形式，他给大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像北方的白皮红心萝卜一样。

　　一二九师换装的时候，师政委刘伯承亲自到会讲话，他拿出一顶军帽，指着青天白日的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跟红军帽告别吧!”他流着泪把那顶军帽戴到头上：“现在换帽子。”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紧张日子里，毛泽东依然没有放松学习、教育和宣传。在紧张的写作、开会、军事指挥之余，他还在抗日军政大学继续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也接受外国记者采访。1937年8月中旬，毛泽东三次在延安居住的小院里会见海伦·斯诺，由余建亭做翻译。第一次谈的是1927年至1937年十年的斗争史。第二次是谈刚刚在洛川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瞭望》，1985年48期)

　　史沫特莱当时还在延安。在史沫特莱之后来到延安的外国人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逗留了十天。见过毛泽东之后，基恩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伏尔泰，是一位思想深邃、才智超群的人物。

　　继基恩之后，来到延安的是美国著名摄影师、合众社记者厄尔·利夫，和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仅在延安逗留了一天，厄尔就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土匪，说他们奉行的是“所有人不论男女和职务高低完全平等的原则”。他也被毛泽东文雅的举止、会笑的眼睛、丰富的幽默、直爽的谈吐所深深吸引，“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至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到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实事的广博知识”。

　　而同王炳南夫人王安娜，毛泽东则探讨起他们的孩子的头发、眼睛和肤色。当听说孩子的这些特征同中国人一样时，他非常吃惊地告诉王安娜：你的同胞李德也有一位中国太太，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呀!王安娜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和高度智慧的综合。(蒋建农、王宏斌：《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55-5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1版)

　　王安娜后，才是海伦·斯诺、拉铁摩尔等人来到延安。这些人能到延安来，都与史沫特莱有关，但即使是这些人，也很难与史沫特莱长期融洽。与斯诺一起来到陕北并留下来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以及德国军事顾问李德，与史沫特莱比邻而居，但与她的关系都不好。这与史沫特莱比较桀骜不羁、过于直爽的个性有关，直到海伦到来后，史沫特莱与周围人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虽然个性鲜明，但史沫特莱热情似火，到延安后，她除了忙着为撰写朱德传记收集资料，还创建了鲁迅图书馆的外文图书室，并负责各部队、机关、学校的报刊分发工作。到这年3月中旬，外文图书室已具雏形。图书室的外文书刊有四百多册，包括英、俄、日、德、法等语种，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史沫特莱、斯诺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友人的捐赠或邮购，向懂外语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传递了联共(布)的共产主义理论、日本的国情信息以及西方的军事知识，经常借阅的有吴亮平、博古、李德、张闻天、王汝梅(黄华)、林彪等人。毛泽东看了这些外文书后，曾与史沫特莱探讨济慈和雪莱的诗歌创作问题。

　　史沫特莱看到当时延安的卫生状况较差，还试图在延安发起一场改善卫生状况的健康运动，主要包括灭鼠和节育。她除了托人搜集西安市面上的捕鼠夹，还托斯诺夫妇从北平代为购买，然后免费发给延安的人们。史沫特莱请斯诺夫妇寄几种不同型号的妇科检查器具，并委托友人为延安免费捐赠二百个小号的子宫托。她教给延安妇女们安放过避孕工具。

　　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史沫特莱在这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中共领导人学会跳舞，都是拜史沫特莱为师。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这在延安引起了一些闲话。史沫特莱回忆:“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

　　据说，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恶化，与史沫特莱在延安开办舞会有关。1937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辗转新疆，去了苏联。

　　1937年9月，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一起离开延安。两人都提出继续到陕北其他地方采访的要求。8月19日，毛泽东给海伦开了封介绍信，上写：“弼时、小平同志，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导。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因为时局关系，海伦最终没有能到达前方将信交给邓小平。这封信一直在她手里保存了四十二年。1979年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访问美国，驻美使馆在华盛顿举行招待会，海伦应邀远道从康涅狄格赶来出席，在招待会上，海伦把这封信亲自交给了邓小平。

　　史沫特莱离开延安后，来到山西八路军抗日前线。后来，她在山西再次见到朱德，又对朱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采访。直到1937年底，朱德要去五台山八路军总部，觉得那里太危险，不同意史沫特莱随行，两人才分手。朱德说，现在八路军药品奇缺，经费困难，希望史沫特莱到武汉去给八路军采购医药用品，募集经费。史沫特莱立即前往武汉，很快募集到了两万零三百元捐款、一千双手套、布鞋和三百磅药品，全部给了八路军。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史沫特莱到达长沙，在新四军所属野战医院抢救伤员。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间，她的足迹遍及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多个省份，访问了共产党、国民党的众多抗战部队，是中国战区访问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撰写的《中国的战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战争报道著作之一。

　　1940年，五十岁的史沫特莱身患多种疾病，不得不离开她热爱的中国，回到美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出，她非常想到中国来，但不久在英国剑桥去世。1951年2月，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题写墓碑“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八路军开赴山西后，9月7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来到崞县太和岭口，这里是阎锡山的前线指挥部。阎锡山见到周恩来后，告诉他南口、张家口相继失守，情绪颓丧，似乎对抗战已经失去了信心。周恩来耐心地向他分析抗战形势，告诉他敌强我弱是暂时的，只要坚持持久抗战，终有胜利的一天。会晤了阎锡山后，周恩来又赶到大同，会见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9月16日到19日，周恩来、彭德怀去河北保定、石家庄，会见国民党在第一战区指挥作战的徐永昌、程潜、刘峙等人，商谈八路军准备进入河北作战的有关事宜。等他再回太原时，大同已失守，他又陪同已到太原的朱德再到太和岭口会见阎锡山，重新部署八路军兵力。随后，朱德去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周恩来返回太原。

　　9月24日，周恩来刚回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告诉他，有一个从上海来的搞摄影的青年一定要加入八路军，缠得他没办法，请示周恩来怎么办。因为这个青年是西北电影公司的，属阎锡山管辖，怕阎老西说共产党挖墙角，彭做不了主。周恩来说，我见见他。

　　周恩来同意见的这个青年，就是本书照片的摄影者徐肖冰，时年二十一岁，正在山西五台山为电影《塞外风云》拍外景。

　　1916年，徐肖冰出生于浙江嘉兴桐乡县城，此地距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嘉兴南湖，只有三十多公里。1921年7月底，毛泽东、董必武等人在南湖游船上召开党的“一大”时，徐肖冰还只有五六岁。

　　1932年，十六岁的徐肖冰来到上海。七舅毛耀翔当时在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工作，就引荐他去这家电影公司当了学徒。天一公司是由大名鼎鼎的邵氏兄弟在1925年创办的，邵醉翁任总经理兼导演，后来的影界大亨邵逸夫任外埠发行。徐肖冰的第一个师傅叫陈祥兴，跟着陈师傅，他学到了全部的照相技术：配药水、印照片、放大、修花点、修底版……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小有名气的演员田方，有一次跟他一起去抓蛐蛐儿，结果被老板发现给开除了。

　　从天一公司出来，徐肖冰又进入电通制片公司。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题材影片成为电通公司的拍摄追求，而负责创作的夏衍、田汉等人都是左翼作家，有的是地下共产党员。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邀请徐肖冰当了摄影师助理，参与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以及《自由神》、《都市风光》、《风云儿女》，这些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有重要影响。

　　当时，上海另一大电影公司明星公司的老板在顾问洪深的提议下，开始寻求与左翼文艺家合作，将阿英、夏衍、郑伯奇等人吸纳到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在公司秘密成立了中共的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

　　1936年春，电通公司由于其左翼背景被迫关闭，再次失业的徐肖冰和他的一个摄影老师吴蔚云一起，前往武汉，进入“蒋委员长武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任职。在上海到武汉的船上，徐肖冰结识了几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年轻人，对他讲述共产党和红军的故事，说共产党如何积极对付日本鬼子，国民党对红军大肆“围剿”，却被红军以很少的人数打败。徐肖冰暗自猜测，他们可能是地下共产党员。

　　武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以前是武昌起义后的起义军大都督黎元洪的都督府。政训处处长是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黄埔三杰，其他二杰，一位是蒋先云，曾深得蒋介石赏识，认为是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但他是坚定的共产党员，1927年北伐时在河南临颍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五岁。另一位是陈赓，也是共产党员，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曾救过蒋介石的命，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将领，徐肖冰给他拍过许多照片。而1935年时，见到铁杆反动的贺衷寒，徐肖冰却没有一点好感。

　　贺衷寒以反共急先锋闻名，他手下的电影股股长郑用之，每周一的“纪念周”讲话必大讲国军之勇、“共匪”之恶，让徐肖冰产生了逆反心理，感到这里处处沉闷压抑，很想离开。那几个他在轮船上认识的青年，有时上门来找徐肖冰，一起打篮球。与他们接触越多，徐肖冰越觉得他们思想进步，言行磊落。可突然有一天，徐肖冰听说，这几个青年被捕了，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地下分子。几天后，听说他们被杀害了。

　　这件事使徐肖冰下决心离开此地。他写信到上海的摄影老师吴印咸那里，让吴印咸从上海给他发一封电报，假说徐肖冰祖父病故，需要孙子回去料理丧事。吴印咸照办了，徐肖冰以此为借口离开武汉。回到上海后，他写了封辞职信，连同国民党发的衣服、徽章、佩刀一同寄回政训处电影股。

　　回到上海后，徐肖冰进入明星公司，跟随他的老师吴印咸继续当摄影助理。不久，武汉有朋友来信告之，他已上了国民党内部的黑名单。幸亏当时的明星公司二厂恰好在法租界里，可以避祸。

　　在明星二厂，徐肖冰担任了《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这些优秀影片的摄影助理工作，思想也受到夏衍、阿英、阳翰笙、司徒慧敏等左联领导人的无形熏陶。他还结识了袁牧之、田汉、聂耳等人，认识了陈波儿、王莹、施超、王人美、赵丹、周璇等一线明星。他给他们中的许多人拍摄过照片，发表在《时代》、《良友》、《电通》、《明星》等上海滩的流行刊物上，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拍《自由神》、《都市风光》时，徐肖冰接触了初涉影坛的蓝苹，她就是后来的江青。那时她只能在电影中演配角，收入也不高。一到夏天，就把用不着的冬装拿出来，让徐肖冰帮忙去当掉，等有了钱再赎出来。

　　当时的老摄影机，需要将镜头后面的暗箱完全用黑布罩上，摄影助理需要钻到黑布底下去，在里面看镜头。有时准备拍摄的时间一长，坐在椅子上的徐肖冰在黑布罩子里面一犯困，就打起盹来了。江青一直记得这回事，新中国成立后，每每遇到徐肖冰，她就会说起这个事儿，作为笑谈，但只字不提徐肖冰当年帮她当衣服的事了。

　　国民党政府对左翼进步电影很仇恨，常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摄影棚外转悠，摄影工作只好等到夜深人静再进行。时间一长，明星二厂也被迫关闭，徐肖冰再一次失业。1937年春，他跟着老师吴印咸离开上海，来到了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公司。(李俊洁：《徐肖冰传》8-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1版)

　　到太原后，徐肖冰接到的第一个拍摄任务，是为阎锡山拍摄一组生活记录电影。徐肖冰回忆：“他好像刚刚生过一场大病，坐在轮椅上，由一个护士推出来，轮椅的左右还有护士扶着。他肥胖臃肿，面色阴沉，一副惟我独尊的土霸王神气，周围都有人前呼后拥地跟着，他们大气都不敢出。可惜这纪录片现在找不到了。”(李蒙：《毛泽东之路——画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1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1版)

　　拍完阎锡山，吴印咸、徐肖冰决定到抗战前线去拍一部《塞外风云》的纪录片，公司同意了。在路上，他们遇到了《大公报》的两个记者，沈逸千、吴创硕，还遇到一个去灵丘县上任的国民党县长，一起同行。那时已经是9月中旬，正是雷雨天气，洪水把同蒲路冲断了，人人都成了“落汤鸡”。到一个村庄时，找到一个老百姓家，就住下来休息，让房东给他们煮点山药蛋之类的东西吃。饭做好刚要吃，忽然听见外面有人骂骂咧咧，接着十几个国民党兵闯进来，不由分说，就盘问起他们。徐肖冰和沈逸千、吴创硕拿出证件给他们看，他们看都不看就扔到一边，问带了什么东西，听说只是一些照相用的器材，国民党兵不相信，搜他们的身，结果把他们身上带的一些衣物和钱全都搜走了。还问他们带枪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可是一个士兵从那个县长的包袱里搜出了枪。别的士兵对他们开了一枪，险些打死人。那些败兵把他们做好的食物吃光了，一边吃一边骂，终于走了。

　　大家继续赶路，那个县长听说灵丘已经失守，就回太原了。一路上徐肖冰等人看到一批批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官兵，受了伤的士兵躺在路边，在血泊中叹气，呼救，却没有人管。又到了一个村庄，听说里面住的是即将开赴前线的八路军队伍，大家喜出望外，但也有点担心。正在犹豫的时候，有战士出来了。听说徐肖冰等人是从上海和太原来的记者，要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报道抗日前线杀敌的情景，非常感兴趣，主动给他们讲共产党的十大抗日主张和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徐肖冰惊叹普通的战士都有这么高的理论水平，他们每个人都是抗日的义务宣传员呀!

　　事隔几十年之后，徐肖冰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团政委，叫邱创成，个子不高，风度翩翩，书生气十足。他把我们带到屋里，让勤务员给我们每人打一盆洗脸水，还沏了茶。我们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洗脸了，洗完后一盆水都成泥汤了。邱政委不等我们提问，就给我们讲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情况，沿途人民夹道欢迎，送水送茶，馒头烤饼扔满车厢……说得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看来是憋足了劲要去打日本鬼子。八路军让我们住下来，与他们一同吃饭，饭实在不好，不是窝头就是小米，但大家在一起吃得很高兴。他们在往前线开，却劝我们回太原去，说我们耍笔杆子的吃不了那份苦。几天前差点被国民党败兵打死，大家心有余悸，决定一起回太原。”

　　回到太原后，城里也是一片混乱。西北电影公司也面临着分流，整个公司决定去成都，有人要去武汉，吴印咸要回上海，让徐肖冰跟他一块去。想到在两个村庄里遇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徐肖冰不想再回上海了，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参加八路军!

　　与吴印咸分别后，徐肖冰找到八路军太原办事处，软磨硬泡一个多星期，终于见到了周恩来。他回忆：“一进门，我还没说话，这个周副主席就说：你就是徐肖冰吧?在上海搞电影，北方生活习不习惯?而我们革命队伍的生活更加艰苦，你有思想准备吗?办事处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已经被你泡得没办法了，这种精神是好的，所以今天我首先要告诉你，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他说着伸出了手，握住他的手，一股暖流涌到我的心头，参加八路军的愿望实现了，真是高兴啊!他穿着八路军的灰布军装，浓眉大眼，胡子剃得很干净，脸上显出一片青色，可见他的胡子是何等的旺。他让我坐下后接着说，你的出身我们也大体了解了，一个没落世家，这算不了什么，同样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你现在虽然在阎锡山下属的电影公司工作，但你有自己的观察和思想，我们就需要你这样有追求有理想的青年人。随后又谈到电影，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条件搞，但将来要花钱搞一个电影队，因为电影这种形式对宣传抗战很有好处。他还鼓励我先不用急着拍什么，到八路军的部队里看一看，同战士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听一听战场上的枪炮声有好处……

　　“他的话句句打动着我，一句废话也没有。我就这样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文革’时红卫兵造反派整我，说我历史有问题。1969年周总理召集文艺界各单位的工军宣队到人民大会堂座谈，问新影厂有人来吗，徐肖冰怎么样了，厂军宣队的人说我历史有问题，至今找不到人证明我是怎么参加革命队伍的。周总理笑着说：徐肖冰参加革命队伍是我介绍的，我就是他的介绍人。这一句话就把我给彻底解脱了。他在“文革”中处境那么困难，到处救火，日理万机，居然还记挂着我这么一个普通的摄影工作者，想着为我作证……”(李蒙：《毛泽东之路——画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1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1版)

　　就这样，徐肖冰加入了八路军。当时，西北战地服务团刚好来到太原，徐肖冰见到了丁玲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拍下了参加八路军后最初的照片。西北战地服务团是1937年8月在延安成立的，有三十多个文艺工作者，准备去抗战前线巡回演出，为抗战将士服务。9月22日共三十三人从延安出发，10月1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来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徐肖冰，被徐肖冰摄入历史。

　　山西前线战火纷飞，毛泽东在延安密切关注着抗战局势，思考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问题。平津迅速失守，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被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纷纷后撤，蒋介石却再三催促八路军开赴前线，毛泽东怀疑蒋有借刀杀人之意。八路军较完整的主力，这时总共只有两三万人，而国民党在陕甘宁根据地附近的兵力就有十万之多，全国的兵力则达到一百七十万以上。国民党几十万装备远远优于八路军的军队，在对日作战中不断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清楚地显示了日军的确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如果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那么，即使八路军倾巢而出，对日军正面作战，对于整个华北前线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消灭不了日军，反而可能全军覆没。

　　七七事变爆发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八路军的战略考虑，还是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拟担任绥远方面一线防卫。平津失守后，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改变了战略，进一步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和残酷性”。正是他的机敏睿智，才确保八路军避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命运。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这一“散”，政治工作如果跟不上，部队就会发生贪污、腐化、浪费等不良现象，自由主义作风也有增长的势头。经过艰苦的长征，到陕北后虽然被重重包围，毕竟过了两年稍微安稳点的日子，党内自由主义思想也在普遍滋长。于是，毛泽东在9月7日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说它是革命集体组织中的一种“腐蚀剂”，它“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文章最后还号召全体党员和革命同志起来反对自由主义。

　　毛泽东在写《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了解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中发生了“何鸣事件”。闽粤特委代理书记、红军三团团长何鸣在与国民党第一七五师谈判时，麻痹大意，轻信国民党军队的许诺，从山区出来，改编为保安队，归一七五师指挥，结果被全部包围缴械。在下山进漳浦县城前，已经有城内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多次提醒劝告何鸣，对方可能要缴我们的械，劝他不要带队伍下山，更不要进城，但何鸣置若罔闻，按对方要求将部队带到县城大操场上，结果被全部缴械。

　　9月10日，毛泽东电林伯渠转告董必武，指示湘鄂赣区在谈判中记取何鸣部教训，不许轻易移驻大城市，不许国民党派人到红军任职。后来，他多次讲到要防止“何鸣危险”，直到1945年赴重庆谈判前。

　　也是在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收到罗汉的信，罗汉在信中转达了陈独秀想回到党内工作的意愿。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因犯错误被撤职，后来加入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组织，1929年10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陈独秀因发表“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演说而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狱。1937年，被释放。在上海淞沪会战期间，他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后，拒绝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劳动部长”和组建“新共产党”的图谋，也拒绝了中国托派组织的拉拢，却委托学生罗汉向延安转达“回党工作”的意愿。

　　罗汉是湖南浏阳人，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陈独秀的亲密学生，北伐时是中国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后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秘密参加托派活动，1930年回国后加入托派组织，脱党，成为追随陈独秀的托派重要骨干。陈独秀出狱后，已经脱离托派的罗汉在南京与叶剑英、博古有来往，于是想促成陈独秀回归中共，陈独秀就委托他与中共联系，于是就有了罗汉的西安之行。

　　9月初，罗汉抵达西安，会见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共代表林伯渠。经林电请中央同意后，罗汉准备去延安，不料山洪暴发，导致交通中断，罗汉无法成行。中央通过电台以毛泽东、张闻天的名义对陈独秀的要求提出了三项先决条件：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看后，深知陈独秀不肯认错的脾气，此事作罢。林伯渠嘱咐他回重庆后尽量做陈独秀的工作，但陈独秀始终没有认错，也无法回到党内。等11月王明回国后，利用“托派”帽子诛锄异己，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因为华北逐渐落入日寇铁蹄下，爱国青年投奔延安的陡然多了起来。诗人何其芳记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但就在1937年10月5日，发生了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立下过赫赫战功。1937年他任抗大第六队队长，队里有一位刚来延安的女青年刘茜，后来被编入陕公。两人谈起了恋爱，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刘茜认为两人情趣、习惯、爱好有许多不同，要结束恋爱关系，黄克功逼婚未遂，竟开枪将刘茜打死。

　　对于黄克功，党内有些人因为他过去的战功，想让他戴罪立功，毛泽东主张依法办事。10月10日他在给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写道：“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中央和常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和抚恤。”

　　10月11日，陕北公学大院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审判长雷经天问黄克功有什么请求。黄克功说如果被判处死刑，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与敌人的冲杀中。雷经天当众宣读了毛泽东的信，并庄严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周恩来在与朱德会见阎锡山时，已经在筹划平型关伏击战，回到太原后还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就在他与徐肖冰见面的那一天，9月24日，平型关战役打响了，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的指挥下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击毁他们的全部辎重车辆，取得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捷。

　　1937年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9月23日，一一五师派出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以钳制和打击增援平型关之日军。24日夜，又以三个团的兵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等待来犯之敌。

　　25日7时许，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后续部队全部进入设伏地域，八路军预伏部队居高临下，迅速向敌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敌军的车辆自相碰撞，人仰马翻，乱成一团。这时，我军战士勇猛地冲向公路，对敌实行分割围歼，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经过一天的激战，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第一次正规军事行动。一一五师以不足三个团、四千左右的兵力，担负着截击日军侧后退路的伏击任务。由于9月25日这一天，国民党正面平型关口的守军并未出击，因此，一一五师只伏击到了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派回去接运援兵的汽车队，和前来运送衣被粮草的一支辎重部队。

　　这场几个小时的战斗，八路军共击毙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马车二百余辆，缴获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火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在当时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但毛泽东并不光是高兴，而是仔细琢磨了好一阵，最后的结论是：得大于失。“得”是消灭了敌人，鼓舞了士气，得开了华北的局面。“失”是八路军伤亡太大，战线太长。

　　平型关战役，开始时一一五师的任务只是配合友军作战，而到战役打响时，却成了独立作战，不要说配合友军，即使是希望友军配合自己，也不可能。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太不堪一击，日军才长驱直入，根本不考虑哪里地形是险境，连后勤辎重部队对平型关这样的峡谷通道也敢轻兵突进。如果不是日军太轻敌，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军队不会打游击战，也无法发动依靠人民群众，跟共产党八路军打仗的“路数”不一样，想让国共两党的军队一起配合作战，其实是不现实的。

　　平型关大捷，让八路军指战员也了解了日军的真实作战能力。一一五师付出了四百余人的伤亡，而且大量是军官和骨干干部的伤亡，歼灭了日军两支非战斗部队，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可见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以前没有料想到的。这进一步验证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是正确的，与日军正面硬拼是不行的。在对日军作战时，只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才有出路。

　　8月底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总兵力三万四千人，步枪仅一万余支，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没有。到12月，发展到九万二千人，步枪却只增加了一倍，平型关战斗后坚持只打游击战和打了就跑的伏击战，部队仍旧伤亡了四千余人。即便在几年之后，在八路军的装备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要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的一支作战部队，也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斗争，建立起大量的敌后根据地，有效抗击了日军。(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35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1版)

　　毛泽东对日军作战能力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通过平型关战役，毛泽东注意到了日军火力强、机械化程度高且机动性强等特点，但也发现了日军行军力不强，一旦遇到山地就无法办等弱点，更加坚定了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的主张。10月25日，毛泽东接见了到延安采访的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对贝特兰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贝特兰1910年出生于新西兰，是英国人。1937年获得罗茨远东奖学金来华，也是斯诺夫妇的好友。七七事变后贝特兰赶到西安，遇到了刚从延安归来的斯诺夫妇，斯诺在西安与妻子海伦团聚，然后一起前往上海去报道淞沪会战，而贝特兰去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贝特兰到延安的第一个早晨，就应邀出席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演说。会后，应邀同毛泽东一起在抗大会餐，但不是他先问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先问他英国劳工运动的情况。贝特兰介绍了许多英国群众在伦敦集会中声援中国抗日之后，毛泽东又问：他们能否促使英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呢?贝特兰感到，毛泽东虽身在延安窑洞，却对世界形势并不陌生。

　　10月底，贝特兰对毛泽东进行了多次采访，一般是晚上进行，几乎都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贝特兰回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没有生火，贝特兰要了一件毛毯披在肩上，翻译吴亮平双手捧着茶杯取暖。毛泽东则舒展着身体躺在帆布椅上，那是窑洞主人唯一的一件奢侈品。延安的简朴与南京的豪华、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贝特兰不由自主地对延安和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经过几次长谈，贝特兰认为，毛泽东是最冷静、最有条不紊的人。他头脑灵活，思路清晰，知识渊博，讲求实际，了解民间疾苦。毛泽东的记忆力惊人，而又善于思辨。他的那种敏锐性、灵活性，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他对于目标的执著追求和对自己行动的自信心，正是一个战略家应当具备的气质;他雄心勃勃，从不气馁，经受过多次挫折，意志更加坚定，这正是伟大人物的优越的内在素质。贝特兰说，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未来的中国政治领袖，就在这个窑洞中。

　　11月初，在一场小雪中，贝特兰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延安。他在书中写道：“对于许多中国青年，这陕北的一个小小山城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它是一个象征，象征一种从许多年的艰苦状态中锻炼出来的领导，当前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的领导。”(蒋建农、王宏斌：《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101-11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1版)

　　之后，山西转入了近一个月的忻口会战，周恩来、彭德怀去忻口前线指挥所会见卫立煌，不赞成把一二九师调到正面打阵地战，主张让他们迂回到日军后方，从侧翼展开攻击，得到卫立煌的赞同。随后周恩来又到娘子关会见黄绍竑，对东线作战提出许多主张。这些主张，是毛泽东以游击战为主的抗日军事思想的贯彻。

　　但阎锡山没有接受周恩来的主张，作战思想仍看重正面堵击，又不发动群众。卫立煌指挥的前线将士作战英勇，第九军军长郝梦龄阵亡。八路军连续取胜，一二○师一度收复宁武和雁门关，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二十四架，一一五师切断了日军通往张家口、北平的交通线。但阎锡山的军队溃不成军，最终放弃忻口，接着太原、临汾也相继失守，华北形势告急。

　　周恩来在日军压境的严峻局势下向民众宣传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建设地方政权，指导薄一波巩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山西省设立了七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薄一波等八名共产党员先后担任专员，六十二个县长选任了共产党员和牺盟会特派员，五分之三的政权为共产党掌握。到1939年底，山西新军发展到九个师、旅，近七万人。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时，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曾要求阎锡山按国共协议给八路军补充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阎锡山却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推说武器早发完了，军械库被日本人端了，什么都不给。刘伯承又请他提供一些八路军非常缺乏的军用地图，阎锡山也一张都不肯给，逼得刘伯承只好让作战参谋到各书店里去找几张省版地图，万一不成，就买几本中小学地理书，先凑合着再说。彭德怀听说后非常气愤，一见到阎锡山就火了，吼道：“阎长官，地图你给不给?不给我就打电报向蒋委员长要。这号事我彭德怀干得出来!”阎锡山见他怒不可遏，就让人送来一幅军用地图，但也仅仅是一幅。这是阎锡山对八路军的惟一支援。

　　朱德、彭德怀在9月23日到达山西五台南茹村八路军总部，他们一路走一路考察，将华北地形摄入脑海中。彭德怀整日站在地图前，不是在看地图，而是在读地图，吃地图，他认为山西的地形是不利于依靠飞机坦克大炮的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除了畏敌、军纪败坏外，其呆板的战法也让彭德怀愤慨不已，他对朱德、任弼时、左权说：日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队凭险固守，我军机动灵活，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战，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

　　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各军争路西退南逃，阎锡山脱下戎装，换上棉袍马褂，坐在汾河西岸的一座天主堂内收容溃散部队。11月12日，上海失守，11月20日，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华北的前途又将如何?彭德怀在晋东南前线沁县开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几个抗日青年的采访。有一个名叫周立波的人记录下他的谈话：“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八路军决不过黄河!”

　　“八路军决不过黄河!”通过周立波的笔，八路军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共产党人决不说空话，在朱德、彭德怀的部署和聂荣臻的领导下，在河北涞源、山西灵丘、广灵地区的山脉间，直到浑源、繁峙、五台、盂县、河北阜平，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这是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

　　在见到周立波之前，朱德、彭德怀还接待过一位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采访拍摄的刚入伍的八路军干事，他就是徐肖冰。

　　徐肖冰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入伍后，很快接到通知，到八路军的六八五团去。我就离开太原，来到五台南茹村八路军总部。那个山村比较隐蔽，飞机在天上也不容易发现。我在总部停留了很短时间，可是收获很大，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和聂荣臻，并为他们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幅朱德的照片后来发表在八路军的《军政杂志》上。

　　“685团的团长是杨得志，那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团，出了很多战斗英雄。我利用手中的相机，拍下许多我想拍下的东西。我在这里没停留多长时间，周恩来就让人通知我到延安去，我就取道西安奔赴延安了，在延安后方政治部宣传科做一名摄影干事，当时政治部的主任是谭政。到延安后不久，就接到了去机场拍摄迎接王明回国场面的任务。”(李蒙：《毛泽东之路——画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2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1版)

　　1937年11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博古、萧劲光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抗大学员、延安各界群众，到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曾山等人。当时，中共中央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以王明将回国，但是，具体的日期及回来的方法都没有明确的安排，况且，延安也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这天，当飞机到达延安上空，地面上的人听到轰鸣声时，还以为是日机前来轰炸。在飞机低空盘旋时，人们才看清是苏军的飞机，这才料定是王明等人回来了。

　　据当时同去迎接王明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在机场，毛泽东发表了“饮水思源”的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为什么如何热烈地欢迎王明呢?因为他这次回来带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尚方宝剑”。

　　王明在党内的崛起颇富戏剧性。他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5年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入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取得了中大副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信任。1927年2月，米夫率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中共五大，王明任翻译。1928年6、7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时，他也担任了翻译。

　　1927年夏，王明等人因为派性斗争，捏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并指后台老板是瞿秋白。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但还是造成一些学生被开除、被逮捕。

　　1928年7月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因为共产国际希望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新的领导人，武汉码头工人、湖北汉川人向忠发戏剧性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但因为向忠发粗鄙无文，党内最高领导权落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李立三手中。原来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瞿秋白长驻莫斯科，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

　　1929年夏，苏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后，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和支持他的一派更加活跃起来，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等人，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除少数几个工人外，支持瞿秋白的人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处分，也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1930年5月，发生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李立三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在6月到9月，李立三把党、团中央及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组成“中央行动委员会”，指挥全国革命力量蛮干，搞起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结果使全国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在1930年9月24日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被撤销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和8月底回国的瞿秋白组成，瞿秋白再次成为中共实际负责人。

　　王明是1929年3月回国的，只担任了《红旗报》编辑等职务。10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认为中共对李立三的处理太温和。王明、博古等人先于中央获悉了这封信的内容，于是起而反对瞿秋白和三中全会。

　　1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负责中国事务的米夫来到上海，当时也只有二十九岁。因为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与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师生关系，米夫在奉共产国际之命处理瞿秋白的同时，决心硬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拉上台。

　　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1931年1月7日要求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要求会议在一天内完成。许多人在开会前二十分钟才接到通知，到了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王明和一些刚回国的留苏学生并不是中央委员，米夫却硬要他们列席会议。处在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法对抗共产国际代表的“旨意”，二十七岁的王明就这样进入中央政治局，掌握党内大权。6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捕杀后，王明升任政治局常委，实际上代理了党的总书记职务。

　　王明执行的是一套比李立三更“左”的“左”倾政治路线，他要掀起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进攻路线”，试图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领导白区的工人进行政治罢工、游行示威、飞行集会，提出组织农民暴动。他坚持“城市中心论”，命令红军占领中心城市，排挤了毛泽东朱德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他在党内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派“中央代表”等指导、监督地方党组织，对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明的“左”倾路线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完全暴露，受到毁灭性的损失，白区出现严重的白色恐怖。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上海党中央险些全军覆没，幸亏打入敌特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送信，党中央才转危为安。这次事件使王明成为惊弓之鸟，为了苟且偷安，9月，他随米夫到莫斯科去。出国前，他指定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再三关照博古，嘱他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不可擅自行动，更不能听信他人”，企图遥控中央，继续推行他的错误路线。11月7日，到莫斯科后，王明借助米夫的帮助，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来更是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在1937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和关押。让米夫难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反戈一击，把他批得体无完肤。1937年秋，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曾得意洋洋地对人吹嘘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哈哈，你说有意思吧!”1938年，米夫被秘密处决，终年三十七岁。

　　王明在莫斯科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他的“左”倾路线却继续危害着党和红军。到江西中央苏区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面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要求红军打运动战、阵地战、防御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使中央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从三十万锐减到不足十万，在长征强渡湘江后更是不足三万人。血的教训教育了党和红军，终于在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王明的“左”倾路线终于宣告结束。但王明的地位依然很高，这次他以共产国际“洋钦差”的身份回国，还是可以迷惑许多人。

　　临行前王明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当时，苏联正面对纳粹德国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进攻，使它陷入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十分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尽可能地拖住日本，减轻苏联来自东面的压力。当时红军不过两三万人，国民党有一百七十多万正规军，斯大林就把中国拖住日本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甚至投降日本。所以斯大林此时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服从国民党。而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惟命是从的王明，就被派回来传达这样的“旨意”。

　　与王明同机回到延安的，还有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和一直在新疆做接应工作的陈云。陈云不仅把一批又一批失散人员从新疆送到延安，还把一部分有文化的战士送到盛世才的航空学校学习，为我军空军的创建培养了第一代人才。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也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十二月会议”。除朱德在前线、王稼祥到苏联治病外，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基本到齐，共十三人。

　　“十二月会议”召开时，淞沪会战已经结束。从8月13日到11月12日，日军投入兵力约三十万人，动用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中国调集总兵力七十余万人，海军舰艇四十余艘，空军飞机二百五十架，以伤亡约二十五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毙伤日军四万余人，坚守上海三个月。从10月初到11月初，历时一个多月的太原会战，毙伤日军两万余人。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移至武汉。

　　这次会议，项英的到来给延安带来了兴奋。这位一直留在江西福建边界的苏区打游击的人，被称为“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人”，直至中央派人送去瓦窑堡会议精神时，才得知中央到达陕北。1937年7月，项英、陈毅从一本《新学识》的杂志上，间接了解到毛泽东在5月延安全国党代会上的讲话摘要，才走出山林，同国民党政府开始接触。10月23日，项英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博古、叶剑英时，泪流满面。如今，他来到延安，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三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向大会提交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认为党的工作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大肆宣扬国共两党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而在早前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要求把政府、民众和军队结合起来，抗战不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更不只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既要坚持统一战线，更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在抗战中起到领导一切抗日力量的主要作用。王明提出要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毛泽东则主张，“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王明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其实因果相通，它的原因有二：一是王明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之命是从，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常犯“左”和右的错误。犯“左”的错误，是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犯右的错误，是觉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弱小，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国民党和蒋介石。斯大林思考问题是从苏联利益出发的，中国问题关系到苏联的安全和利益的时候，比如在抗战时要靠中国拖住日本不进攻苏联，他就对中共搞右的一套，怕中共惹恼蒋介石;中国问题无关苏联痛痒时，他就用“左”的一套来指导中共。陆定一后来说过，王明路线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

　　二是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斯大林如此，作为斯大林愚忠者的王明更是如此。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会餐的饭桌上，每个人的面前放了两个盖着盖子的小搪瓷茶缸，毛泽东问王明：“绍禹同志，你猜一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不要揭开盖子，君子动口不动手。”王明回答：“我猜嘛，是酒，对不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猜对了一半，一杯是酒，一杯是水，是长征的时候我们从贵州带来的茅台酒，和延河的水。看来，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揭开盖子，看一看，闻一闻，必要时还得亲口尝一尝。”

　　王明提出红军可以去抗日前线正面打大仗的想法，正好切合了党内许多领导人想在抗战中通过正面作战显示红军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的想法，现在又有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那自然是对的了。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主张，成了少数意见。毛泽东后来回忆：“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毛泽东传(1893-1949)》5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1版)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会议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之后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只好讲，毛泽东是怎么讲，王明是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彭德怀自述》，224-22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会议的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与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王明还利用陈独秀等人要求回党工作的问题大做文章，在会上声色俱厉地反对，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词语咒骂陈独秀等人。他说，斯大林理论的精华就是清算党内叛徒，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他由此推论：中共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话已说到这个份上，谁还敢沾这个嫌，惹这个麻烦。陈独秀回党工作，算是彻底无望了。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但此时的延安，已经不是1930年的上海，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一批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领导人都成长以来了，成熟起来了。总书记的职务，已经不能单凭谁能唬人，谁能整人，谁有后台支持就轻而易举地能拿到了，最后决定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双方打了一个平局”。

　　在“七大”筹备委员会的设置上，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这样的安排有点不寻常，王明也摆出了一副要同毛泽东争夺最高领导人地位的意思。毛泽东后来说，王明是“别出心裁”地搞出了个书记。当时已经开始筹备党的“七大”，谁也想不到，“七大”会是在八年之后的1945年才召开。

　　王明刚到延安，毛泽东在各方面都给予了他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照顾。比如在生活上，毛泽东和所有的红军官兵都是每月五元，却指定王明的津贴为六元。但王明却在下车伊始就摆出一副领袖架子，轻视别人，私下里常对人说，毛泽东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领袖，顶多算是个“农民运动领袖”。他有着良好的口才，喜欢引经据典，言必称马列，说到兴起竟不时用俄语侃侃而谈。他喜欢讲自己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多么卓越的贡献，却把错误都推到别人头上，他振振有辞地吹嘘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红军官兵当时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普遍都很崇拜，感到王明身上有些神秘色彩，使他的话迷惑了很多人。

　　王明回延安的前三天，11月26日，南京江阴要塞保卫战开始。国民党军队奋勇抵抗日军，战斗异常惨烈，伤亡惨重，但还是被迫后撤。12月1日，江阴要塞陷落，南京危在旦夕。9日，中共“十二月会议”开始时，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国民党南京守军发出最后通牒。

　　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随即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据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被集体射杀、火烧及活埋者十九万人，被零星屠杀者十五万人，合计三十四万人。被日军奸淫凌辱的中国妇女，不下八万人。全市近三分之一的房屋建筑被焚烧，被抢劫的物资达两万四千六百万元，仅被抢掠的图书达八十八万册，超过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八十五万的藏书量。(李秀勤：《中国八年抗日战争日程纪要》，54-5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1版。《中国抗日战争史》218-223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1版)

　　12月24日，日军在北平扶植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骄横不可一世。24、27日，日军相继占领杭州和济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12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程世才等原西路军将领，他们已经从新疆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西路军广大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也歼灭了大量敌人。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28日，毛泽东复电新四军负责人项英，同意新四军编四个支队。此前，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要展开一幅什么样的抗日画卷呢?

 

　　1942年，刘志丹移灵途中百姓路祭。

 

　　1937年9月，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出发，前往山西北部的抗日前线为八路军指战员举行慰问演出。

 

　　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士们。

 

　　1937年11月，毛泽东、林伯渠、博古、萧劲光在延安机场欢迎从苏联、新疆回来的王明、康生、陈云。自左至右：萧劲光、陈云、康生、林伯渠、毛泽东、博古、王明。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19 17: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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