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抗日战争前期,毛泽东就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应当出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说中国不能出马克思,我不相信”,将来会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那时,毛泽东虽然自认为他对马列理论的把握还没有成熟,不宜宣传,但是到了抗战后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被全党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在八年全面抗战时期能够得到如此巨大的发展呢?其背景、基础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革命的曲折路程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为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之”字形,而不是“一”字形。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中间经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使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走向辉煌有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反思,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回顾这段历史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革命的规律是什么呢?到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长时间研究。在他的著作中,从认识与实践的角度多次讲的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规律。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来看,这就是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揭示。他详细地论述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这就回答了中国革命的规律问题。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曲折路程为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实践经验,因而是毛泽东思想获得大发展的重要历史基础。
第二,抗日战争的复杂矛盾关系和党在抗日战争的多方面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获得巨大发展的现实土壤。
毛泽东思想的大发展,不仅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对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现实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社会本来存在的重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激烈和尖锐。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另一方面,国内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在这期间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开。
就国民党来说,它既与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民族利益冲突,因而有抗战的一面;同时由于对日作战的失败和惧怕民众与仇共情绪的增长,因而又有对日妥协的一面,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吏甚至公开投降,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成立了傀儡政权。
就共产党来说,尽管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实际上肩负着两面斗争的任务。一方面,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它的主要力量放在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军上;另一方面,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同时还要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此外,还要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使其成为抗战堡垒的同时,使之成为全国“民主的模范”,让中国人民懂得边区“是通向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唯一道路”。
就国共之外的政治力量来说,在日军入侵和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各种各样的中间政治势力,从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到各种地方实力派和各种倾向的小党派,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空前活跃起来,出现许多新的动向和组合。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矛盾,它们在世界范围的争夺和矛盾也在激烈展开。尽管中华民族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但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又有可能也有必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结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根本上支持中国抗日,但一度与德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它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又主要采取支持中国国民党的立场。
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的异常特殊性和矛盾的异常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深远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正确地处理了这些矛盾,在善处自己的同时善处各类同盟者,纵横捭阖,应付变幻万端的政治风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正是对这些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必然结果。
第三,抗日战争期间,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较为稳固和安定,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有较多的时间和较为便利的条件学习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思想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始,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它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在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修养不够。因此,尽管党在早年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艰苦卓绝的英勇牺牲精神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但由于在指导革命的理论上的幼稚,仍不能不导致严重失败。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马列著作特别是全译本的重要著作较少,不可能对马列理论作深入研究;另方面是因为中国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人来不及做了充分的理论研究之后再去投入革命斗争,只能是边干边学,在干中学。毛泽东说,“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他早年读马列著作较少,深感“为荒学,甚为不安”。大革命失败后,斗争环境异常艰苦,戎马倥偬,出生入死,更无条件读书。应当指出的是,他读马列书少,不等于他运用马列理论的水平不高。他读马列书有别人难以企及的优点,即善于把握真谛,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用它去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因此,在革命转折关头,他能够实现革命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道路,使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形势。
但是,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动辄以“拿本本来”吓唬人,以会背诵马列词句当资本,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狂妄地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讥讽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是“狭隘经验论”,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排挤毛泽东出领导核心。
为了批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毛泽东需要用大量马列著作来武装自己,“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与日本侵略者的大小战争频繁不断,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时起时伏,但延安毕竟有了相对安宁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毛泽东发愤读书,有时通宵达旦。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著作和有关读物,他都找来读;在延安没有的,他写信请在“外面”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对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和阐释马列理论的读物,他反复地阅读多遍,作详细的批注。他不仅自己刻苦读书,还号召全党认真读书,要求全党高级干部三年读40本马列著作,并开列了阅读书目。
抗战时期,全党读马列著作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另方面也将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花费时间最多、阅读书量最大的时期,也是他写作著述最丰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经过多方面展开达到成熟,走向辉煌,不能不说与他本人和全党高级干部联系中国实际大量研读马列著作有密切关系。这是其发展的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对于推进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成熟,建立起独特的理论体系,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关系渐趋紧张。毛泽东深感党的一些高级干部还没有完全摆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错误路线的影响,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在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那样惨重损失,毛泽东事先未估计到。这使他不仅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更为痛切的感受。“左”和右看似两极,但像项英那样由一个时期犯“左”的错误转到又犯右的错误,则说明“两极相通”,都源于不认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
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就不断采取措施为开展整风作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1942年开展全党普遍整风。当时正值根据地进入抗战以来财政经济最困难时期。毛泽东认为,开展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干部既可以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还能振作精神,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历时三年的整风运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学习马列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党的历史路线的讨论,在政治上明辨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基本是非,认清了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心悦诚服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思想作风上有了根本转变,纠正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确立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这次整风运动为党创造了巨大的理论财富,既在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之后,又通过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整风运动以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既为顺利召开党的七大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7-22 1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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