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党史：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2015-06-04 15:11:54  来源：中国衡阳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初期，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在较快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积极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团结衡阳各党派、各阶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组织抗日游击武装，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充分利用报刊和书店，积极宣传抗日。组织救亡演出，广泛发动民众。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辖各抗敌演剧队及武汉、上海等地文化人所组织的文艺团体也纷纷前来衡阳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衡阳地方党组织还广泛开展战时服务，组织募捐献金活动，精心救护伤员。地方党组织在抗战时期的工作卓有成效，功不可灭。

　　一、整编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边界１３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根据国共两党的这一协议，１９３７年冬，中共中央派遣曾担任过湘南特委书记的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涛以新四军中校秘书的身份来到湘南，先后与坚持斗争的中共湘南特委负责人周礼和游击队领导人李林、谷子元、谢竹峰等人取得了联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战略部署，指示他们立即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谈判，整编游击武装，开赴前线抗日。

　　１９３８年２月中旬，耒安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派县委委员唐明煌为代表，与安仁县政当局公开谈判，达成了“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游击队集中整训，一致抗日”等项协议。３月，湘南特委委员谷子元陪同王涛来到耒阳，在天门仙会见了中心县委全体成员，并一连开了两天会，研究与国民党耒阳县政当局谈判的有关问题，并确定王涛、谢竹峰为谈判代表。两位随即率警卫员贺英杰赴耒阳县城，于次日会见了县长陈必闻。陈必闻当即召集县党政军警头目与之谈判。

　　王涛、谢竹峰的到来，特别是多年来国民党兴师动众、悬赏缉拿的传奇人物谢竹峰的突然出现，使得满座皆惊。在谈判中，耒阳县政当局出尽难题，始则想将谈判引开，敷衍了事；继则想以“合作”为幌子，吃掉游击队。王、谢义正辞严、针锋相对地揭露了对方的伎俩。经过多天的舌战，谈判达成了六点协议：１．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２．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集训地点由游击队选择，国民党当局必须保证安全；３．游击队在县城设立新四军通讯处；４．共产党派一名全权代表常驻县城，以便协商两党有关事宜；５．释放政治犯；６．不得迫害游击队员家属。谈判达成协议之后，由中共耒安中心县委选定江头刘家祠堂为整训地点，耒阳、安仁两县游击队相继到江头参加整训，新四军派刘树新等三名教官帮助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整训期间，耒、安、永、常、衡五县的贫苦青年前来报名参加游击队的络绎不绝，集训队专门设立了接待站热情接待，并从中挑选了２００多人参加了游击队，使游击队发展到２５０多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游击队员们的政治、军事素质大大提高。５月初，原“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锄奸队”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刘厚总（后在皖南事变中叛变）任大队长，林长春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 ５月１１日，游击队正式以“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的番号从江头出发，取道东湾三田、双洲，经水东江渡耒水，绕县城到达灶市街火车站。沿途受到群众热情迎送。尤其是过水东江后，上万群众夹道欢送，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１２日，被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二大队的游击队共计４００多人由灶市乘火车到安徽大平，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他们带着乡亲父老的嘱咐，离开战斗多年的故土，奔赴抗日前线。

　　同期，原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屈淼澄在接到王涛的通知后，也将其领导的在衡阳坚持游击斗争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余部集中开赴郴州整训，编入新四军序列，奔赴抗日前线。

　　二、衡阳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省会成立了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全省人民团结一致，救亡图存，坚持抵抗日寇的侵略。

　　衡阳爱国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响应，在刘留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一度脱党）的积极推动下，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日成立了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并代表衡阳１４０万民众提出五项抗日主张，通电全国：１．及龄壮丁，一致踊跃应征，听令政府调遣；２．贡献个人财力，以解国家急难；３．严厉根绝日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４．肃清内奸，以绝敌人刺探耳目；５．维持地方秩序，以固后方安全。

　　该会主任委员由在衡阳教育界较有声望的成章中学训育主任罗明德担任，常务委员由衡阳各界有名望和较有影响的人担任，他们是刘留侯、杨锦云（《湘潮日报》副总编，１９２６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王道然（平民工艺厂厂长）、刘星炜（农会会长）、钟少毓（通俗教育馆馆长）、罗恺（县教育科长）、钟再僧等。王道然任秘书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调查、征募五股。此外，还附设“伤兵服务团”，刘留侯任团长。

　　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粤汉铁路、湘桂铁路员工和民航工人也相继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分会。

　　抗战伊始，前线沪汉等地的工商业、军政机关和文化团体，纷纷内迁于衡阳，成为国统区的三大经济重心之一。日寇经常通过奸商，偷运日货过境或在本埠销售。为了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在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倡导下，总工会、商会、邮政局等机关团体于１９４０年２月１日组织成立了衡阳防止敌货委员会。打击奸商，惩办汉奸。７月７日，衡阳抗敌后援会等单位召集衡阳各界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抗战三周年。会上，公祭了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并开展了募捐献金活动。晚上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公演了抗日评剧、话剧。９月１４日，又成立了由店员、码头工人、邮务员等组成的仇货检查队。此外，湘桂铁路、粤汉铁路、飞机修理厂、东阳渡兵工厂等单位还成立了“锄奸队”、“募捐队”、“抗日读书会”等组织。

　　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积极发动群众，协助政府加速生产军需品；锄奸讨逆，抵制仇货；捐款献物，支援抗战；参军参战，保家卫国。为保卫中华民族，保卫衡阳做出了较大贡献。

　　 三、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方人士共同抗日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旬就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迅速发动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

　　在全国上下一致的抗日呼声中，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９月２３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同国民党地方政权通过协商，达成合作意向，实行共同抗日。衡阳境内的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衡阳的各级党组织于抗战伊始，即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广泛宣传和发动民众上，通过各种形式，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教育、启发、引导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之中，为最后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最大的贡献。

　　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之后，衡阳云集了从全国四面八方迁来的大量党政军机关，以及一些新闻、文化、艺术界的名流，坚持抗战与破坏抗战的斗争在这里显得极其尖锐复杂。

　　１９３９年１月，为了打开衡阳统战工作的局面，根据叶剑英的建议，省委派任作民来衡阳与国民党上层计商。随即，叶剑英、曹瑛等在廖家湾“衡阳八办招待所”内设宴邀请国民党衡阳县党部和县府要员。席间，正式公开李华楫“中共衡阳临时中心县委统战部长”的身份，并对他们作了团结抗战的思想工作。之后，中共衡阳地方组织根据与国民党当局达成的协议，集中精力抓衡阳的统战工作，以调动各方的力量，共同抗日。

　　统战工作的对象，既有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也有中下层人士，还有社会上的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以及广大青年。统战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路线、方针、政策，抨击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和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摩擦、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唤醒广大民众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１月，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衡阳服务站出面在衡阳召开讨汪座谈会，宋庆龄派秘书刘清扬前来参加会议，中共衡阳临时中心县委派向愚以湘江书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上，大家纷纷发言，愤怒声讨大汉奸汪精卫的卖国罪行。临时中心县委还经常利用各种节日，由一些群众团体出面，组织群众宣传抗日，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

　　３月８日，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推动下，衡阳各界妇女在雁峰寺前坪集会，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在晚上召开的座谈会上，国民党衡阳县党部书记大肆宣扬所谓“三从四德”，号召大家学岳母，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的代表当场驳斥了他的谬论，指出岳母只能教出一个不敢与汉奸斗争的岳飞，如果当一个抗日教师，就能教出成百上千的抗日民族英雄。一席话驳得这位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哑口无言。

　　４月，周恩来在衡阳国光剧院向衡阳各界人士发表公开演说，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起在衡各界人士的强烈共鸣。同期，叶剑英、郭沫若在衡阳和南岳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进行演讲，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４月１８日至１９日，叶剑英、郭沫若陪同周恩来在南岳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还特地接见祝圣寺的爱国名僧暮笳和尚，周恩来在他的纪念册上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给当时南岳佛教界以极大的鼓舞，使法天佛门也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烈火。５月７日，南岳佛道教徒在祝圣寺召开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说，号召各位爱国僧侣“行动起来，走出禅房，参加到抗日救亡行列中去”，并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名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促使衡山佛道两家携手，从而更广泛地团结各宗教爱国人士。会后，暮笳法师还创办了《狮子吼》杂志，呼号抗日救国。１９４０年，郭沫若又亲笔致信暮笳和尚，对其创办《狮子吼》月刊表示敬意。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号召与支持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随后组织了流动工作团，到衡山、衡阳、湘潭等地作抗日战争宣传和拯救难民工作。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衡阳各界人士的抗战情绪高涨，抗日的群众组织不断诞生，这些组织中的许多青年在“衡阳八办”的帮助下，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一时间，衡阳各界团结抗日达到了盛况空前的地步。

　　四、利用报刊和书店，积极宣传抗日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长沙大火以后，湖南省军政要员纷纷南迁，许多新闻机构也来到衡阳，一时间，衡阳热闹非凡，成了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报纸在衡阳出版发行，其中由共产党员影响或直接控制的有三家，这就是《大刚报》、《力报》和《开明日报》。

　　《大刚报》原是国民党的官办报纸，１９３９年迁来衡阳改为民办。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大刚报》经常刊登一些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官场黑暗等文章，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报纸的文章更加犀利，“本报专讯”栏目有时刊发的战地消息比中央社还早一二天，还配有短评和详细的资料介绍。１９３９年１月，这个报纸还义卖一天，获款三万余元，买了１０万个救急包送往湘北抗日前线。

　　《力报》于１９４０年从邵阳搬来衡阳。这家报纸原以挣钱为目的，党组织控制了这家报纸以后，很快改变了这家报纸的政治方向，面貌为之一新，经常登载一些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的文章，顿时声誉雀起，销量激增。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这家报纸的记者王平，深入江南敌后，目睹了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深受感动。他设法搜集了一套反映新四军战斗功绩的图片及战利品，带回衡阳在各处展出，使衡阳人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了解。后来，这个报纸又连载了驻桂林记者走访熊佛西、欧阳予倩、千家驹、瞿白音等著名文化人的谈话，其内容以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批评和抗击日寇为主题。

　　《开明日报》的前身是长沙的《观察日报》。这家报纸是在徐特立指导下办起来的。该报极重宣传抗战、宣传民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湘赣两省均有较大影响。如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发表《经济学常识讲座》主讲曹伯韩写的开场白中说：“为人要学，才会晓得富人怎样发的财，穷人怎样吃的亏，外国人为什么有钱，中国人为什么受苦，日本鬼子为什么侵略中国……”这一连株炮似的发问及阐明的道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上述三家报纸，最多的一天可以发售到三万余份，不仅是衡阳，而且是整个湘南地区乃至全省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此期间，耒阳还创办了《前锋旬刊》，衡山创办了《南岳快报》，为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民众杀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上述一些直接或间接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报纸之外，也还有一些具有进步倾向和主张抗日的报纸，仅衡阳市内就有《湖南通俗日报》、《大华晚报》、《南风晓报》、《湘潮日报》、《正中日报》以及益世通讯社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一些抗日议论和报道了一些抗日战况与消息。

　　自办书店，销售进步书刊是中共衡阳各级地方组织借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一条重要渠道。１９３８年２月，李华楫主办“读者书店”，出售了大量的进步书刊。７月，中共衡阳县工委决定将书店改名为“湘江书店”，后除了发售一般性的自然科学、文化读物之外，又秘密从外地翻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阶段论》、《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单行本，分送有关人士。１９３９年１月，该店又编印《新阶段旬刊》投入社会。这个旬刊，主要报道战地消息，抨击时弊，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内容新颖，语言流畅，很受读者欢迎。４月６日，日寇飞机滥炸衡阳，城中一片火海，湘江书店被毁。紧接着，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梁君大在衡阳司前街又创办了“五五书店”，该店的业务性质与湘江书店一样，除出售进步书刊外，自己还编辑、印刷发行一些书籍，如《汪精卫叛国的真相》、《半月文选》等，主要登载一些进步知名人士对时局的评论文章，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是时，徐特立在辖神渡吴家坪（现蒸水桥附近）小住，文选稿件常请他过目，然后编辑付印。除了“湘江”、“五五”两家书店以外，还有两家为抗日救亡宣传作过贡献的书店，就是“生活”、“新知”两书店在衡阳的分店。１９３８年４月，生活书店在李华辑的协助下，在中山路（现中山北路）开设分店，负责人吴琛。１９３８年３月，陆静山受新知书店总店的委托，在铁炉门（现解放路湘江地段）开设分店。同年１０月，因陆去桂林参加新知书店总店的筹备工作，该分店的经理由陈再德接替，店员有王解谷、陆仁德、刘景行等。两家书店大量销售和出版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和武汉编印的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小册子，如《辩证唯物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共产党章程》等书。

　　１９３９年１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姚国华（又名姚克，女）来衡阳搞文化工作，在大东华门（现为人民路）办了家“萌芽图书馆”，与各进步书店及大西门外五显庙的“衡阳书报供应社”都有密切联系。

　　１９４１年１月，由中共党员黄明主编的《青年界》在衡阳出版发行。次年，他在回雁峰山下创办了一家“三友书店”。除了将自己收藏的一些进步书刊拿出来供读者租阅外，他又与桂林的“生活书店”联系，赊销了大批新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就在这个书店发售过。同年，向愚、刘国英又在衡阳办起金国印刷厂，出版发行各种文献，一直坚持到１９４４年衡阳沦陷前夕结束营业。

　　五、组织救亡演出，开展抗日宣传

　　１９３８年，在衡阳开展抗敌文艺宣传的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以本地党组织为核心，联络当地的音乐界、戏剧界的进步人士组织演出团体，或在非专业人员中组织业余宣传演出；一是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辖各抗敌演剧队及武汉、上海等地文化人所组织的文艺团体来衡阳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

　　１９３７年冬，从上海、南京等地来衡的一批热血青年如吴琛、　何奇、徐鹏、王绍聿等组织了一个“晨呼队”。他们每天拂晓即集结起来，迎着曙光，沿湘江河街高唱救亡歌曲，高喊抗日口号。这一活动，后来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参加者有学生、教师、工人，也有普通市民，并由江东岸发展到江西岸。随着人员的增多，“晨呼队”成员中的许多人都先后参加了李华辑领导的“衡阳抗日救亡歌咏队”。这个歌咏队，直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既在城里的正式剧场演出，也到农村地头进行宣传，非常活跃，很受群众欢迎。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取得“合法”地位，１９３８年春，歌咏队与国民党军方支持的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团衡阳服务站合作，正式在他们的门口挂出歌咏队的牌子，使活动的开展更加顺利。随后，歌咏队公开招收了一批新队员，并成立歌咏、戏剧两个部。戏剧部由来自“衡阳艺术界抗日救亡工作团”的创始人之一程嘉哲负责，先后演出了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等。

　　耒阳由县委直接组织《新华日报》耒阳分销处的工作人员，下乡到群众中去教唱革命歌曲，张贴抗日标语，散发传单，县委还直接令人谱写一首《还我河山》的歌曲，到群众中教唱。

　　日本鬼子真残忍

　　杀我百姓夺我城

　　到一乡，杀一乡

　　到一村，杀一村

　　妄想杀尽中国老百姓

　　日本鬼子真可恨

　　中国土地他们占

　　中国房子他们住

　　中国牲口他们宰

　　中国山河从此归日本　

　　沉睡狮子快快醒

　　共赴国难抗倭兵

　　拿起刀，扛起枪

　　挥起拳，举起棍

　　四万万华夏炎黄子孙

　　有钱的快快出钱

　　有力的快快出力

　　壮丁们快快当兵

　　杀尽倭寇还我河山

　　中共耒阳县委所属中共马水支部的支部书记刘若梁，把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抗日救国宣传队”，深入到洲陂、坪田、亮源、端木、桃花等地演讲、散发传单、出漫画专栏。１９３９年冬，他们还组织了“钟声剧团”，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编成快板，将国民党假抗战真投降的把戏编成话剧，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编成《送夫参军》，在年节前后到乡村巡回演出，借以揭露国民党，颂扬民众抗日爱国精神。

　　中共衡山地方组织则通过“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组织了歌咏队，分头到各个国民小学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在尚德小学初年级小学生中组成“小朋友歌咏队”，利用周休日等课余时间，到学校附近的屋场、村落演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流亡曲》等；还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自编了《放下你的鞭子》、《不当亡国奴》、《勇敢的胡阿毛》等小型剧目，从白莲寺出发，到罗家湖、吴集、栗木坪、甑箕岭、大堡、霞流市、雷溪市、石湾等地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一边演出，一边在铁路沿线的火车站救助难民，慰劳伤兵，为伤员和难民烧开水、煮稀饭，为伤员代写家信。青工队的成立，既没有要公家资助，也没有向社会求助一分钱，队员们自带钱粮办伙食，自已凑钱买宣传用品。时间一长，队员们自带的一点现金花光了，他们把队部移到县城，在城北朝天街３７号租一间铺面办起了一个书店，靠经营书籍文具解决经费短缺问题，使青工队越办越红火，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深入到吴集、白莲寺、南岳等地农村集镇演出，宣传“抗战必胜，侵略者必败”，大大鼓舞了民众的士气，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坚定了各界人民“誓死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在“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的影响下，衡山各地的抗日宣传搞得有声有色。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刘国安从湘北前线再次回到衡山师范，很快组织了由他担任队长的宣传抗日歌咏队，由何启君老师给队员教唱《游击队队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同时成立戏剧队，由陈卓猷等导演了《凤凰城》、《日寇暴行》、《王老二当顺民》、《放下你的鞭子》、《朱大嫂送鸡蛋》等剧目，在学校内外演出。使宣传抗日的进步活动由学校走向社会，并深入伤兵医院，有力地宣传了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对在各界人士中开展抗战的思想教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郭沫若、田汉等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辖“抗敌演剧队二队”和“抗敌演剧队八队”分别来到衡阳。演剧二队队长吕复、主要成员有瞿白音、郑君里、沙蒙、严恭、舒强、苏丹、水华、石联星、刁光覃等许多名家。该队先后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９４４年元月四次来到衡阳，为衡阳人民献演了《大地回春》、《愁城记》、《黄河大合唱》、《蜕变》、《钦差大臣》、《日出》、《保卫大湖南》等剧目和歌曲。每次来衡演出，都使全城为之倾倒，产生极大的影响。演剧八队队长刘斐章，导演谢添，主要演员有王平、朱琳等，阵容整齐，演出水平很高。他们组织来湘的流亡艺人白天到街头、江边、车站进行抗日救亡小演唱，晚上则到一些剧场演出《生路》、《壮丁》、《一二八剪影》、《雷雨》等剧目，同时出面邀请叶剑英等著名人士登台作报告。１９３９年春节慰问演出期间，他们还到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要了许多《新华日报》和党的其他刊物，向观众散发，影响很大。演剧二队和八队还帮助国民党第四军组建了“铁血剧团”，该团亦于１９４１年来衡演出《明末遗恨》、《陈圆圆》、《少年之志》、《无名英雄》等剧，给观众以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１９３９年２月，叶剑英同田汉率领一个抗日救亡京剧团到衡山县师古乡的师古小学，给当地群众演出爱国名剧《陆登殉国》，叶剑英还登台作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满怀激情地告诉大家：“只要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大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敌情绪。演出结束后，田汉作诗一首以颂之：“风云叱咤老毛奇，却把奇功属教师，师古桥边嘶战马，将军亲作教师时”。 １９３９年冬，田汉又亲自组织“平剧实验宣传队”来到衡阳，住在成章中学，并在该校礼堂建立实验剧场，演出《梁红玉》、《岳飞》等古典剧及《凤凰城》、《俘虏》等话剧，同时还演出《江汉渔歌》等抗敌宣传剧，并在舞台桌围布上绣着田汉亲自书写的一首五言诗：“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极大地鼓舞了人民。

　　１９４２年“抗敌演剧九队”在著名演员李超、舒模等率领下，在道前街（今市府路）国光戏院演出苏联名剧《大雷雨》和曹禺的《原野》、《日出》，田汉的《丽人行》，历时月余，场场满座，产生了巨大影响。同年，演剧九队、七队与衡阳社会服务处的社会剧团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主要成员有著名演员麦大非、高博、邱星海等，演出了《杏花春雨》、《大明英烈传》、《家》等剧，在市民中大力宣传了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１９４３年６月由欧阳予倩率领的广西艺术班来衡演出了《茶花女》、《软体动物》。１９４４年日寇犯衡前夕，由电影皇后蝴蝶领衔率粤剧名星罗兰、著名影星白露等１０余人来衡演出三天，都使衡阳为之轰动，街头路途为之一塞。尤以蝴蝶演唱的《卢沟桥小调》，给观众以极大的激励，整个剧场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之情达到鼎沸。

　　六、开展战时服务，组织募捐献金

　　前方将士英勇杀敌，衡阳地方党组织在后方则开展战时服务，组织募捐献金，组织力量精心救护伤员。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由中共党员吴瀚、陈维清领导的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撤来衡阳，在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和中共衡阳县委的统一安排下，立即投入了伤兵救护工作。前方伤兵大量进入衡阳，一些医院由于缺乏组织，救护工作显得十分被动。很多伤兵得不到及时治疗，有的甚至成堆躺在车站无人管理。针对这种状况，服务团的同志分工负责，全力投入工作，有的在车站、码头负责接待，帮助伤员尽快进入医院或收容所；有的直接担负医疗救护，替伤员打针服药；有的担任护理工作，为伤兵冲洗伤口，进行包扎；还有的则担负后勤工作，为伤员做营养餐、拆洗缝补衣被床单、剪指甲、灭蚤、代写家书等。在医院里，这些服务团的成员还经常教伤员唱抗日歌曲，给伤员讲时事，教伤员读书识字。这样，既医好了伤员的伤病，更振奋了广大伤病员的斗志，温暖了伤病员的心。许多伤病员治愈后纷纷要求重返前线，与日寇血战到底，誓死保卫家园。还有几位伤员通过服务团成员的帮助教育，提高了革命觉悟，认清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衡山县青年战时工作队除了开展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之外，他们还组织数十名队员，每日分头发动群众，为抗日献物献金，到火车站发寒衣和稀饭，慰劳伤兵，救济难民。通过他们的工作，衡山县城充满了团结抗战的气氛，涌现了许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众一心，誓死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动人场面。 　 １９３９年初，战地服务团衡阳服务所的沙地、汤杨等进步青年还开办了一所难童学校，他们将二三百个１０多岁的难童收容起来，组织他们学文化，并教他们一些抗日的知识，还从中挑选了４０多个孩子组成“儿童工作团”，外出进行慰问和演唱活动。这些活动，收效很不错，既使这些孩子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归宿，又使他们从中受到了教育，懂得了长大一定要为国献力建功。４月６日大轰炸后，衡阳服务团成员奋力抢救，孩子们也纷纷出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各文艺宣传队在进行宣传演出的同时，还组织募捐献金工作，并及时将募集的款项全部寄往前线。中共衡阳县委委员李华楫领导的歌咏队还组织宣传队伍上街为民众作抗战演说。有的成员在演说中激情满怀，声泪俱下，激起在场群众的爱国怒火，纷纷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有一次，歌咏队联合“二七”医疗队上街募集慰劳前方将士的款物，歌唱和讲演刚刚完毕，听众便涌向募捐箱，纷纷捐钱捐物。有的妇女摘下金戒指、金耳环，小学生们掏出自己的零用钱，都投向募捐箱里。最感人的是一位人力车夫，当场揭开车座的木盖，从车斗里把所有的钞票、铜板一齐捧出投进募捐箱，队员们和不少在场群众都感动得流出眼泪。

　　衡阳人民为了支援抗日战争，鼓励前方将士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万众一心，节衣缩食，每年都曾开展多次大规模群众性的募捐运动。

　　１９３８年初，当日本侵略军在大江南北受到重创后，竟不顾国际公法，灭绝人性地向新四军滥施毒气，粤汉铁路抗敌后援会一面动员职工捐钱，派人赴各地采购防毒面具，一面动员职工献出防毒面具２１具，派人送往新四军驻地。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１日下午，衡阳各界举行首届防空节庆祝活动，衡阳人民倡议募捐，购置飞机一架，并命名为“衡阳号”支援前线。会后于铁炉门设立献金总台，又于粤汉、湘桂两火车站和泰梓码头东西岸、北门、小西门、汽车西站等七处设立了献金台，同时还组织了“戏剧义演”、“铺户捐献”、“团体捐献”、“自由捐献”等多种形式的捐献活动。数日之内，共募捐１２余万元，其中湘桂铁路员工捐献１．５万余元。１９４１年９月，衡阳各界又一次掀起“衡阳号”飞机献金热，此次规模更大，各界爱国群众献金共计达３０多万元，其中，各行业工人共捐五万余元。更可嘉者，船山中学童子军伍文章、周恒等向全国发起捐献“中国童子军号”飞机，并发动本校童子军队员节省平时费用，共献金１９３１元。当即得到全国各地童子军的响应。湘桂铁路第三子弟小学的小学生，也积极响应捐了２４０元。１９４２年３月，湘桂铁路再一次发动员工捐献“湘桂铁路滑翔机”一架，共捐金１８１４３元。

　　１９４０年初，衡阳各界民众为前方将士捐募医药鞋袜费用共９０００余元。次年１１月，湘桂铁路动员工人捐献一日工资共１．３万余元，为前方将士购寒衣。同月，衡阳商会发动一店一双鞋运动，共献一万双军鞋送往前线。１９４２年１１月，衡阳各界发动捐献１０万双军鞋运动。群众积极响应，衡阳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各自制布鞋一双。

　　每到逢年过节和重大纪念日，衡阳人民都慷慨解囊，捐金捐物，慰劳前方将士和伤病员、抗属。１９４１年“七七”纪念劳军，衡阳在市中心搭台倡导献金，群众捐献３日，共献金２万元。１１月１２日，湘桂铁路员工发起为前方抗日将士征集寒衣活动，全路员工将自己一天所得工薪的一半悉数捐出。此后，还特邀该路国剧社在天声舞台献艺公演，所得款项全部为前方将士购置寒衣。１１月，各界群众献金逾２０万元。至于每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群众开展捐献物资，次数繁多，数额可观。

　　在募捐支前活动中，衡阳地方各县女界尤为积极。从１９３８年日寇犯湘至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各县妇女组织都积极组织妇女为前线将士捐募、缝制寒衣、军鞋，作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１９４０年６月，衡阳妇女为前方将士募集军衣军鞋款５５００余元。同期，衡阳私立民生女子职业学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做成布鞋４６双，寄往前线。１９４０年１２月，衡阳女界发动全市妇女参加捐献“湘妇女号”飞机，曾多次举行义卖公演，获得女界的积极响应。其中最突出的典型是衡阳县新桥夏家屋冯孝之之妻华氏，因其夫在外经商可以维持家庭生活，将家田２４石（合２．４亩）的契约备文送给衡阳抗敌后援会，请其变卖购买飞机，抗御日寇。东乡泉溪市有位８５岁的李老太太，当时正身患重病，原来打算死后要做４９天道场，但当她听说要集资买飞机打日本鬼子时，便立即设立遗嘱，将家中２万元银元全部捐出作购买“湘妇女号”飞机之用，表达了一个垂暮老人的爱国之心，一时在人民群众中传为佳话。在历次募捐活动中，衡阳的几家报纸的评论，多指责商界、金融界有钱不肯解囊，盛赞工人虽收入微薄，但每次捐献都倾囊而出。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6-04 15: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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