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秘密指挥部
2022-11-21 11:20:11 来源：重庆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寻访红色印记
1940年夏，周恩来在红岩村防空洞外的席棚下接待外国记者。(红岩联线供图)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2021年3月25日，游人在红岩村参观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相关展览。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四张藤椅、两张木桌、一个竹编书柜……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里，周恩来当年的办公室，一如80多年前，简单、朴实、整洁，静静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八年时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谱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秘密指挥部，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作出了哪些卓越贡献?
逆境之中开局 缝合国共合作的裂痕
走进红岩革命纪念馆二楼展厅，“千秋红岩”四个金色大字闪闪发光，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历史文物，将参观者的思绪瞬间拉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侵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倾向日益显现。
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紧接着，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并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面临着逆转的危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员名单;13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建议，改中共中央西南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16日，南方局向中央书记处报告领导成员分工情况并得到批准。至此，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开始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的中共党组织。
“南方局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重庆为依托，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维维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是南方局的首要任务。
1939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这也成为南方局坚守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等进行大规模武装袭击;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又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签署“皓电”，通牒江南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并随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面对危局，南方局毅然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首先，向国民党当局严正抗议，周恩来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其次，南方局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外广泛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次，借助反法西斯国家对顽固派施压，通过各种渠道将“皖南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有关应对事态的方针政策主张，传送给多国外交人员、国际友人、新闻记者以及国际组织;最后，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等。
在南方局的政治攻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陷入空前孤立，迫使蒋介石于1941年3月6日在二届参政会会议上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
团结中间力量 开创统一战线新格局
在位于渝中区上清寺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特园)里，馆方综合运用声、光、电、多媒体等多种技术，将3000多幅历史图片、1000多份文物史料、1200多件珍贵实物，真实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它是全国第一个以中国民主党派历史为主题的陈列馆，也是南方局在重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见证。”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称。
展厅里，《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冯玉祥题写的“民主之家”匾额、《范朴斋日记》手稿等“镇馆之宝”，再现了当年的历史。
“争取中间势力，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南方局坚持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各种方式同各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社会贤达等广泛接触，作出了重大贡献。”黎余说。
1941年5月，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经王炳南、王昆仑等人筹划，在重庆领事巷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
“小民革”的建立及其活动，对于坚持抗战、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多次在王昆仑等人的家里参加“小民革”核心成员会议。
1941年3月，在南方局的支持下，黄炎培、张澜等13人在上清寺特园秘密开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张澜为主席。
“民盟”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经常去特园，与“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协助其促进内部团结，制定政纲。
1943年初，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分别会见了谭平山、王昆仑等，帮助他们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并最终促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于1945年10月在特园正式成立。
1945年12月，在南方局的帮助支持下，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在重庆正式成立民族工商界自己的党派——民主建国会。
1944年冬，在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支持下，许德珩、劳君展等科技界人士发起成立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纪念9月3日这个胜利的日子，改名为“九三座谈会”。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建议把座谈会建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因此，“九三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
南方局以民族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宽阔胸怀，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在党的周围，不仅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加强党的建设 建成摧不垮的战斗堡垒
“事实上，南方局的贡献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协助中央军委领导华南敌后游击战斗、配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高涨、掀起群众运动新高潮、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形成特定条件下的‘准外交’、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治国理政的骨干和人才等。”黎余称。
胡乔木曾在《党史是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一文中评价：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黎余看来，这些成就的取得，其根本还在于南方局十分注意加强党的建设，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南方局面临着各种困难、诱惑、挑战，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更是率先垂范，坚持自律、清贫、乐观、团结、友爱的工作和生活作风，使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如1939年4月起，南方局先后举办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对各省、特委领导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理论，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
1943年4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报告，全面阐述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工作作风和领导能力等。
还有一则“董必武为六毛钱作检讨”的红岩故事，更是感人肺腑。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与当年红岩同事杨继干一起回忆红岩村的艰苦生活时，杨继干给她说，那时伙食费一个月三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大家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伙食比延安还差，后来组织批准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
“当时红岩村每个月的开支账目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毛钱算来算去始终平不了账。董老就在南方局大会上作了检查，后来还给延安党中央写了书面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向董老提起过这件事，他连说‘记得，记得，有这回事’。”杨继干当时说。
杨继干的话也唤起了邓颖超的回忆，她说：“这件事我也记得。”
“两位老人的共同回忆，不仅为我们展现了董必武严格自律、廉洁奉公的风范，也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当年战斗在红岩村的共产党人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场景，更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提供了历史镜鉴。”黎余说。
责任编辑：张莹 最后更新：2022-11-21 11: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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