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华:“冀鲁边区的母亲”
2015-07-02 14:20:29  来源：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点击：  复制链接

　　民族利益大如天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抗日的队伍实力壮。

　　范普权将军说:“发起救国会,组建救国军,马振华是主要组织者,实际工作是他做。那时马振华很坚决,工作很紧张,为了干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然而,这位开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组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主要领导人,却既不是会长,也不是司令,只担任了抗日救国军政治部主任。

　　人有理想胸怀大。

　　马振华出生在盐山县旧县镇后韩沙周村一个佃户家庭,父亲忍饥受冻供他读书,他高小毕业后在本村办起贫民小学。这期间,他组织民众向地主抗租、抗税,深受贫苦农民拥护。1932年入党后,他把自己的命运与救国救穷人出苦海连在了一起。独生子马振华离别双目失明的父亲、含辛茹苦的妻子、幼年待育的儿女,走村入户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民众,发展党员,组建起一个个农村党支部,为后来建立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日寇的铁蹄踏破了祖国山河。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一切力量团结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马振华心中有大目标: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抗日唯大。谁主张坚决抗日,又有民众威望,能够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日救国,就由谁在“双救”里领头。在民族大义面前,讲不得个人得失。

　　周砚波,出身书香家庭。1925年从北京回到盐山县李连家村,卖地办起了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担任校长。马振华、贾震、王猛等一批著名共产党员,都先后在“三高”读书。九一八、七七事变发生,周砚波走上课堂,给学生宣讲“国耻”,带领师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周砚波在当地士绅阶层和民众中有较高威望,吸收加入抗日“双救”有利于团结抗日。于是,马振华、于文彬、邢仁甫等共产党人邀请周砚波、吕墨翰等社会名流共商成立“双救”大事,推举周砚波为“双救”会长和政治委员长。

　　邢仁甫,在军阀马鸿逵属下当过少尉副官,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来到冀鲁边工委。土匪出身的崔吉章和邢仁甫是把兄弟,带着一部分人枪要求参加抗日救国军。马振华、于文彬等权衡,邢仁甫有军事知识,又可以节制崔吉章的匪性,便推举让他当军事委员长。

　　就这样,马振华以民族利益至上,不居功争位,周砚波、邢仁甫走上了前台。

　　大潮涌起鱼龙杂,泥沙俱下浪淘沙。

　　当时,参加抗日救国军的人员成分复杂。有的人想借抗日救国军扩充个人势力,有的人不听指挥,自行其是,有的人争权要官,不答应就拒不执行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马振华等人为抗日计,采取了团结、斗争、改造的方针。

　　1937年10月,崔吉章趁杜步舟正在乐陵东部发动组织民众抗日之机,从第六团拉走了两个大队。杜步舟非常气愤,找到马振华要求要回人马。马振华反对崔吉章的错误做法,但劝说杜步舟说:“你的大队拉到了他那里,还都是在自己的部队。这时如果非要要回部队,因此闹了意见,弄不好会造成队伍分裂,对共同抗日不利,还是以大局为重,不要坚持要回了。”其间,崔吉章要求当司令。马振华着眼抗日大局,和邢仁甫、周砚波几次找他谈话,一不与他公开分裂,二不答应他的要求。

　　马振华力图改造崔吉章的队伍,他安排共产党员到该队伍任职。张白水回忆亲身经历说:“我到崔吉章属下第一团任政治主任,上任前马振华向我交待:‘团长郑松林这些人重感情,讲义气,如果他要和你拜把兄弟,可不能拒绝,要你参加三番子(指在帮会中的人),也可以参加。’马振华的目的是要保住这支队伍。我在团里发展了几名党员,崔吉章投敌拉走队伍的头天晚上,我把党员和十几个战士、十几条枪带回了游击队。”

　　红点黑点两笔账,策反攻心敌化友。

　　日本鬼子占据冀鲁边区后,拉拢汉奸为他们卖命。马振华清楚,这些当汉奸的人,有些人是被强迫,有些人是为了混饭吃。策反汉奸暗中帮助抗日,就会变为我们的“耳目”,削弱敌人的力量。

　　马振华组织边区抗日军政组织制定“红黑点条例”,对伪军开展攻心战。红点条例:“不逮捕抗日同志；营救抗日工作同志；能掩护抗日工作；能帮助抗日军情报与购买军用品；不残害抗日人民；应付拖延征粮征麦者。”黑点条例:“逮捕抗日同志；破坏我下属政民工作；侦查实报我军活动情况；破坏我后方抗日机关；残害抗日人民；积极帮助敌人征粮征麦者。”抗日干部战士上门做伪军家属的工作,叫家属把伪军约回家,拿“红黑点条例”给伪军看,讲形势,讲政策,指出路,教育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开展锄奸活动,对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予以严惩,杀一儆百,震慑敌人。

　　攻心战给我方在敌人内部安了许多“耳目”。鬼子发动扫荡,有的伪军给八路军当内线,送情报,有的伪军偷把药品和子弹卖给我军。在许多据点、岗楼,八路军通过时一报名号,伪军赶快放下吊桥。八路军战士有时住在开明地主家里,有时住进了伪乡长家的后院。

　　肝胆相照同志情

　　马振华被同志们尊称为“老母亲”、“老大哥”。称他这个大男人“老母亲”,是因为他慈祥和蔼如娘；“老大哥”,是因为他宅心仁厚如兄。在一日不得一饱的日子里,马振华和战士一样忍饥挨饿。在被敌人封锁进不了村的日子里,马振华和战士一样睡庄稼地、柴草垛。在漫天飞雪的数九寒天里,马振华把发的新棉衣送给房东大爷,自己穿着破了缝、缝了破的补丁衣裳,和几个战士同盖一床布满虱子的破被子。

　　爱至深处情亦切。

　　1939年,冀鲁边区庄稼遭灾,来年民众生活非常困难。马振华和战士们经常吃没成熟且发霉的连带玉米芯一起磨成粉做的糠窝头,吃了解不下大便,大便拉血。马振华穿行于敌区之中,常常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觉,还挤时间读书学习,因营养不良疲劳过度面色苍白。时任地委秘书关器看了很心疼,他和交通科长、总务科长商量,从总务科领出20元钱,每顿饭给马振华买上两个鸡蛋或者两个馃子补养身体。

　　事情还没有办,被马振华知道了,他找关器谈话说:“你们的心思我感谢,但是不能这样做。”马振华严肃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知道,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群众生活有困难,吃不上好的东西,难道勤务员能吃好点的吗?我们都在老百姓家中吃饭,谁家没有老人小孩,摆出一碟子好菜,面对着老人小孩,你能咽下去?特别重要的是这会脱离群众的,你们想过么?”关器脸红了,检讨说:“振华同志,你说得对。今后一定注意。”马振华听后笑了。

　　同年的一天,马振华的妻子为逃避日伪军对抗日家属的迫害和谋生,讨饭走到宁津县境内的一个村庄,在村边恰巧遇到来这个村庄查看地形的马振华。孩子见了父亲喜出望外,叫了声“爹”扑进他怀里。马振华欢喜地抱起孩子亲了又亲,看了看妻子深情地说:“渡过困难,就是胜利。”马振华放下孩子,和蔼地对着孩子说:“快和你娘要饭去吧。要不过了饭时,就不好要了。”马振华伫立在村头,望着娘儿俩向村里走去,直到看不见她们的影子。

　　回到住处,同志们见马振华心情沉重,忙问他怎么回事,马振华如实相告。同志们都埋怨他说:“不该这样,怎么着也该让她娘儿俩吃了饭走呀。”

　　无情非是大丈夫。马振华何尝不想让她娘儿俩吃了饭走,但他清楚:不能从战士嘴里为她娘儿俩夺饭吃,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去杀敌。他叹口气说:“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单是我一家的事,像我家这样的甚至比我家还要困难的抗属不是太多了吗?只有把鬼子打出去,就一切都好办了。”

　　马振华对同志慈母护犊般关爱,也体现在对同志进行批评时肝胆相照。

　　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关器仍然清楚地记得,一次,他和吕器(时任文救会主任)讨论一个理论问题,两人观点不一,辩论相持不下。最后关器不冷静地说:“你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吕器听了红着脸离屋而去。

　　晚饭后,马振华把关器叫到他屋里询问后和气地说:“小关,同志之间争论问题,各自申述自己的理由,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是正常现象。可是,不能用棍子打人。很清楚,你的理由被吕器同志驳倒了,你反驳不倒人家的理由,你就把‘形而上学’的大帽子抛出来,把人家的嘴封住了……记住,以后和同志谈论问题,不能乱用这些名词,特别不能任意给人家扣上什么‘唯心论’或‘形而上学’的大帽子。”

　　关器听了又惭愧又感激,连声说:“对,对,我马上向吕器同志去认错。”关器跑到吕器屋里认错,吕器笑着握起关器的手说:“快坐下,我还想写完这东西再找你赔礼道歉呢,你却先来了。”二人和好如初。关器从吕器的话语里听出来了,马振华对吕器也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

　　批评是人进步之师。

　　马振华经常教育各级干部说:“人的政治涵养要锻炼得像麋鹿身上的獐子球,能包罗万物,任何龌龊的尘沙蝇虫都不会影响了獐子球。而一经它的溶化,却都变成了麝香。”

　　马振华批评同志和风细雨,无论在任何场合,无论对谁,从来不曾厉言厉色。就是下级青年干部对他发脾气,他都是和颜悦色耐心说服。一次,有个同志为了一个小问题,当着很多人,气势汹汹冲着马振华耍性子。马振华不恼不怒讲道理,直到那个同志心服口服平静下来。有的同志身上缺点多,进步慢,马振华也从来不说一句:“没办法”、“要不得”,而是异常关心地说:“还总是可以教育的。”马振华是公认的冀鲁边区领袖,但他没有领袖派头,对人很谦和很虚心,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神气。每次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时,他总是说:“同志们,我已经批评完你们了,你们也得说说我呀。你们无论对组织上有什么意见,或者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都要全部说出来。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克改进工作的有力武器,我们要好好应用它。”

　　血洒冀鲁励后人

　　黎明前的夜最黑。

　　1940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艰难的阶段。肖华奉命率主力部队从冀鲁边区转移,日伪军更加猖狂。日军对根据地实施了“囚笼政策”,在平原地区到处安据点,设岗楼,挖洪沟(封锁沟),把根据地切割成块。对根据地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伪军采取远程奔袭、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梳篦清剿等战术,企图把八路军抗日武装堵死、饿死、困死。

　　面对白色恐怖,边区抗日斗争能不能坚持下去?靠什么坚持?时任津南一地委书记的马振华坚定地说:“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有革命斗争传统,地方党和部队也非常团结,坚持边区斗争准能行。只要大伙有决心,依靠党,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我们完全能在这里站住脚。”

　　夜,是属于游击健儿的。

　　马振华部署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保存实力。白天把队伍隐蔽在青纱帐、树林、坟地和村庄里,巧妙地同敌人周旋。隐蔽时,马振华组织同志们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坚定抗日信心和勇气。进行气节教育,教育干部战士不怕流血牺牲,不当亡国奴,被捕不自首叛变,不出卖同志,不出卖组织,宁死不屈。

　　夜,是天然伪装。

　　马振华带领战士进入一个个村庄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党支部、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建立抗日堡垒村、堡垒户,为部队筹粮筹款。组织发传单,贴标语,办夜校识字、学时事:“日本鬼,真正恶,杀的人,实在多。老百姓,要活命,把鬼子,杀个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是防御,敌进我退；第二阶段是拉大锯,争过来,夺过去；第三阶段是大反攻,得胜利。”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

　　夜,是驰骋杀敌的屏障。

　　马振华指挥各地的县大队、武工队,组织群众乘夜色破铁路,扒公路,填洪沟,掐电线。袭击据点、岗楼骚扰敌人,打得敌人一到夜晚就龟缩在据点、岗楼里不敢出来。战士们高兴地唱起《冀鲁边区进行曲》:“东临渤海,西胁津浦,南凭黄河,北迫平津。这里是敌人深远后方,曾经混乱沦亡,这里是抗日的坚强阵地,山东、河北的屏障,准备反攻的堡垒。我们高举解放的大旗,驰骋在这广阔的平原上。炮火连天中,我们飞速地发展,不断地壮大。不怕,二百个据点的敌人疯狂扫荡；任它,纵横的公路网,离敌人三五里宿营。不管吃的是树叶和糟糠,永远站在我们的岗位上。环境越困难,越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干到底!我们一定要胜利!”

　　1940年9月10日,马振华和宁津县委书记张维明等同志到宁(津)、乐(陵)边界一带敌区检查、部署工作。12日来到柴胡店镇薛庄村,被敌人密探探知。敌人调集了宁津、大柳、长官等6个据点的300多名日伪军,分三路包围了薛庄。深夜正在开会的马振华觉察敌情,迅即布置突围。马振华、张维明、警卫班长樊洪信等人抽枪拔步就往外冲,在村头被敌人的弹雨堵住。村中几户人家偷偷打开门,要马振华等人到家里躲藏。马振华怕连累乡亲们,执意不肯,退到村西头一座废墟抵抗。

　　拂晓时分,敌人向村子发起进攻。马振华吩咐张维明、樊洪信等分头寻机突围。樊洪信杀红了眼,决绝地说:“我不走,我在你在,生死一起!”马振华心疼啊!出生杨盘镇纪家楼村19岁的樊洪信,在村里是独姓独户独子,是日本鬼子逼得像他这样的青年走上随时死亡的战场。樊洪信打仗机智勇敢,枪法准确,跟随马振华,每次都出色完成保卫任务。

　　张维明和区财政助理荣义波突围倒在了血泊中。马振华身边的两名战士先后牺牲。樊洪信死死盯住敌人瞄准点射,打得敌人不能近身。好汉难敌群狼。樊洪信中弹倒在地上。马振华拿过樊洪信的手枪,冲着敌人双枪齐发。子弹打光了,他又操起一把铁剪子。这时,敌人从他背后爬上墙头,朝他连开几枪,马振华手握铁剪慢慢倒下去,为抗日救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英年35岁。敌人恨极了樊洪信,凶残地割下了他的头颅。

　　薛庄惨案,马振华、张维明等11名同志牺牲,区委书记李茂林和农救会主任陈丙森隐藏起来躲过一难。另有一部分战士冲出敌围,幸免于难。

　　鬲津河悲怆凝噎!英雄不死!

　　马振华等同志牺牲第三天,津南地委在前桃园刘庄召开了追悼大会。主席台前两幅挽联辉映日月:“烈士血洒冀鲁大地,气冲霄汉留美名；军民洒泪马颊南北,悲歌慷慨誓复仇!”“为国为民洒热血,先烈精神永存；不屈不挠承遗志,吾辈奋斗不息!”

　　中共冀鲁边区党委作出特别决定,把宁津县改名振华县(解放后恢复原名)。冀鲁边区人民怀念马振华烈士,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编了《歌颂马振华》歌曲传唱:“边区的革命舵手,边区的抗日元勋,边区的慈母啊!你为革命壮烈牺牲,丢下了这悲愤的一群。振华!　你的革命精神,吓得敌人发抖；你的工作魄力,迫使敌人慌走。你最后,还想扼死一个鬼子,一枪啊!正打在你的胸口……”

　　马振华牺牲后,他妻子党英芳和4个子女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毅然投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经济建设。长子马金城作为劳模两次参加国庆观礼,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马振华一家可谓:父母忠贞报国酬,未曾怕断头。而今中华正崛起,后人擎旗竞风流。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7-02 14: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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