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调查工作
2023-09-06 09:05:55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文/ 丁英顺   点击：  复制链接

　　【精彩提要】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针对国统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积极推动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并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启示。

　　“社会动态的调查研究工作”

　　1939年1月，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为加强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为常委。作为中共中央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南方局在国统区不仅面临着严峻复杂的生死考验，更是面临着能否贯彻党中央工作布局的战略调整、巩固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政治考验。鉴于此，南方局“虎穴坚持神圣业”，就必须结合国统区的实际斗争情况。1943年，周恩来在红岩向南方局党员干部作报告时就严肃指出，实行科学领导“正确的决定问题”“必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当时，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都负有调查研究的任务，每人将自己知道的各种情况，定期向组织汇报，最后集中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在重庆时，则由博古、董必武负责，工委时期由王若飞负责)，最后上报延安，使党中央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从而在各种斗争中制定和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

　　时任南方局机要科科长、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后来回忆说：“南方局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就是情报工作，在南方局的整体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在南方局机构中，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情报部门，有些时间有个别的同志专门管这工作。工作是南方局全体同志共同进行的，包括地方党、统战人士、民主党派、进步的青年和朋友都做这项工作。就连《新华日报》的报童、办事处的采买，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都做社会动态的调查研究工作。”这充分说明了南方局在国统区进行社会调查的一大特点，就是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社会动态的调查研究。

　　“寓情报于统战中”

　　以统战带情报和社会调查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特色，这也是周恩来常说的“寓情报于统战中”。当然，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通过统战对象获取情报和社会资料，而是为了增强了解，广交朋友，团结对敌。至于统战对象对中共搜集资料，往往是出于自愿，是统战工作的“副产品”，在不经意间为中共扩大了搜集资料的来源渠道。

　　曾长期负责国民党中统局的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周恩来等人在重庆进行统战工作中形成的多层次情报搜集和社会调查“联络图”。“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其辐射线却四通八达,当时重庆最能影响政局的几个目标，它都照射到了”“透过冯玉祥、邵力子去影响国民党上层”“用章伯钧、罗隆基去影响其他党派”“透过郭沫若、田汉去拉拢文化教育界”“用渗透在蒋夫人领导的‘战时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中的刘清扬、曹孟君去做妇女工作”“还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共产党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一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后者是德籍犹太人，精通英、法、俄、德、西、波六国语言。宋庆龄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和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

　　徐恩曾还专门提到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就是“共产党的情报机构，如同普通的报馆一样，新华日报设有一个‘资料室’，但其编制比一般的报馆资料室特别庞大，工作人员多至八十余人，显系利用资料室的名义为掩护，进行搜集情报的工作”。

　　徐恩曾最后总结道：“这些还是可以看得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所看不到的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事实正是如此，当时还有大量秘密潜伏在国民党党军政各大机构的情报工作人员，如沈安娜、阎宝航、张露萍、卢续章等。正是这些辐射线索共同组成了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南方局统战情报联络圈，在国统区实施动态社会调查研究，为获取重要数据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众多有分量的调查研究材料，比如《抗战中各党派材料汇集》《育才学校的调查与研究》《中华剧艺社》等。

　　“永远不与群众隔离”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中。正如周恩来在南方局时期强调的，“永远不与群众隔离”，任何时候都要融入群众。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十六字方针，并结合国统区的特殊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即勤学、勤业、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得到中央的肯定。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在国统区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广泛进入社会方方面面，在学校、银行、工厂、农村等单位深入群众之中，广交朋友，一点一滴扎实开展调研工作。

　　抗战后期，南方局分别指派袁载春、陈立庵、董特生、孟建平、李志耕、刘玲夫妇等来到四川苍溪宋水中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农村调查工作，并发了《农村调查大纲》。比较大型的调查活动是在1945年暑假期间开展的。他们以家庭访问的名义，分两路进行，主要调查贫富分化、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特别是乡保恶霸仗势欺人的状况以及劳动者的要求，写出调查报告，由陈立庵集中送往南方局，为南方局搜集川北农村第一手资料，填写农村调查表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2年，南方局青年组针对国统区青年学生群众开展调研形成了39份调研报告。其中既有针对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工作的政治调查，又有学生生活学习和工作、青工生活乃至恋爱问题的调研。深入学生调研愈深入，南方局各级组织更加认识到过去工作的失误，总结经验愈自觉，如“问题订得太大而少具体”“未能针对现实最紧要的问题，应使问题研究结果有助实际工作”“对青年联系的教育，应先调查其程度，加强其政治及文化的分工”。1944年11月的成都市立中学事件，1945年2月的重庆胡世合运动，就是南方局在广泛调研了解青年学生等群体对国民党腐败专制尤其特务统治的痛恨、准确调配使用群众力量的基础上成功发动的群众运动。

　　而在深入群众中调研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南方局经济组对国统区财经情况的调查。1942年3月春，周恩来专门向中央统战部报告经济组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称一年来经过经济组的工作，已恢复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十余处旧关系，发展了重庆电力厂、邮汇局等十余处新关系。在收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后，加强了银行小组，并组织了一个有工程师、技师和银行职员参加的七人会，又组织了一个以外勤记者为核心的调研组，还亲自参加经济座谈会，已编辑出版一种《经济问题研究资料》。这一年收集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一百余种。周恩来由衷赞誉经济组成绩之显著，“为以前所不及”，而这也正是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个缩影。

　　(作者：丁英顺，作者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9-06 09: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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