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各族儿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奋起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战历史,将激励我们承继光荣传统,共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九·一八”事变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发出“工农民众立即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号召。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立即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的口号。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22日,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满洲省委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日,中共满洲省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阐明“关于日军占领满洲情形、省委的策略及工作布置”。23日,满洲省委作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号召士兵公开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的斗争。9月30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号召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市,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于12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广大群众“自动武装起来,以斗争的行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在以上宣言、决议及其他一些文件中,提出“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口号,既鼓舞了东北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意志,也指明了斗争方向和策略。
从此,白山黑水广袤地域上的满、汉、朝鲜、蒙古、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回等民族团结一致,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抗战伊始,东北各地纷纷组建抗日义勇军,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浪潮,在全东北约103个县境的广大地区阻击日军进攻约5000次。在满族、锡伯族居住的黑山、北镇、义县、锦县、兴城、阜新等地,都组建了义勇军。随后,蒙汉杂居的辽西、辽北地区的康平、通辽、开鲁、彰武、铁岭、开原等地分别建立“讨倭救国义勇军”、“抗日总队”、“第九路义勇军”等展开抗日斗争。辽东地区居住着许多满族、朝鲜族群众,他们同汉族群众并肩,在桓仁、宽甸、凤城、新宾、本溪、抚顺、安东、岫岩等地展开抗日斗争,并从自发性抗日向有组织抗日转变。辽东地区各民族的抗战是全国开辟抗日战场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
1931年冬,隶镶红旗的邓铁梅在凤(城)岫(岩)边界建立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仅两个月就聚集了2000人,其中满族群众参加者甚多,在骑兵第五旅旅部的40人中有30人为满族。1932年秋,抗日民众自卫军发展到1.5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满族青年。
随之,由东北各民族参加的东北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黑龙江的“抗日救国军”,吉林的“自卫军”、“国民救国军”,辽宁的“义勇军”、“民众自卫军”等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总兵力达30万人,这对支持各地自发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梁瑞凤是朝鲜族早期抗日将领。1929年12月朝鲜革命军成立,梁瑞凤任总司令。1932年,朝鲜革命军与金州隶满洲正黄旗的唐聚伍的“辽宁抗日民众白卫军”联合,在兴京、清原、抚顺、凤城、本溪等地多次打击日伪军。后来,梁瑞凤决定与东北革命军第一军联合,杨靖宇与梁世凤进行了两次会谈。1934年9月16日,梁瑞凤在新宾县响水河子小荒沟附近被日军谋害,时年39岁。1937年,杨靖宇亲自为梁瑞凤等朝鲜族革命军战士举行了追悼会。
东北人民革命军建成后,第一军独立一师的基本力量是朝鲜族青年,参谋长李红光也为朝鲜族。至1935年,第二军的朝鲜族将士占到了全军总人数的1/3。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是满族,第四军第四团团长李学福、副团长朴振宇、政治部主任李斗文亦为朝鲜族。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为白族,二师师长傅显明、参谋长陈翰章为满族,政治部主任李光林为朝鲜族。
1935年8月1日,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鲜明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翌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该宣言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公布,宣告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合军、各抗日游击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抗联陆续编成11个军,少数民族官兵在每个军中均占一定比例。在东北抗联中担任指挥员的还有王光宇、尹俊山、李敏焕、黄玉清、马德山、徐光海、金根、金正国等满族、朝鲜族将领。
随着日军入侵的深入,东北3000万各族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民众纷纷组织起来,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
在辽宁的沈阳和鞍山、吉林的长春、黑龙江的鹤岗等城镇,工人们举行了罢工;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农民们甚至拿起农具与日军对抗。
各族同胞冲破敌人的封锁,积极向抗日武装提供粮食、衣物等物资。曾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旅长的锡伯族人佟锡久为支持抗日,将家中储存的5万多斤粮食、6000多斤粉条、20多口肥猪全部捐给“平日救国军”。1932年,吉林八道沟金矿的朝鲜族工人将积攒的劳动服、劳动鞋、手套、火柴、炸药和粮食等全部送给了延吉抗日游击队。鄂伦春族猎人孟庆海和妻子赵荣将兽皮制成大衣、靴子、手套等送给抗日联军。1936年,吉林十七道沟的朝鲜族群众,每户捐献了2至5斗粮食给抗日联军。
人们还积极为抗日队伍带路,提供日军情报。鄂伦春族猎民宝格烈一家自1931年起,即为赵尚志、李延禄等领导的抗联第三、四路军带路、运粮食、搜集和递送情报。1935年秋,黑龙江讷河县达斡尔族农民郭庆海等人遇到了抗联第三军第六师,他们将所带口粮尽数捐献出来,还为部队当向导、送情报、掩护伤病员和运送物资。1938年,黑龙江望奎县回族同胞张明仁开始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军事情报组”搜集情报,并积极联络铁路沿县抗日武装破坏敌人的运输线。1941年秋,黑龙江莫力达瓦阿尔拉屯的达斡尔族猎民额勒格松、苏加绪、孟兴元等,除了向抗联第六军第三师师长王明贵等捐献粮食、马匹,还担任向导带路袭击日本伐木队。
许多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参军参战。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以及抗日联军中有许多满、朝鲜、蒙古、达斡尔、赫哲等民族的官兵,他们以炽热的民族情感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积极参与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中。据统计,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云海青团的一个班,10名战士中有7名是满族人。黑龙江的赫哲族同胞卢英春、龙国清等20余人参加了抗联第六军。在抗联第三、六、九、十军中,都有鄂伦春族战士,仅第六军就有40多名。其中有一位猎民出身、绰号黄毛的鄂伦春族战士,在1936年8月执行保卫岔巴气基地任务时,发出“有我黄毛在,日本鬼子就别想进汤旺河”的誓言,仅一场战斗就击毙进犯日伪军约50人。卢英春还曾策动伪军一个骑兵班投向抗联。
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也积极行动起来,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中共党员、著名满族小说家、诗人、画家、剧作家兼导演金剑啸,负责哈尔滨文艺界的“反日会”工作,并担负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秘密出版的油印抗日救亡小报——《满洲红旗》(后改为《东北人民报》)的绘画工作。在杨靖宇的指示下,他团结了大批左翼文艺工作者,使哈尔滨等地的革命文艺运动蓬勃发展。他曾利用敌伪报纸《大同报》等进行宣传,在该报《夜哨》刊头绘了一幅漆黑的夜空,下边布满铁丝网,喻指日伪的黑暗和反动统治。1933年7月,他创建了抗日的“星星剧团”,并编辑《五日通报》等文艺刊物抨击日伪当局,1936年,金剑啸被日伪当局逮捕后壮烈牺牲。
自1934年起,来自吉林永吉的满族作家关沫南就开始在《哈尔滨公报》、《滨江日报》、《大北新报》上发表散文、小说,其中《沙地之秋》描写的是沦陷区青年从事抗日文化活动的故事。朝鲜族作家金昌杰在长春日伪御用的《朝满日报》上发表《暗夜》,描写上世纪30年代延边朝鲜族农民的悲惨生活。辽宁盖县的满族文艺工作者田贲不惧敌人的凶残,在沈阳省立第三师范主编校刊《青年之声》,通过诗歌、散文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他组织油印地下刊物《星火》、《行行》等;1939年至1940年,又主编《营口新报》副刊《星火》,宣传抗日。1944年4月,田贲被日本宪兵逮捕,他宁死不屈,以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操:“慷慨赴囚虏,挺身担大刑;愿将新血肉,烈烈试贞情。”
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创作了反映各族人民苦难生活和抗日斗争的小说《大地的海》、《鴜鹭湖的忧郁》、《浑河的急流》等。满族作家舒群于“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义勇军,在青岛被日军逮捕后,在狱中写成以朝鲜族穷孩子为素材、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在中共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创办的《哈尔滨新报》上。回族作家沙蕾在1933年任《回教大众》主编时发表抗战诗歌,号召回族群众起来抗日。赫哲族作家乌·白辛自导自演了话剧《沉渊》,还撰写诗歌《南行草》、《九月之歌》等,表达各族人民对日伪军的愤恨,提醒大家铭记国耻。满族戏剧家唐韵笙自编、自导、自演的《闹朝扑犬》,以晋灵公的荒淫无度,影射日本侵略者残害东北各族人民的罪行。
在东北军民14年气壮山河的抗战历史中,涌现出无数少数民族英雄儿女。他们有的抗敌御侮、血洒疆场,有的被俘后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抗战初期为国捐躯的多为东北军中的少数民族同胞。1932年初,满洲正蓝旗人关耀洲组织“东北人民抗日自卫军”,与东北军第十八旅协同保卫哈尔滨,共阻击日本关东军十余次进犯。在双城张家湾与日军苦战一昼夜后,关耀洲受伤,但仍坚持战斗,后不幸为汉奸所害。东北军第三十四团团长、回族人韩登举为保卫家园,率部同日军英勇战斗,打响了东北回族抗日救亡斗争第一枪,并最终牺牲在战场上。回族人马占元是杨靖宇部的一个营长,多次与日伪军作战,数次受伤。1936年,他在赴抚顺执行任务时被叛徒告密,全家被捕。虽然他被营救出来,但他的两个哥哥中的一个被杀,一个精神失常。1937年,他在执行任务时再次被捕,在敌人面前毫不屈服,直至被害。
1932年,东北广大地区各民族在中共中央及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开始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同年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隶满洲镶黄旗的李春润为自卫军第六军司令,他表示:“誓愿领导民众,讨逆杀贼,与我全体武装同志,共赴危难,同受甘苦,将此身交诸国家,以死御责。”他率部与日军激战多次,击毙敌军300多人。1933年7月,李春润率部阻击日军,毙其少将小彬、中佐伊藤等57人。日军派飞机对李春润部进行了狂轰滥炸,李春润负伤,生命垂危之际,他仍嘱咐其弟李光泽:“现寇氛益炽,国难未已,弟与诸同志务须精诚团结,继续奋斗,以期最后成功,则余为国家民族而牺牲,未复何憾!”
满族人邓铁梅和夫人张玉姝共同驰骋疆场,抗击日军。邓铁梅所率战士中的满族同胞达40%。从1931年末至1934年,邓铁梅与日伪军作战近百次。当时他的身体有病,有人劝他离开敌占区到关内休养,邓铁梅却坚定地说:“拼得此身一死,也不离开前我一步。”5月下旬,邓铁梅被叛徒出卖。在狱中,敌人要他令部下停止抵抗,他愤慨地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头可断,血可流,接受投降的命令绝对不能下。”一日本军官看他字写得好,拿把扇子让他题字,他挥笔写下“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笔收”14个大字,并堂堂正正地署上名字。敌人软硬兼施失败,先后杀害了邓铁梅夫妇。
满族人苗可秀曾辅佐邓铁梅指挥了多次战斗。1934年2月,他创建少年铁血军,宗旨是“用黑铁赤血精神,采取全民革命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1935年4月下旬,苗可秀率铁血军多次打击敌人。在一次战斗中,苗可秀被俘。他英勇不屈,后被敌人杀害,年仅29岁。
满族人傅显明是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兼第四团团长,他率部同日伪军进行过十余次战斗,缴获大量枪支、子弹。第五军转移时,傅显明率第二师为先遣队,在攻打黄泥河子煤矿敌军时不幸负伤牺牲。同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满族人曹国安,率部在七道沟与敌人展开埋伏战。战斗中,曹国安身先士卒,英勇指挥作战,不幸中弹牺牲。
满族人赵庆吉和关世英夫妇于1932年参加了邓铁梅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并任十二团团长。1936年4月3日,他们在与800余名日伪军的激战中双双受伤。关世英为掩护赵庆吉撤退,以双枪阻击敌人,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当时这位巾帼英雄年仅23岁。关世英牺牲后,敌人又杀害了她的父母、二姐、四妹和嫂子等亲人。11月下旬,赵庆吉在砂金厂与抗联第一军相遇,接受抗联指挥被改编为第十八军。1937年冬,敌人抓去他的长子赵德孚作人质,同时派人前去劝降。赵庆吉杀了说客,敌人也活埋了他的儿子。1938年1月15日,赵庆吉在战斗中负伤后不幸被捕,牺牲于凤城西沟。
自1938年起,抗联各部队均遭到严重损失,抗联第三军减员近半,第四军几乎损失殆尽。在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中,既有汉族又有满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儿女。东北少数民族同胞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各种形式参加战斗,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7-09 14: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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