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抗战军兴,南岳峰立,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登临祝融,赋诗明志,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团结抗战、驱逐日寇的强烈决心,显示了中国军人抗敌御侮、捍卫祖国的战斗意志,展现了湖南人民奋不顾身、抗战到底的牺牲精神。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同样,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坚持团结持久抗战,发挥了砥柱中流作用。
(一)突出抗战政治: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述持久战、敌后游击战一系列战略,对夺取全民抗战胜利发挥了政治利导、思想领导、战略指导、方向主导作用。
1935年12月,天寒地冻。陕北子长县下河滩的一孔窑洞里,中共中央连续数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醒全党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他发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他精辟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新四军驻湘通讯处和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方针,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社会各界携手合作,推动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黄金发展期”。
1937年12月9日,湖南省会长沙轰动了!当年的红军、如今的八路军出现在犁头街、东长街。中共中央派徐特立、王凌波建立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徐家祠堂公开挂牌办公。八路军通讯处如同湘江岸上的灯塔,给湖南军民指引抗日救亡方向。通过广泛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很快营造出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为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937年12月,任作民从武汉来湘建立中共湖南特委,并任书记。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长沙秘密建立,由高文华、任作民、郭光洲组成,高文华为书记。省工委工作范围主要是国民党统治区50个县。原湘鄂赣、湘赣、湘粤赣苏区的工作,由湘鄂赣特委和湘南特委负责。处于地下状态的湖南省工委和公开活动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相互配合,使湖南抗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成为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张治中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对共产党友好,对抗战积极,提出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主张改革政治,开放民运,联共抗日。1938年10月,成立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徐特立、任作民等为委员。标志着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共湖南省委及其各级组织深入基层发动民众,推动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如徐特立所说:创造了“抗战与统一战线在湖南的黄金的发展和上涨时期”。
(二)服从民族矛盾: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剿共十年,湖南共产党人和工农武装血洒三湘四水,红旗不倒。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从国共两党军事合作开始的。长期坚持斗争的湘鄂赣、湘赣、湘粤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走出山岳丛林,贯彻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积极慎重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改编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
(中共代表徐特立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在长沙)
在湖南各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针对民族危亡,先后发表抗日宣言。1933年5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日本侵占热河发表《告工农兵士群众书》,提出团结抗日的八项主张。1935年8月,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联名发表“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愿“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直接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萧克回忆:由夏曦起草了抗日反蒋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
1937年5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傅秋涛,统一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发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文告,迫使国民党接受停战谈判。在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指导下,8月29日谈判获得成功。红军游击队奉命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陈毅任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团团长。1100余人从平江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并设立新四军嘉义留守处,涂正坤、罗梓铭、黄耀南等留下坚持斗争。
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1大队,段焕竞任大队长,刘培善任政委, 300余人开赴抗日前线。
湘南地区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1、第2大队,300余人从耒阳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湘粤赣红军游击队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2营、第3营,开赴前线抗日。在桂东沙田设立了新四军留守处。
各红军游击队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改编新四军抗日,显示了共产党人和红军的抗战决心和英雄形象。
(三)坚持民主团结:周恩来、叶剑英在湘指导合作抗战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 倒退,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全民族抗战的正确方针。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湖南由后方转变为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11月13日,国民党湖南当局火烧长沙城,“焦土抗战”政策使人民蒙受灾难,也改变了湖南政局。张治中免职调离,薛岳任湖南省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
在这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复杂的关键时刻,从武汉撤退到长沙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中共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出现在湖南抗日军民面前,为坚持团结抗战做了大量重要工作。
(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先后到湖南指导团结抗战)
1938年10月中旬,叶剑英到长沙,向湖南省委通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同省委、湘鄂赣特委负责人,分析抗战形势,指示加强边区抗日游击战争。涂正坤召开特委会议传达叶剑英指示,着手组织抗日游击队。省工委向长沙市委、湘潭县委作出部署。
10月27日,叶剑英在长沙向《观察日报》记者和政治部三厅工作人员演讲抗战新形势,强调不要因武汉、广州失守感到悲观,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的。
11月6日,周恩来向抗日救亡团体作《抗战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报告,宣传中共持久战思想,指出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心任务是深入基层和深入敌后,号召优秀青年勇敢地到敌后去。次日晚,周恩来又在湖南省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们的演讲宣传,使全省人民在严峻的抗日形势面前增强了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11月上旬,周恩来、叶剑英和湖南省委、长沙市委负责人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开会,周恩来讲了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指出: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要到农村去,把重点放在彻底发动群众、抓武装斗争上。
文夕大火发生时,周恩来、叶剑英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率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对策,并与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进行交涉,提出善后解决办法。调集抗敌演剧队一、二、八、九队和湘剧抗敌宣传队一队共120多人,最先赶到长沙组织救灾。周恩来起草《告长沙同胞书》,严厉指责纵火罪行,呼吁保持稳定,支援前线,得到各方拥护,对坚持湖南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武汉沦陷后,湖南成为抗战力量集中地,南岳衡山定为临时大本营。周恩来、叶剑英利用各种场合,联络友党友军,开展上层统战。周恩来多次做白崇禧工作,谈持久战,晓以民族大义。周恩来、叶剑英多次面见蒋介石,磋商国共合作事宜,特别是利用参加长沙、南岳军事会议,宣传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思想,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在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周恩来、叶剑英为此倾注了心血。叶剑英率八路军干部30余人,参加游干班教育工作。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开学,1039名学员编为8个队,第7队是衡山县委所派青年战时工作队员。叶剑英除担任教学领导工作外,还讲授“游击概论”、“游击政工”等课程,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周恩来对南岳游干班教学十分关心。1939年4月来视察,担任国际问题讲师,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
周恩来、叶剑英还接触和动员宗教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救亡。1939年4月,周恩来为巨赞法师组织成立的“佛教僧青年救国团”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给宗教界人士以极大鼓舞。5月7日,叶剑英为佛道教人士作了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号召爱国僧侣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走出禅房,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南岳宗教界爱国人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四)极致文化抗战:促使湖南成为全国抗战中心
湖湘文化本质上是抗争图强文化。湖南精神充满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血荐轩辕、壮我河山的家国情怀和牺牲气概。中国共产党把文化抗战张扬到了极致,使湖南一举成为全国抗战中心之一。
七七事变之后,平、津、沪、宁等地沦陷,大批文化名人转来长沙,仅新建的国立联合大学就有共产党员20多人。1937年9月,吕振羽受北方局“回湘开荒”之命到长沙。这批从外地回湘的党员,成为恢复党组织、组织抗战的重要力量。先后成立了各界抗敌会、文抗会、妇抗会、工抗会、学抗会、商抗会等抗日团体。徐特立任中苏文化协会分会常务理事。他“对湖南文化界……创办的各种刊物,都曾给予积极支持”。共产党员黎澍、潘开茨、田汉、廖沫沙等创办了《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日报》、《前进》、《火线下》、《长沙青年》等抗战报刊,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救亡报刊图书如潮水般涌进三湘,将中共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主张广泛传播。特别是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在湖南军民中影响很大。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治中任职湖南期间,采取一系列进步措施,促进湖南抗战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战时动员、战时教育、民众组训、民主革新,提高了民众的抗战意识,增强了抗战的基础力量。1938年9月,中共湖南省委和徐特立通过统战关系,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训两期250名学员,为抗战输送了急需的人才,徐特立称之为“统一战线的中间桥梁”。
中共在湖南积极领导和推动文化抗战。省会长沙抗战文化勃兴,发展到鼎盛阶段。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会员1000余人,中苏文化协会分会荟萃大批文化人。为了加强中共对文化抗战的领导,成立了省委、长沙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救亡团体建立中共支部,使之成为发动和组织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武汉失守后,湖南、长沙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中转辐射中心。长沙广播电台一度代行中央广播电台使命,“为国中唯一之喉舌”。任作民给中央报告说:“当时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
徐特立说:“会写文章的人写文章,提高人民对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讲话讲得好的人到各处讲演抗日的方法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报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及战胜的理由;会演剧的人,演打倒日本的戏剧;会唱歌的人,唱救国的歌曲给大家听;会画图画的人,画日本侵略中国的画报;有军事知识的人,训练人民抗日军事知识;有医学知识的人,救护受伤战士。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国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使文化抗战作用巨大。
(五)动员人民战争:鼓舞全民保卫大湖南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湖南省委立足于民众动员、全民抗战,就发出了保卫大湖南的宣言,在凝聚民心、团结抗战、克敌制胜中发挥了重要影响。1938年11月2日晚,叶剑英在长沙青年会讲演《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新形势》,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发动湖南三千万人民,配合军队和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保卫湖南。
(中共湖南省委为保卫湖南宣言)
为了保卫湖南,广泛建立抗日团体,普遍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湖南省委注意利用张治中所组织的湖南抗日统一动员委员会,参加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通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组织、领导和影响爱国进步人士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全省多达数百个。他们以统战形式开展工作,推动全省抗日活动,为团结抗战、保卫湖南增添了有生力量。
当时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回家乡,发现老百姓做持久抗战的打算了,女人们搬出纺车,开始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改用桐油点灯,相当数量的人们志愿参军,投入抗战。
原载1938年7月15日《观察日报》的《保卫大湖南》唱道:
雄赳赳,气昂昂,
起来保卫大湖南;
爷抬炮来儿拿枪,
不分男女和老幼,
我们都是英雄同好汉。
齐声呐喊准备忙,
手牵着手,脚跟着脚,
日本鬼子看了心胆寒。
出产多,良田广,
湖南真是好地方,
日本鬼子想要她,
且同我来杀一场。
看他一起走进鬼门关。
齐声呐喊势气皇,
手牵着手,脚跟着脚,
湖南保住中华国运长。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湖南成为中国正面战场之一。中国军队与日寇进行了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将日寇阻止在湘北新墙河以北6年之久。这固然是中国守军顽强抵抗、誓死拚杀的结果,中共中央和湖南党组织坚持全面抗战、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抗日救亡、坚持民众动员、坚持敌后游击,号召和组织湖南人民踊跃支援前线战斗,也是功不可没。
中共湖南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党在湖南军民中的影响,推动全省人民投身救亡、抗击日寇侵略,为全面抗战起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设的作用。据统计,抗战时期湖南输送兵员210万,而且有100万民众支援抗日军队作战,“破坏公路、协助军输等工作,皆能以最快的方式完成他们的任务,达成我们军事上的日的”。大批民众和地方武装直接参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福临铺300余青壮年参加对日战斗。很多人牺牲在炮火硝烟的阵地上。衡阳会战中,“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者,达3174名”。衡阳抗战城记载了守城将士的英勇牺牲,也铭记了广大群众的献身精神。
团结起来保卫大湖南,成为湖南抗战的冲锋号,显示了全民抗战、持久抗战、团结抗战的力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在富于革命牺牲精神的湖南人民面前,遭到了同仇敌忾的抵抗和沉重的打击,最后不得不在芷江举起降旗。
(六)弘扬红军精神: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湖南征战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苏区红军的摇篮,党和红军在湖南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革命威望。中共中央华中局和中共中央相继派出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和八路军南下支队深入到湖南沦陷区,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民主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湖南省工委动员组织人民,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在沦陷区树起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旗帜,深受民众拥护。
1943年3月,侵华日军发动鄂西湘北战役,石首、公安、华容等县先后沦陷。9月,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派遣由杨震东任支队长、张泽生任政委的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向石(首)公(安)华(容)地区进军。11月上旬,日军发动常德战役,后方相对空虚,江南挺进支队趁此跃马长江,抵达华容、石首边界的桃花山,开辟石公华抗日根据地,打退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建立江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发展到1000多人枪,打击和钳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推动了湘西北迎接民族解放的斗争。
(毛泽东与朱德在延安检阅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
1944年10月,中共中央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共5000余人南下。1945年3月23日抵达湖南平江,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26日占领平江县城。4月13日,建立湘鄂赣边区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通城等14县的斗争。8月初,在湘潭与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等接上关系,成立湘中地委,将张鹏飞、马扬德两支抗日游击队编成“湘粤赣人民抗日自卫军”,任命张鹏飞为队长,介绍马扬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5年3月23日入湘到9月20日离湘北返,当年的苏区红军——南下支队,在湖南艰苦转战半年,征战19个县市,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湖南人民的抗日斗志,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声誉。
中共在湖南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在湖南征战,振奋了大后方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心。湘鄂赣特委在已沦陷或接近沦陷的地区,积极发动与武装群众,建立和争取抗日的合法武装。在岳阳建立两支游击队,人数达千人以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平江、浏阳等县人民抗日自卫团,也有共产党员参加。冒着生命危险隐蔽下来的共产党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推动抗日救亡,坚持团结持久抗战,为支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湖南各族人民以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卓越贡献,展现了心忧天下、众志成城、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08-06 15: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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