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及其战略眼光
2015-09-01 10:17:26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王志刚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期间，中共的地缘战略经历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进入1944年以后，中共的总体地缘战略布局明显地出现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内陆转向沿海、由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地区的发展趋势。面对新的历史性境况和考验，中共七大在议程的各个阶段对地缘战略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酝酿和讨论，并最终形成了新的战略方案。作为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要角色，中共及其在七大上制定的地缘战略也受到诸多外部政治力量的制约，主要包括国民党、汪伪、美国、日本、苏联。总体来看，中共七大地缘战略具有鲜明的自主性、杰出的前瞻性和相当的灵活性。

　　作为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在中共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抗战临近结束、战后新时期即将到来之际，七大对于中共的总体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建国蓝图和方案都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对于中共在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的发展具有战略上的指导意义。

　　对于中共七大的研究，学界目前研究成果不多，且多集中于对其路线、方针、历史地位和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而对其战略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涉及不多，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入手的更是空白。为此，本文将以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基础，对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出台的背景、过程及内容作出考察、分析和评价。

　　一、从抗战初期至七大召开前夕中共地缘战略的演变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次剧烈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其结果重塑了东亚地区及中国国内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作为一支影响总体地缘政治格局走向的重要政治力量，中共的地缘战略经历了明显的变化。

　　在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共的地缘战略主要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第一，从发展方向来看，华北和华中是重点，而其他地区是辅助。从抗战伊始，中共就派遣主力部队挺进华北和华中的敌后战场，在广阔的敌后地带实施了战略展开，创建和巩固了一批重要的抗日根据地。第二，从不同类型地区的分工来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处于主要地位，沦陷区工作和国统区工作处于配合地位。前者的目标主要是发展军政实力，并形成有利于将来发展的战略支点；而后两者的目标主要是保存组织、积蓄力量、向根据地提供情报、人员和物资援助，以及通过对外交往和国共谈判加强或维护国际、国内统一战线。

　　中共的地缘战略在这两个阶段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与日本、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力量相比，中共实力在总体上还比较弱小，控制区域比较小且多被分割，军队数量比较少且装备较差；第二，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不断后撤和日军兵力的相对不足，华北、华中的敌后地区存在大片的权力真空地带，这就给中共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前广阔的空间；第三，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国共之间、同盟国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因此，对中共来说，不仅在国统区的发展须有一定的自我约束，而且在处理全局及局部的国共关系时也要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共的地缘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随着战争的进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党员和军队人数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到1938年底，．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遍布华北，军队发展到18万人。到1940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展到华中和华南，军队发展到50万人以上。到1943年为止，中共在华北和华中都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其中，在华北，由于国民党势力的衰微，中共成为与日军分庭抗礼的强劲对手，并呈现出成为未来支配性力量的光明前景；在华中，中共虽然还比较弱小，但在长江以北多个区域占有局部优势，与日军、国民党一起形成了鼎立之势。而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上升，中国国内政治格局逐渐呈现日本、国民党、中共三元对峙、角逐的态势。

　　从1941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到1944年初，中共在国内总体格局和抗战走向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国共合作在战后仍会继续下去，中国在战后走向“分疆而治”的可能性比较大。1942年7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华中的刘少奇，指出：“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第二，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其自身力量逐渐削弱，中国抗战的危机逐渐加重。1943年6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7月23日，已经回到延安的刘少奇致电华中负责人陈毅、饶漱石，指出：由于数年来蒋介石顽固派的极端反动政策，国民党统治力量大大削弱，各派矛盾和官民矛盾大大发展，大后方已是“民不聊生、民变蜂起，而国民党对之毫无改善的根本办法”，“国民党是否能在将来组织有力的对日反攻，实大成问题”。

　　根据以上两个基本判断，中共在地缘战略布局上也提出了两个设想。第一，应分清主次，将战略发展重点放在华北和华中的江北地区。1943年1月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指出：新四军不宜再向江南和浙东发展，我们的总方针是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并开至黄河以北。第二，应未雨绸缪，作好应付抗战危机局面的准备。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冀鲁豫负责人邓小平，指出：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而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因此，我方应作长期准备，防止轻敌。

　　果然，进入1944年后，中共对抗战危机的预判得到验证。由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地区接连惨败，基本失去了制海权，日本各占领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出现严重困难，日军大本营遂于1月下达指令，集中中国派遣军的40多万主力部队，发起“一号作战”，以打通从河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并进一步摧毁国民党军。自4月中旬起，日军先后向驻守在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发起持续而猛烈的攻势。在日军空前猛烈的打击下，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出现大溃败。正面战场突然出现的崩溃之势，不仅引发了整个抗战局势的剧烈变动，也对中共产生强烈冲击。

　　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指出：目前国内和国际形势都是反法西斯力量和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他对沦陷区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要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

　　5月21日，毛泽东又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对时局及国内格局的走向作了更加详细的判断。他指出：在河南战场，蒋介石三大主力之一汤恩伯部完全无能，胡宗南有两个师也只剩下一个团，“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基于这种判断，他提出：六大的路线基本正确，“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从六大到现在都不可能实现，但将在七大后去实行”，“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在报告中，他还告诫党内：党的工作重点“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

　　从以上两个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自1944年5月起，中共对于国共关系和抗战走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评估：国共力量对比开始朝向对中共有利的方向发展，而抗战要取得胜利，可能要更多地需要依靠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由此，在地缘战略布局上，中共开始在发展方向上作出调整，并开始实施一系列关系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第一，设置相关机构，从组织上加强对沦陷区城市工作的领导。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彭真。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和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部，前者为商讨性质的组织，后者为实际执行工作的组织。之后，各地相继成立城市工作部。到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彭真在会议报告中重申了准备城市武装暴动的任务，并进一步要求：每个城市都要组织一个委员会或几个委员会，谁有关系谁搞，现在不统一，夺得了城市再统一；要慎重选择干部，组织形式要简单，要受当地党委领导，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依靠群众。会后，中共中央又向各地派出一批城市工作人员。

　　第二，根据正面战场发展形势，分兵进军敌后新区。所谓敌后新区，主要是指国民党正面战场大溃败后被日军侵占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部的豫、鄂、湘、桂、粤各省。首先，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八路军进军河南，开辟新解放区。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陈毅致电新四军军部和第5师，指出：河南战役结束，日军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我五师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二气，便解决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另外，“五师宜以一步兵力加强鄂南分区”，但鄂南是次要方向。之后，新四军第5师、第4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分别派出部队，从各个方向进入河南，开辟了大片新根据地。其次，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中抽调一部，南下河南，先开辟新根据地，然后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接着继续向南，力争同华南部队实现连接。再次，中共中央多次致电东江纵队，要求其向粤北山区地带发展，争取实现同八路军南下支队的会师，并在湘粤边界建立根据地，以共同造就中共南方力量之有力一翼。中共中央的上述战略决策，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其目标指向盘踞在中原、华中和华南大城市地带及交通要道的日军，主要意图是对其形成威逼并造成包围势态，并在反攻时就近将其歼灭。另一方面，其目标指向屯聚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意图是在豫西、鄂西和湘粤赣边建立战略基地，等到日军失败时，阻遏国民党军东进。八路军南下支队出发前，任弼时指出：日军投降时，“国民党的这股逆水大致会分三股从西边冲下来，即由西安到洛阳、郑州为一股；由宝鸡、汉中往襄阳、武汉为一股；从重庆往沙市、长沙为一股”；南下部队要有夺取武汉、长沙、郑州等重要城市的计划。

　　第三，根据华中形势变化及前景，指示新四军把发展重点转向江南。1944年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指示华中局：请研究在上海、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发展游击战争，包围沪杭两城及沪杭路，以及组织沿海、沿江水手两项工作，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和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8月21日，毛泽东指示华中局：美军准备登陆中国，“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11月7日，华中局指示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华中局目前发展方向：一面向南，即发展东南，控制苏浙。一面向西，即发展皖北、河南，控制中原”；向南发展，“我们准备由粟（裕）率两个主力团南下，配合十六旅，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进一步与浙东打通联系，相机向南发展全浙”。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同意其于20日上报的关于发展东南的部署，并指出：“新四军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而粟裕南进后，可以成立苏浙皖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斗争”。12月26日，刘少奇、陈毅致电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了对发展江南准备工作的七点意见，并强调：新四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顽军外，均应在战略反攻开始时南渡长江，实现“破敌、收京（南京）、入沪”，在广大江南地区大发展。

　　第四，要求各地加紧发展沿海的战略支点，并加强情报工作，准备配合美军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的登陆作战。1943年六七月间，美国曾设计了打败日本的五种方案，其中的西南路、东南路方案，都需要中国战场的配合。之后，由于美国最终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中国战场对其的战略价值也随之降低，但美军在反攻最后阶段登陆中国沿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到1944年下半年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进驻延安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决定放手与美军合作。一方面，中共向各战略区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沿海地带并加强与美军配合行动的指示。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要求尽快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等港口的舰艇及船舶的信息，以便供给盟军。10月24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中局：“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时间可能很快”。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还致电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张云逸和赖传珠，指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为了配合其登陆及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请考虑设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江。另一方面，中共向美方多次表态，希望有机会同美军协同作战。11月8日，毛泽东在同新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谈话时，明确提到：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12月中下旬，中共领导人还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博德少校、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就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以及中共能够提供的合作和支持等问题，专门进行了协商。

　　经过将近一年的调整，到1945年初，中共的地缘战略布局呈现出新的态势。首先，从发展方向来说，华北和华中仍然是重点，但由于中原地区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江南新抗日根据地的扩展，华中的地位也明显上升，特别是京（南京）沪杭地区成为中共的重点发展区域。其次，从不同类型地区的分工来说，根据地的工作仍然是基础，国统区工作仍然是配合，但沦陷区工作的地位显著提升，而且平津地区、京沪杭地区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成为重点。从总体来看，中共的地缘战略布局明显地出现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内陆转向沿海、由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地区的发展趋势。

　　就在中共的这些战略布局新趋势出现的同时，国际、国内局势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国际上，到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战场已接近尾声，德国法西斯即将失败；亚洲太平洋战场形势也基本明朗，特别是经过具有决战性质的菲律宾海战，日本海军濒临覆灭，而日军陆军虽然还在勉力维持，但经过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的严重消耗和缅甸战场的惨败，已成强弩之末。因此，德、日败亡，美、苏、英等各大国支配世界已成必然趋势。在国内，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国、共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明显的变化。1944年12月底，中共中央断言：“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除了有利因素外，不利于中共的因素也在出现。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国民党，并攻击中共及其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华政策中“扶蒋反共”的倾向性变得更加明显。

　　上述情况表明：到七大召开前夕，中共的发展正在面临新的历史性境况和考验，而其地缘战略也需要作出新的构建，这也无疑成为七大需要讨论和确定的重要议题。

　　二、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形成过程及最终构成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会议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4月21日至25日，是第一阶段；从4月30日至5月24日，是第二阶段；从5月30日至6月11日，是第三阶段。随着三个阶段的推进，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也逐步清晰。

　　（一）会议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朱德先后作了关于政治、军事问题的报告。从报告的内容来看，中共此时的总体基调是比较乐观的，体现在多个方面。

　　1．关于形势。对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这个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对于抗战和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对日本而言，“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防御为辅”；“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和无数次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朱德也指出：今天，“敌寇重兵屯集华北、华中，这个形势就说明了并日益增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战中极艰巨的责任”。

　　2．关于前途和总路线。毛泽东指出：中国面临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我们更有信心和勇气去争取第二种可能性、第二个前途，即“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为此，七大的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3．关于两个转变。首先是军事上的转变。毛泽东提出：要准备“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要转向正规化”；要准备转向“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其次是工作重点的转变。毛泽东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根据需要选择转向乡村或城市，而“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朱德则就军事转变进一步补充说：毛泽东早在抗战初期就提出的，关于人民军队要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全军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

　　4．关于任务。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各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各种团体和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在解放区，人民军队应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朱德则对解放区战场的地位和任务着重作了阐述，指出：“现在抗战的重心，是在解放区战场，而不在国民党战场”；在将来的反攻中，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最前面的战略基地，“那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大城市、铁路以及许多海岸在解放区包围中或控制下），那里有重要的战略据点（华北山地、平原和华中平原都是便于对敌大反攻的地带，而华北更为进出东北、内蒙的枢纽）”。

　　由上述可见，在这一阶段，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几个基本方面已经初步确定：其一，在战略的性质上，要准备以我为主，采取一种全面的进攻性战略；其二，在全局关系上，以解放区为战略进攻的出发点和基地，以沦陷区为战略进攻的指向，以国统区工作为战略配合；其三，在不同类型地区的分工上，沦陷区和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要在口头上讲，也要在实际上去做，“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其四，在发展方向上，仍以华北和华中为重点，以其他地区为辅助。

　　（二）会议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其间，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与会代表对政治、军事及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24人及日本、朝鲜的代表冈野进、朴一禹作了大会发言。除了大会讨论和发言外，各代表团及其下的小组还各自开会进行了讨论和发言。从内容来看，这些讨论和发言包括了统一战线、城市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和华北、华中、华南等各地区、各根据地的工作，除了涉及大量具体的历史、现实问题外，也有很多指向总体战略和各局部、分支的战略问题。

　　1．关于华北。对于中共在华北的发展前景，与会者相对比较乐观。其中，晋察冀代表团的聂荣臻提出：抗战结束之前，全华北将是最激烈的战场；国民党在华北处于劣势，它虽然可以派兵来，但我们应该有决心打败日本，不让国民党来；因此，华北党的任务就决定破敌收北京。但是，他也提出：要完成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问题，不仅需要搞通思想，而且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一定装备的改善；我们要在技术上、战术上有准备，特别在干部上，应该有准备。

　　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刘伯承也对转变问题持类似的看法，认为：要防止在转变问题上的落后，但是主要的还是防止急躁；由乡村转到大城市，不能脱离乡村这个基础而转到城市，游击战转到运动战，游击战始终是贯穿全局的，要站在物质条件这个基础上，才能说到转变问题；将来进攻城市要用奇袭的办法，也就是人民战争结合人民的战法，也就是比较脚踏实地的里应外合的办法。

　　2．关于华中。与会者大多认为华中发展前景比较复杂，变数比较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华中的任务是“破敌收京”；但目前军队和党的力量还是不够，在南京和上海的准备工作也不够，现在任务就是大胆发展自己，发展军队、农民力量和友军，重心放在江南，发展浙江、武夷山、天目山根据地，这样才能有条件夺取城市。他还分析认为：美军要登陆东南沿海，就必须寻求中共支持，但在其登陆后，会有很多新情况，可能出现“斯科比”的局面；因此，我方必须立足于广大的农村根据地，并做好相当的准备，有利时争取城市，不利时则立足农村长期抵抗，并执行自卫方针和原则对付“斯科比”的危险。另外，在华中代表团会议中，他还提出：华中反攻时，国民党可以由西而东，英、美由东到西，把我们夹在中间，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搞城市我们就搞农村，要打就打，由乡村逐渐推进到城市；如果遇到国民党从平绥路切断苏联与八路军的联系、从陇海路切断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系的形势，我们也不要怕，只要我们巩固农村，夺取几百个小城市，放手发动群众，夺取日本的武装，武装自己，即使他们占领铁路干线，我们也有办法。

　　但是，对于华中的发展重点，与会者中有不同的看法。在华中代表团会议上，有人提出：根据历史经验，江淮是决定天下胜负的重大场所，得江淮流域，南可窥苏浙，西可瞰武汉，北可俯中原，故华中地区内的重点不应是江南，应是江淮之间，首先应该夺取大别山，并延伸向南方各山脉发展，以山岳地带作为华中的依托与根据。还有人对江南工作提出了更具雄心的想法：应注意将过去苏区和红军中的老干部派回南方的老苏区，“做秘密工作搞地下军，或与现在尚继续单独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如闽浙赣边、闽东、闽东北等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他们即可率领群众武装起义，配合行动，收复老苏区；即使将来一定时期我与国民党分区而治，只要我南方各省力量强大，亦可获得对我更有利的条件。

　　3．关于沦陷区。由于中共的沦陷区工作基础比较薄弱，起步较晚，对于如何夺取沦陷区，与会者中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彭真指出：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根据现有的敌我形势，要在反攻时顺利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但要有强大的具有相当现代装备的进攻主力，而且必须有城市内部有力的起义做内应；从总的力量来估计，外合的力量是收复城市的主力，内应的力量一般的应当是助力；若单以内应力量来讲，工人、苦力与反正的伪军伪警是决定的力量，其他各阶层的力量则是助力；再以工人、苦力与伪军伪警的作用来比较，工人的斗争是最顽强的，在政治上也是最坚定和最可靠的，但他们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完全没有活动的自由，不易获得武器，不易受到军事训练，不可能像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那样充分进行各种准备工作，而反正的伪军伪警则是敌人武装好了的，受过军事训练，并且多少有些战斗经验，在起义初期，也许暂时比工人、苦力起着更大的作用；争取老一代的工人是争取工人、苦力的中心一环；从组织上争取伪军伪警反正的中心环节，是争取其大小军官，特别是带兵官；为成功地实现里应外合，必须事先形成若干大大小小的武装骨干，即学习法国的榜样，组成有力的地下军。

　　针对彭真提出的在内应问题上争取伪军伪警和工人、苦力并重的观点，聂荣臻指出：在夺取大城市的方针上，重点应放在组织地下军；因为敌人重要的据点，甚至可以设想到将来重要城市即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主要由日军据守，拿今天来看，对付我们第一线的都是日军，不是伪军；现在有时争取伪军效果大，但组织地下军工作较可靠，可能性大；现在许多大城市的周围，都有民众武装，有很多的条件来进行这个工作，如派遣人进行各种组织的准备，派人运输武装进去，甚至到那时还可以组织临时便衣队，可根据各个地区的情形来决定。另外，在华中代表团会议上，也有人提出：争取伪军伪警工作是头等重要的观点完全对，但死板地用到上海就会犯错误，那里的主力应当是工人、学生、市民为主体。

　　4．关于国统区。抗战时期，由于形势复杂和险恶，中共的国统区工作长期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新的历史转折来临之际，与会者也对推进国统区工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彭真指出：在大后方，“目前还不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或准备把革命推进到大城市，而是首先在乡村中广泛地创造前进的基地”；无论内战爆发下的武装斗争形势，还是在国共合作局面下的非武装斗争形势，我们都应该以乡村为基地，以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为大后方工作的重心；“目前，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大后方乡村已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知识分子应该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民觉悟和组织起来，以造成乡村包围城市、支援城市民主运动的局面；另外，以前我们对国民党军的工作是极其不够的，而目前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已经反映到国民党军队中，瓦解了其士气，我们应当积极地开展工作。

　　与彭真的意见相呼应，有人提出：大后方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党，应把开展国民党顽军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把过去所谓交朋友工作提高一步，成为一个严重的特殊任务。另外，还有人提出了更富雄心的想法：在大后方，对于地方实力派和小党派及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亦应展开广泛的统战工作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政治攻势，在时机成熟时，在某些地区建立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必要时，开始可以采取隐蔽形式；这种地方性联合政府，亦须经过过渡形式，从由我参加，到势均力敌，到以我为领导。

　　5．关于华南。在中共的全盘战略规划中，华南属于配合地位。但对于配合的方式，与会者也有不同的想法。在华中代表团会议上，有人提出：在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在保持我之独立自主便于发展我们自己壮大自己的原则下，可以与中间势力大胆合作，建立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即使开始时他们只接受一部分纲领也可以；如东江纵队之与李济深，只要情况允许，就可以这样做。还有人提出：闽粤赣边农村工作的形势已经成熟，农民迫切地需要我们去领导；我们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第一，要注重改善民生，以便发动更普遍的社会基层群众参加民主运动，并集中与统一民主力量，改造独裁统治，第二，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力求普遍，形式多样；在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上，应该利用各种合法的抗战机构，利用各种现有的合法组织形式，利用各地社会习惯所许可的组织斗争形式，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为辅，非法斗争应该尽量以合法斗争形式出现，并求得转为合法，才适应当前的要求，同时斗争应从微小做起，使群众敢于参加，要求得胜利，无论大小，使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而又逐步提高，适可而止。在大会发言中，大后方代表团的古大存提出：发展武装，首先要依靠农村，哪怕武器少；其次要独立自主，同时要依靠农民；可以利用合法地位，但不是为合法所束缚，尤其今后在像华南这样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地方，建立武装时要注意。

　　6．关于东北。一般来说，对中共的认识和工作分工来说，东北地区属于广义上的沦陷区，因此，也是中共势在必争的对象。东北小组的刘澜波就提出：东北这个地方很大，我们一定要夺；中国有句古话，就是岳飞说的“犁庭扫穴，直捣黄龙”，但是岳飞的志向没有完成，我想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与会者也注意到了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并就此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关内其他地区的设想。例如，彭真指出：在东北沦陷区，敌人不仅统治着城市与交通要道，拥有点和线，而且统治着广大的乡村，拥有广阔的面；在这些地区，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城市产业中心、交通要道和乡村中有重要意义的地带以及伪军中，而我们没有力量和条件，也不可能普遍在乡村中开展工作。再如，刘澜波提出：东北伪军工作要平头进行，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要同时使力；在城市中要争取东北的老一代，也就是30岁以上的人，这是开辟工作、建立工作中的中心一环：东北乡村人口集中、武器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和关内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在乡村开辟游击战争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要在长白山的狭长地带、靠晋察冀阴山山脉的狭长地带、在辽热察的三角地带以及沿海地带开辟游击战争，尽可能地创造一些小型的根据地；可以通过晋察冀、山东，用武工队慢慢活动到东北去。

　　（三）会议第三阶段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后，会议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朱德、刘少奇、毛泽东先后作了关于军事报告讨论、关于修改党章报告讨论、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三个结论，并最后通过了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决议及新党章。

　　相对于前两个阶段的乐观色彩而言，会议第三阶段的基调转向严峻。其原因在于进入5月后国际、国内局势都出现了重要变动。国际上，虽然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战败投降，欧洲战场硝烟散尽，但苏联接下来的远东政策和对华政策仍然不明确；相反，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逐步明朗。在国内，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国民党的反共倾向进一步加重。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对中共问题仍表示寻求以政治解决。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共对时局和战争走向的判断，而且也对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共七大最终形成的地缘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国内形势和格局走向。中共认为：首先，临近抗战结束及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可能性比较大，局势可能会长期不利。5月31日，毛泽东在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表示：要准备各种困难，包括“被他们（指美国和国民党－－引者注）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伪军欢迎蒋介石”、“爆发内战”、“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得不到承认、“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敌人兵力集中到华北”、“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等各种情况。其次，国共合作在战后难以继续，将代之以国共对抗，须为此有所准备。毛泽东指出：两党没有任何谈拢的希望，但我们现在还不向人民公开宣布。

　　2．关于战略目标。中共认为：尽管国际国内形势严峻，但要迎难而上，敢于革命，最终以革命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指出：我们一定要胜利，“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尽量争取成立联合政府，但也要准备在今年11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解放联合会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也不同于内战时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但“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

　　3．关于战略性质。中共认为：虽然形势严峻，但仍然要坚持采取进攻性战略；为此，不仅必须转变工作重点，而且必须马上着手准备沦陷区工作，以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指出：我们要准备“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将来“我们可能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要好好注意和培养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为到城市中去作准备。另外，经过会议期间的讨论，中共也明确了关于国统区工作的若干指导原则，其中包括：要积极参加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要给农民群众以一切可能的支援；要注意国民党军队工作；党组织应保持完全秘密的状态；要放手发动群众，但也要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避免犯冒险主义。

　　4．关于发展方向。经过会议期间的讨论，中共进一步确认以华北和华中为全盘战略规划中的两大重点，其他地区仍然为辅助。但是，与会议开始阶段不同的是，中共特别提出了东北地区对于未来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强调说：东北极其重要，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就获得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这样就能改变长期以来革命根据地分散分布且没有工业的被动局面，我们就会有重工业和机械化的军队，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三、影响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各因素分析

　　任何政治行为体都生存在特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都受到同一格局中其他政治行为体的约束和影响。对前者而言，这些后者分别扮演着盟友、对手或中立者的角色。作为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之一，中共在七大上制定的地缘战略也受到诸多外部政治力量的制约。这些外部政治力量主要包括：国民党、汪伪、美国、日本、苏联。

　　（一）国民党因素

　　在中国国内政治格局中，国民党是中共最为重要的竞争对手。整个抗战时期，国共力量对比一直在朝向有利于中共的方向而变化。特别是经过1944年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以后，国民党的实力明显下降。但是，国民党的实力变化在地域和时间上也是不平衡的。在正面战场出现溃败的同期，国民党军又在缅北、滇西取得对日反攻作战的胜利，再加上美国对国民党军提供的整训和大量军援，国民党的实力到1945年春以后又有所恢复。

　　面对日本走向败亡的形势，国民党也就对日反攻作战的战略方案进行了规划和设计。首先，为了打通久已断绝的海上对外交通运输线，国民党将反攻的首要目标定在华南地区。1945年2月14日，经研究和讨论，蒋介石同意了魏德迈拟定的反攻广州、九龙的计划。该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出动10个师，从5月1日起攻击并收复柳州和南宁，然后向南方海岸发展，收复雷州半岛及湛江海口；第二步是出动36个师攻占广州、九龙，然后在1946年初开放这两大海港，作为海洋交通线与总反攻之基地，并动用海空力量进行封锁，一举肃清在台湾、南海及海南岛的日军。其次，国民党将反攻的次要目标列为华中地区。1945年5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拟定了东南战场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提出：东南战场“应即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以军事为主，党政为辅，先积极剿灭防线内，及沿海沿江各要地之奸匪（指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引者注），再于沿海、沿江各要地，挺进有力部队，彻底建立以军事为主之党政军一元化据点，准备迎接盟军之登陆”。该计划主要依靠三个战区的国民党部队来执行：第三战区负责以京沪杭为中心的华东地区；第七战区负责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第九战区负责湘、赣等省，但其主力应以衡阳日军为主要作战目标。该计划也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从其内容看，国民党此时已经确定了在抗战最后阶段与中共争夺华中的战略方针。再次，国民党对于争夺华北地区也有一定的考虑。1945年6月9日，蒋介石记述道：共军近日向伏牛山、嵩县一带我军袭击，并窥伺立煌（县），“而其有力之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其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也。故此时我国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其向南之各种企图也”。另外，对于东北地区，国民党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1945年4月，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后，蒋介石忧心忡忡地记述道：“俄国必于近期内以攻倭为名，垂手而占我东北，对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我国军事各部主管如不能彻底觉醒，力图自强，则所有革命基础与希望完全绝灭”。

　　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国民党关于抗战反攻阶段的战略计划在布局上是极不平衡的。在举足轻重的华北地区，由于国民党军没有重要的战略支点，对中共力量的发展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届时的干预和援助。对于东北地区，国民党更无从发力，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出面干涉来制约苏联，或者通过与苏联的谈判，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妥协和让步来换取其对国民党接收东北主权的支持。而正是出于各方面的限制，国民党必须在表面上维持国共和谈的局面，并优先考虑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二）汪伪因素

　　由于日本的扶持，到抗战中后期，以汪精卫集团为中心的伪政权出现崛起势头，并在一段时间内汇集了大批投机政客，组建起数十万的伪军部队，成为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政治理念，内部也派系林立、四分五裂，汪伪集团的发展前景十分暗淡，无法与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相抗衡。而由于部队数量较多，且盘踞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等重要战略位置，其在抗战最后阶段的动向与抉择，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从汪伪方面来说，其上层在时局走向问题上是比较悲观的。1945年3月11日，周佛海在汪伪内部谈话中断言：中日之争如非政治解决，则南京（指汪伪－－引者注）实无出路。但是，基于同国民党的各种历史和现实联系，其上层倾向于反共，并希望从国民党方面寻求出路。1944年11月，汪伪政权首脑陈公博召集伪军各将领军事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提议联合“剿共”，并对新四军的渡江南进采取防范措施。2月23日，周佛海、陈公博召集伪军主要将领会商，确定今后的军事作战方针为：“美军如在中国登陆，日以全部力量应付，至我军，则担任剿伐其后路及侧翼之共产党。至对渝军（指国民党军－－引者注），如来攻击，则予抵抗，而不取攻击”。另外，1944年以后，由于日本方面急于通过汪伪政权来与国民党政府“谋和”，且汪伪上层也急于通过代为抢占京沪杭等中心地区来讨好国民党政府，汪伪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和来往趋于频繁。

　　中共在抗战期间一直比较重视伪军工作，并收到了一定效果，在各地争取了大量伪军反正或转向中立。因此，彭真在七大期间关于沦陷区城市工作的发言中，专门提到要把争取反正的伪军伪警作为发展内应的重点之一。但是，对于能否争取大部分伪军反正的问题，中共持比较谨慎的态度。陈毅在七大的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的伪军主要在华中，华中的伪军将来一定要找新四军，但是在全国来说，他们是向着国民党的，所以不可夸大说我们可以完全掌握伪军；日军也不会那样坐观让其反正，它在我们反攻前，一定会先对伪军来一个处理，解除他们的武装。而毛泽东在七大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也指出：到抗战结束时，有可能“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三）美国因素

　　抗战后期，中共对于和美国的合作前景一直抱有较高的期望。进入1945年后，中共的努力仍在持续，而且在实践层面取得一些进展。1月，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绘制了《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并经美军观察组转交罗斯福。2月，美国空军又将其复制成英文版，提供给B－29轰炸机飞行员使用，以备在执行对日轰炸任务中遇到紧急情况时，争取降落到中共控制区。稍晚一些时候，应美方要求，由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主办的气象训练班正式开班，而美军观察组专门派人员协助教学。中共还对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议，希望其能够扭转对华政策中逐渐增强的“扶蒋反共”倾向。3月13日，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指出：美国仍然不完全理解共产党人，美国对华政策依旧是暖昧不明的；“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直至4月1日，在谢伟思离开延安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还专门与他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还特地表示：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而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但是，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逐步明确，中共开始放弃与其合作的设想，并高度警觉其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指出：到战后，“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另外，他还特别谈到美国可能实行对华武装干涉，指出要准备应付危机。6月2日，他再次强调：“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美国的政策是很危险的。与此同时，中共在对美合作问题上出现变化。6月2日，叶剑英在与美军观察组人员谈话时，就美方在华北地区建立通讯网的要求指出：我们必须对美国在整个华北的战略计划知情，才能同意建立通讯网；而且，我们有近百万军队，无论你们是否合作，我们都要坚持抗战并获胜。叶剑英的这一表态是向美国表明：双方合作必须是一种平等合作。这也代表了中共此时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四）日本因素

　　到1945年夏，日军依旧控制着中国沿海沿江和平原的主要地区，尤其是控制着华北和华中的大城市地区和交通要道。因此，日军将来的动向，直接影响到中共在战争末期乃至战后的发展前景，也就成为中共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

　　从日本方面来说，从1944年起，随着中共力量的稳步增长和国共两大政治力量实力对比的变化，日本进一步重视中共在东亚政治格局中的地位。1944年7月，日军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对中共根据地改称“延安政权”，对“反共、剿共、灭共”等名称，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使用，并决定了宣传要领。12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发给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的电报中称：“中国现在事实上共产党跋扈，帝国不得不将此作为实际问题默认”。而在1945年6月，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主动向中共华中局派出代表，并在初步会面后，提出了更高级别的会谈要求。为摸清日方意图，并在确定绝不谈具体问题的原则后，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方面，对其作出回应，并派出敌区工作部部长杨帆等人前往南京，与日本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人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今井武夫向华中局代表提出：希望和中共在华中达成局部和平协议，甚至开出了愿意让出8个县城的条件。

　　对于中共方面来说，和日本因素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军何时失败。根据各方面的估算和权衡，中共认为日本迅速失败的可能性不大。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指出：看样子日本几个月还不会倒，“因为日本法西斯手里现在还有东西，它不和美国人打硬仗。留下本钱慢慢打，它就是这么一个计策”。3月15日，中共中央又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日寇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但他此时正准备持久挣扎，故我们在抗战胜利前尚有一段艰难路程”。在七大期间，毛泽东也预计认为：日本明年就会被打倒，目前日军的作战是寸土必争，但也有可能将全部军队从华南、华中退出，集中到华北，并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与美、英讲和，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七大刚闭幕后，中共中央就向八路军南下支队、广东区委、河南区委接连发出指示电，其中都对抗战最后阶段所需时间作了大致的估计，即：对日战争今年尚不能达到最后决战阶段，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日寇溃败的时间大约还有1年至1年半。

　　（五）苏联因素

　　较之其他因素，苏联因素尤其受到中共的重视。1945年春以后，随着苏联主动中止《苏日中立条约》和德国的投降，苏联的战略重点开始转向远东，并积极准备对日作战。由此，中共开始高度重视苏联在远东乃至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而到七大闭幕时，他又进一步强调：“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意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中共并不能确定苏联是否会在最近时期内就放手援助中国革命。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旷日持久的对德战争刚刚结束，苏联虽然获胜，但自身损耗极大，在正常情况下，需要用较长一段时间来休整和调动部队。1945年3月，谢伟思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虽然中共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合乎逻辑的要求和必然发展，但仍然坚持认为，还不能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作具体的估计，在对日作战进入相当晚期之前，苏联可能不会参战；因为，“在打败德国以后，俄国还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向西伯利亚调动兵力和进行准备”，“并且，如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前，盟军必须在英国建立优势兵力一样，所以这些俄国部队，在进入作战之前必须强大到能确保胜利”。应该说，谢伟思的判断是通过对中共的观察和接触得出的，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共的想法。

　　因此，考虑到苏联近期援助中国革命的不确定性，毛泽东在七大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一定会援助我们，但是也要考虑到无产阶级国际一时不能援助中国革命的可能性，“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

　　总的来说，在抗战末期的东亚地区及中国国内政治格局中，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明显或潜在的盟友、敌对或中立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相对固定的，也可能是游移不定的，其变动由总体格局及双边关系的走向而决定。从总体格局的走向来说，作为中共长期的敌对者，日本和汪伪必然走向败亡并退出角逐；作为中共在战时的国内合作者，国民党与中共在未来国内政治中的分庭抗礼已成定局，无论最后是通过“战”，还是通过“和”来解决问题，双方转向对抗关系是明确而必然的；作为中共在战时的外部合作者，美、苏两大强权对华政策的走向是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它们与中共之间关系的性质，对于后者的发展及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结论：对于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评价

　　纵观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形成背景、过程、内容及总体格局中的各种相关制约因素，并结合抗战后期及战后中国革命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具有鲜明的自主性。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集体逐渐走向成熟，并实现了对中国革命独立自主的领导。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决策和执行环节都体现出鲜明的自主性。在革命目标和任务上，中共一再号召全党要有志向，准备胜利，要团结起来，不怕困难和曲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到底。在处理外部关系上，中共更是强调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绝不因为寻求外来支持和援助而在原则问题上做出妥协和退让。无论是在对待具有共同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时，还是在对待拥有独一无二强大实力的全球性强国美国时，中共都表现出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倾向。而正是这种鲜明的自主性，使得中共在制定和推行战略时能够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有效提升了战略成功的可能性。

　　第二，具有杰出的前瞻性。

　　对一个政治行为体而言，地缘战略的制定过程，也是一个对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地缘战略问题作出系统性解决方案的过程。而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否合理，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尺就是在战略问题的把握上是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抗战临近结束时，由于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中共所处的战略环境空前复杂，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变局也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地缘战略显示了杰出的前瞻性。这种前瞻性不仅表现在对国际、国内总体格局的走向具有准确的认识，而且表现在对各种政治力量可能的动向具有一定的预判和把握能力，从而避免了在重大问题上措手不及或无从应对。即使是出现抗战末期日军迅速失败，沦陷区内美、蒋、日、汪合流的突变形势，以及美、苏联合干预中国革命的不利局面，对于中共来说，这些仍然属于七大战略规划中的最坏预计，因而也就能迅速作出战略调整和合理应对，并最终度过危机。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中共七大战略对国共力量对比、中国革命前景等方面的预判相当准确，充分体现了中共的战略眼光。

　　第三，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衡量一个战略方案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主要是看其关于执行环节的内容是否具有灵活性，包括实施战略的手段及途径、阶段与步骤等。从这个方面衡量，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以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为例，中共既考虑了通过政治谈判和党派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途径，又考虑了开展武装斗争，并通过组建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最终成立人民政府的军事解决途径。而在联合政府的问题上，中共又考虑了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中共不交军队，但参加政府；第二种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是以中共为中心的政府。正是由于在执行环节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不仅成为指导抗战末期、战后初期，乃至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各阶段具体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基础，而且表现出一种大战略特有的宏观驾驭能力和丰富内涵。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9-01 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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