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历史功绩
2015-09-11 09:58:42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高举党中央抗日救国的旗帜，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发出抗日号召，继而组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联合抗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等反日武装，共同抗日，进行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1936年1月，以王明、康生为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满洲省委机构庞大,有奸细为名（事实是机构不庞大，也没有奸细）撤销了满洲省委。但其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永不可没。中共满洲省委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全国抗日战争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揭露日本侵略阴谋，掀起抗日救亡高潮

　　早在1931年7月7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中就敏锐地指出：“事变本身所包含的意义，绝不象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说的一样，完全是‘地方性’的，完全是中韩两民族间感情的冲突。”恰恰相反，“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万宝山事件来积极实现其大陆政策的企图。”还指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满蒙这一企图，是一时一刻都不放松的，……万宝山事件就是日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藉口出兵满洲的…个阴谋”。

　　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接着，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与共青团满洲省委共同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9月22日，满洲省委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并就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的最初情况和省委的初步措施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9月23日，满洲省委作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

　　中共满洲省委连续5天发表宣言和决议，作出抗日部署，明确指出了“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步骤，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占领东北，完全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绝对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号召东北人民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这一卖国政策。并且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口号，要求加紧对士兵工作的领导，号召士兵群众不能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缴械，对已溃散的东北军队伍要动员他们到农村中有我们党工作的地方去，从事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还要求党员深入各阶层群众中，大力加强群众抗日斗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满洲省委领导下，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延吉、磐石等地党组织，都动员党团员深入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日斗争。9月26日，哈尔滨党团、工会组织工人、学生数千人举行反日大示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反日救国会纷纷成立，农民组织起大刀会、红枪会，爱国官兵组织成立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奋勇抗击来犯之敌。在满洲省委号召领导下，辽、吉、黑三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迅速在东北大地掀起。

　　二、积极协助和支持抗日义勇军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一部分东北军中爱国官兵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抵抗命令，和东北广大群众一起组织了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会等等各种形式的武装和组织，开展了救国抗日运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春，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东北人民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像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

　　满洲省委领导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最前线，不仅号召自己的党员宣传和动员广大人民抗日，支援义勇军，参加义勇军，而且还派出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义勇军各部去战斗。中共北满特委派党员到吉林冯占海部自卫军中工作；中共东满特委派胡泽民、王生柏等10余名同志参与王德林部起义的策划工作，起义后延吉县委又派共产党员李延禄前去帮助组织队伍，并担任了参谋处长，在王德林救国军中发展了党团员100余名；中共珲春县委派朱云光、白金泰、吴斌等共产党员到原东北军王玉振部，促成了该部起义抗日，朱云光还担任了该部的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满洲省委还派出军委书记周保中到王德林部工作，被聘为救国军总参议，后又被任为前敌指挥部参谋长。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也得到满洲省委及其所属组织的积极支援和赞助。

　　中共满洲省委除派党、团员去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战斗外，还先后派省委负责干部何成湘、冯仲云、杨林、杨靖宇、金伯阳等到各地巡视，指导各地党组织加强对义勇军反日斗争的帮助，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

　　三、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在日本侵略军进攻东北，国民党政府又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实面前，满洲省委深深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直接领导的武装。1932年初，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往哈尔滨，中央代表罗登贤任省委书记。同年3月，罗登贤召集了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赵毅敏、周保中、杨林、冯仲云等参加的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在《红旗周报》发表的文章精神，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一文，文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造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从此，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为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了极为艰苦的工作。除原在抗日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等人外，又派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到汤原，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至1933年秋，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地区建立起党领导下的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安图、巴彦、珠河、汤原、宁安、密山、饶河、海伦等十几支抗H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对日作战中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抗击敌人的主要武装力量。这些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以农民为基础，有工人、学生和义勇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的抗日队伍，少者几十人，多者几百人，驰骋在东北辽阔的土地上。

　　四、全面贯彻《一二六指示信》，为创建东北人民军和抗日游击区而奋斗不息

　　1933年春，满洲省委根据《一二六指示信》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上经过认真讨论，统一了认识，并于5月15日通过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明确提出目前东北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针，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和选举民众政府，并且向其他抗日武装力量提出在“坚决抗日”，“不侵犯群众利益”，“不反对共产党”的三个条件下，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便可与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或订立反日作战协定，共同进行抗日战争。

　　会后，满洲省委立即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进行了传达。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中，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并于8月10日，针对贯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又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中共满洲省委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把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内容和精神，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论述，《一二六指示信》对满洲省委和所属组织及党员如甘泉一样，滋润了每个党员的心，澄清了头脑中的是非，将各级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或农民委员会，将“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的口号改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有利于团结和促进各种力量，共同抗日。

　　总括起来说，中共满洲省委从1933年5月，在东北各地党组织和反日游击队中相继传达贯彻《一二六指示信》以后，在抗日斗争的策略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党的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从1933年5月到1936年1月，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在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人民革命军6个军，在游击根据地内建立了区、县级人民政府，游击区内的反日会组织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此外还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联合其他反日部队，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初步建立起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指挥机构。在粉碎日伪军多次“讨伐”中，抗日部队不断发展壮大。1936年初，人民革命军的队伍已发展到6000余人，抗日游击区也扩大到40余县，人民革命军已经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坚强支柱，为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高潮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之际，中共满洲省委虽然被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消，但这并不能抹杀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辉煌功绩。中共满洲省委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王春红）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9-11 1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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