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团在南岳游干班
2014-06-23 08:45:34  来源：《抗战中的南岳》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共中央派到南岳游干班的工作人员，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任代表团团长，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伯崇、薛子正为团员。工作人员有陈子英、蒋雪影、谢正平（李涛的爱人）、刘澄清、陈宛文（边章伍的爱人）、李蕴玉、王华、何思政、徐天宝等，主要负责代表团的电台、机要通讯、文书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另外配备了一个武装警卫班。越共领袖胡志明时年38岁，为摆脱越南反动当局的抓捕前来桂林，也跟随叶剑英来南岳。他化名胡光，以少校台员身份在游干班的新闻台担任译员。

　　中共代表团的驻地设在南岳古镇西街口外一栋叫做“桔盈圃”的庄园内。该庄园四周砌有围墙，前面是一片水塘，园内绿树成荫，与通往圣经学校的登山公路和山下的何键公馆都相距不过百米。

　　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在南岳期间，对工作人员制定了六项原则，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一言一行都不能影响党的形象。代表团的教官每天早上和学员一道参加出操和朝会，白天讲课或训练，晚上备课和总结工作，一直忙到深更半夜。他们还虚心向国民党的教官学习，在备课试教或课后讲评时，特意邀请其他教职员来参加讨论。汤恩伯对此很赞赏，几次在会上表扬中共教官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他们还力争采用红军军事教育的办法，努力实行民主管理，坚持启发式教学，教官同学员打成一片，大力开展学习竞赛和实践训练，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特别强调学员自动、自觉、自愿地参加学习和遵守纪律，官长起带头作用，坚决反对粗暴作风，这是国民党军官从没听说过的新鲜事，既受到学员们的欢迎，也得到各队队长的赞成。

　　第一期第五队有位调训的队员顾伯瑜，来自军委会所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三团。原是苏州苏纶纱厂的工人，13岁就开始当童工。淞沪会战后苏州沦陷前夕，他逃难至南京，经武汉抵重庆，怀抱抗日之志考入国民政府军委会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结业后正逢南岳游干班招生，他和战干三团30多名被录取的同学又来到了南岳。他在游干班对学员的管理体会尤深，认为“在其他国民党办的军政训练班里，管理人员打骂学员，实行体罚是屡见不鲜的”。因他在战干三团时就挨过中队长的体罚。而中共代表团“提倡民主管理连队，平等对待士兵，特别反对打骂士兵等军阀作风。即使偶有发生，游干班领导在群众的压力下，大多站在被打的学员一边，批评或处分打人的军官。这些都是与中共代表团的努力分不开的”。有些国民党军官学员开始瞧不起“土八路”，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才从内心佩服起来。

　　不久，顾伯瑜和姓常与姓姚的两位同学，先后两次前往“結盈圃”，去拜访叶剑英等中共教官。第一次去正当午睡，警卫员热情地先倒茶招待他们，了解他们的来意是想告诉叶副教育长，毕业后到了前方，希望和八路军、新四军多取得联系。坐了一会儿，叶剑英就被警卫员叫醒起来。在了解来意后，叶剑英首先对他们的来访表示欢迎，接着向他们介绍了国民党人歧视共产党人的情况。叶剑英严肃地说：“国民党请我们来办训练班，请我们的教员上课，但我们代表团有几个女工作人员想进训练班一起学习，结果不同意。后来要求只听我们自己教员讲的课，也不同意。总之，他们怕国民党的学员们接近我们的工作人员。”叶剑英还动之以情地说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和我同时当排长，同时当团长，同时当师长，但他在抗战爆发前扬州有公馆，苏州有公馆，南京也有公馆。嘴上说不要升官发财，实际上唯恐发财发得太少。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至今大多数都还是孑然一身。”最后，叶剑英气愤地指出谁说我们共产党有奶便是娘？你抗日我就拥护你，你不抗日，我们仍要抗日。”顾伯瑜3人为叶剑英一番话深深感动，决心毕业后要求到广东去，因为那里有八路军的游击队，希望叶剑英副教育长介绍他们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叶剑英当即满口答应。不久，结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顾伯瑜3人便迫不及待地第二次去桔盈圃，准备取叶剑英的介绍信。可是这天叶剑英不在，正巧代表团全体员会餐，大家便挽留他们一起吃饭。顾伯瑜等人在饭后提出叶副教育长已答应给他们写介绍信的事，薛子正便把他们介绍给吴奚如，由吴奚如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广东曲江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顾伯瑜3人便高兴地离开了桔盈圃。

　　中共教官主要负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这两门课程的教学和训练。其中叶剑英主讲“游击战争概论”，边章伍、李伯崇、薛子正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李涛、吴奚如讲授“游击战的政治工作”。国民党教官主要讲授“三民主义”、“总裁言行”、“国民党党史”、“国民党员组织训练及其政策”等政治课程。

　　中共教官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便以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述为指导，结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实践经验，先进行集体讨论研究，然后按照在衡阳初编的《游击战术》和《游击政工》两本讲义备课写教学方案。除李涛、边章伍在延安红军大学当过教员外，其余的还是第一次走上讲台，没有教学经验，他们就互教互学，边教边学。叶剑英亲自给他们传授教学方法，对他们说讲课不要慌，首先要充分准备好教材，熟悉教材，然后拟个提纲去讲，千万不能死背；讲课时态度要自然，要面向学员，不要光看讲义。”

　　叶剑英担任游干班副教育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工作非常繁忙，但仍按计划分工给学员讲课。他每星期讲课两次，听众很多，有时达二三千人。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阳赶来听课，甚至还有南岳寺庙里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操场上大课。叶剑英上课时，通常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军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风度，深深地吸引了所有在场的听众。

　　当时国际新闻社记者高咏，听了叶剑英的讲课后极为赞赏，在一篇通讯中生动描绘了叶剑英讲课时受到学员热烈欢迎的情景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堂上规定是二十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小时，总要发生学生提出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笼罩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走，‘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个问题被常常提出来，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

　　为了满足学员们“迫切的求知欲与战士的要求”，叶剑英和中共教官特别强调“言传身教”、“知行合一”。早上5点钟起床号响起，黎明在望，南岳巍巍群峰尚在朦脒的晨曦中。游干班的教官便与学员们一道或奔赴操场，或行军在崎岖的山路上。每周的游击战术实习，在衡山火车站，在师古桥畔，在茶恩寺旁，在山地，在平原，到处活跃着游干班教官与学员们的身影。他们实地演习对敌的袭击战斗、伏击战斗、骚扰战斗、自卫退却、防御警戒、侦察与搜索等等。

　　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时，特别强调军民团结，强调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有一次，他讲到军民关系，用鱼和水的比喻说明开展游击战争必须紧密依靠群众，在敌后作战也时刻脱离不了群众。汤恩伯在旁听后，指着叶剑英对学员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民众是鱼水关系。”

　　为了使学员明白“游击队与民众是鱼与水的关系，游击队的活动时刻不能离开民众”这个道理，叶剑英在课程表上专门安排了“民运工作日”，也就是学员们说的“政治工作实习天”。因为游干班没有休假日，也没有星期天，凡是这类日子均在课程表上列为“民运工作日”，让学员参加民众工作的实地训练。

　　记者高咏随同采访时，对“民运工作日”作了具体的描述每个星期天，同学们分成小组，以政治工作人员的姿态分途下山。每一小组是三个学员，一个小组负责一个甲的工作。工作的对象是民众，工作的方式是调查、宣传、组织。不管是晴天或雨天，同学们都要走一段长的山路到民众中去，女同学并且在民众中间发动妇女，向落后的妇女传播抗战的种子”。

　　“你有几个孩子呀？”这是第五队同学访问南岳第七保第十甲旷甲长的太太。那位有4个孩子的乡村妇女，后来成了妇女工作领导者。

　　“老太太，我们代你的儿子来看你的。”这是同学们做安慰抗战军人家属的工作。他们说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和自己一样是军人，老太太的儿子出征了，他们便每个星期天来看他一次。

　　“老乡，你们村里共有几亩田呢？有几条路通南岳？除了大路还有小路吗？”这是作调查工作的同学们与老百姓在作有意义的聊天，以熟悉当地的地形地物。

　　高咏称赞道民众工作使南岳附近各村庄都变得活跃起来了。他们举行军民合作的联欢大会，他们组织了民众给部队服务。‘政治重于军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们，没有一个星期天，他们学习着政治工作上的游击战。”

　　叶剑英和中共教官的言传身教，在游干班学员中产生强烈反响，许多调训的国民党军官对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日益增强了亲近感。学员顾伯瑜回忆说：“当时游干班的学习与生活，跟电影《大浪淘沙》中描绘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颇为相似。从早到晚，整个训练班里歌声不断，《大刀进行曲》、《青年挺战歌》、《太行山上》等此起彼伏。抗日的情绪与气氛，热烈而高昂。”特别是由中共教官担任的课程，印象非常深刻。“周恩来连续两个晚上演讲《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使我们大开眼界。”“李涛为全班讲《西班牙内战与马德里的陷落》，引经据典，论古道今，教育学员团结一致，坚持抗战胜利。内容丰富，说理透彻。”“至于叶剑英副教育长，几乎每天午饭都和我们学员在一起吃”。他更从叶剑英的言传身教中，找到了一条为实现抗战胜利的光明大道。

　　为动员全民抗日，叶剑英还非常注重发挥文艺宣传的鼓动激励作用。南岳游干班开学不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时任游干班讲师且主管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文艺宣传的第6处处长田汉，率领抗敌演剧8队和电影1队离开湘北前线，专程来南岳宣传演出。

　　田汉（1898—1968)，原名寿昌，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茅坪一户贫苦家庭。1916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后赴日留学，1919年6月在日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建创造社，从事新文化运动。1922年回国后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上海大学、大厦大学教师，南国社创办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抗战爆发后，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电影艺术家抗敌协会理事，全力以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特别是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响遍神州大地，鼓舞和激励着中华儿女“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这天，抗敌演剧8队和电影1队的队员们来到南岳，刚在大庙棂星门对面的倪三泰旅社稍作安顿，便接到通知说游干班要为他们洗尘。筵席设在大庙前御街的南濠酒家，这里是南岳古镇众多酒家、客栈中唯一的一家比较阔绰的酒店，队员们听后马上整队前往赴宴。不一会，游干班政治部主任陈烈和几位军官陪着叶剑英来到酒店，同来的还有大家都熟悉的田汉。队员们在此前听说过，这位政治部主任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比一般国民党军官在谈吐上、作风上都很不相同。他是这次宴会的真正主人，也是演剧8队和电影1队调来南岳工作的顶头上司。队员们由于与陈烈是初次见面而感到生疏，故对这位游干班政治部主任并未多加理会。可是大家一见叶剑英到来，便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兴高采烈地迎上前去，围着他有说有笑地交谈。叶剑英亲切地问队员们在湘北前线演了什么戏？唱了什么歌？放了什么电影？士兵们反映如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着汇报。演剧队员有的说，虽是露天舞台，可是演出效果很好。战士们全副武装整队而来，席地而坐，操场上虽然人山人海，可是纪律十分严肃；也有的说，演到激情的地方，全场突然爆发一片掌声。有时也有人带领大家喊口号：“抗战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还有的队员谈到在前线分送《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情况，说大家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工作。队员们热情奔放的气氛洋溢在酒店大厅，这时田汉走过来附在队长刘斐章的耳边说：“要注意一下环境，你们不要把那位中将主任冷落在一边”。刘斐章心领神会，马上找了几位年龄较大一点的队员走上前去，陪同陈烈坐在一桌。而那些年轻的队员却还在兴致勃勃地围着叶剑英谈延安的文艺生活和陕北民歌，说那些民歌与抗日紧密联系，又好听……这时，感到有些尴尬的陈烈发话了，他面带愠色地说请你们来，不是把你们看成是一个剧团，单只演戏。我们是请你们来担任教师的，当先生的。”刘斐章暗想，这人好厉害，我们今后要在南岳工作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指定归他领导，必须把关系搞好。刘斐章于是连忙对陈烈笑着说我们调来南岳工作，今后在您的直接领导下，请您随时多多指示。”

　　宴会将要结束时，有一位带四川口音的政治部军官提议，要演剧队的女演员唱歌。这本来没有什么难处，可是那位军官说话的口气使队员们联想到达官贵人举行宴会要戏班子的旦角清唱消遣的情景，大家情绪很不高兴，便赌气不理。这时，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只见田汉站起来笑着说我先来唱一段。”田汉是戏剧名家，唱的京剧《秦琼卖马》音调高亢，有板有眼，加上英雄落魄的苍凉，韵味十足。酒店大厅内的气氛有了转机。田汉唱完后，叶剑英便接着站起来说你们不是想听陕北民歌吗？我也来唱一个。”这样一来，大家的情绪更加活跃了，全场响起一片掌声。叶剑英身着浅灰色军装，腰系皮带，脚穿马靴，威武英俊地走向大家面前。他将一只脚踏在长板凳上，唱了首陕北民歌《开荒》后，又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一首《延水谣》。歌声刚落，他就转过身来说欢迎8队的同志唱一个！”演剧队全体队员于是也高高兴兴地唱起了《红缨枪》等歌曲，全场气氛更加热烈起来。结束时，大家依依不舍地去送叶剑英和田汉，叶剑英掉过头笑着说：“下回要看你们的戏了。”

　　田汉带领抗敌演剧8队和电影1队在游干班内外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山上山下和街头巷尾到处活跃着年青队员们激情洋溢的身影。电影1队在白龙潭班本部放映电影时，古镇及周围的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往返10来里前去观看。当时放映的虽是无声电影，但观众的兴趣却很浓厚。演剧8队则经常在古镇的大庙盘龙亭和御街财神殿两处古戏台宣传演出，南岳四周的民众闻讯都成群结队前来观看。每次演出前，田汉带领队员们，首先在古镇四街敲锣打鼓开展游行宣传。大家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或一边高呼口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或一边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田汉是著名的戏剧家，又是《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的歌词作者。每场戏剧演出前，他都带领大家唱这首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慷慨激昂的歌声飞扬在古镇上空。当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时，田汉饱含满腔激情带领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全场爆发出阵阵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不几天，叶剑英和田汉亲自带领抗敌演剧8队去15华里外的师古桥小学进行文艺宣传。师古桥小学位于长衡公路南侧的小河边一座古寺里，院内有一处能容纳二三百人的操坪，靠北的尽头巍然耸立着一座建于清代的古戏台，飞檐翘角，古色古香。师古桥的民众闻讯成群结队前来学校看戏，坪内只见人头攒动。队员们满怀抗日激情，为当地民众演出了一场爱国历史名剧《陆登殉国》，台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演出之后，叶剑英登上古戏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演出后他还和田汉走访了这所学校，同一位名叫旷凤姣的女教师亲切交谈，鼓励她在学生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并了解她在工作中的困难与要求，赞扬教师们在全民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位女教师深为感动，便拿出纪念册请叶剑英周恩来在南岳的住所一岳云果园题词。叶剑英当即示意她请作家田汉题诗。田汉从叶剑英的戎马生涯联想到德国著名军事家赫尔穆斯-卡尔-毛奇的军旅功绩，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风云叱咤老毛奇，却把奇功属教师。师古桥边嘶战马，将军亲作教师时”。这首诗既肯定了教师的作用，又讴歌了屡建奇功的叶剑英将军的高大形象，很快在广大民众中流传开来。

　　4月18日，周恩来从新四军视察归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专程来南岳游干班检查工作。他在桔盈圃看望了叶剑英和中共代表团的全体工作人员，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就抗战形势和游干班的任务作了指示。他兼任游干班国际问题讲师，专门给全体学员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演讲。

　　这天晚上，全体学员集合在圣经学校大礼堂，教育长汤恩伯陪着周恩来登上讲台，首先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将军，今天请他训话，大家要注意听。”周恩来身着军装，胸挂斜皮带，足登长统马靴，满脸络腮胡子，神采奕奕地开始了演讲。他在详细论述了近代史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之后，着重指出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速战速决，企图一战而胜。这一企图碰壁后，又转而采取诱和的方针，导致汪精卫投日叛国，妄想及早结束对华作战，以便腾出武力侵略亚洲其他国家。但是这一速和速结战略同样遭到国人的反对而不能得逞。因此，要清醒认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我们要以持久战去击破敌人的速战速决、速和速结；以消耗战去击破敌人的优势，转变自己的劣势。要团结全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去夺取最后胜利。周恩来连续两个晚上演讲，站在讲台上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下去就是三四个小时，而且讲得条理分明，精辟有力，经常激起学员们的阵阵掌声。

　　4月23日，叶剑英总结前段工作，写出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详细汇报了南岳游干班的准备工作及组织活动的具体情况，派人送往重庆南方局并报中共中央。在报告中，他首先概括了游干班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效：1.较广泛地实行民主。建立了“学员自治会”，组织学员代表参加学校各种会议；2.教授法部分地采用了启发式；3.教员学员均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创作；4.实行“教”、“学”、“做”三合一；5.教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均参加朝会、早操、集体就餐等；6.区队长由学员选充，提倡自觉纪律；7.建立学员小组会议（党的、学习与生活的）；8.开展课外活动，各队出壁报；9.以南岳附近三角区为实习区，每个星期日到那里做实际的民众工作，各队开展竞赛活动。报告的最后部分对训练班的作用和前景作了充分估计:根据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干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这是为着抗战利益的好的动机；另一方面则包含着控制敌后游击战以限制我党领导之敌后游击战的企图。在这一企图下，渗入了不少以“混资格”为目的的分子。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学员中好的多，坏的少。控制游击战的企图则是越上级越明显，而属中央军派来的学员又较其他派系的为明显。少数顽固分子的阴谋是存在的。根据上列分析，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前途上，这次的工作是有不少作用的。我们相信在游击战方面，首先使他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要性与非神秘性，实际的体验了游击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真理（我们的教材，也着重解释这两个口号）。这就使那些为抗战利益的进步学员，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而更接近于我们。同时，也使那些少数顽固分子从事实上证明了中共对友党的诚恳态度，与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使他们那种不敢公开的企图，受到群众的监督、良心的谴责而有所顾虑，可能使其中一些成见较浅的分子有所觉悟。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干班的工作，由于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是有利的。

　　周恩来根据在南岳游干班视察的情况，也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国民党的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的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的多，不但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

　　5月上旬，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夕，在叶剑英的组织下举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这次大演习被亲临其境采访的国际新闻社记者高咏赞为“一次新奇的毕业考试”。因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没有经过毕业考试，这演习的意义不仅仅是毕业成绩的评定，它还有着大兵团运动战运用的启发作用。”

　　他用这次大演习的所见所闻诠释了自己的赞誉：

　　“大演习的日程是5月10日至13日，演习地点是南岳市区近郊。参加大演习的除8个大队全体学员外，队上官长、军事主任教官、政治主任教官、爆破教官、射击教官、防空防毒教官、游击政工教官、民运教官、战术教官等均动员参加指导。8个大队的全体学员除了第7队编成假想敌‘伪皇协军’外，7个大队及步兵学校之重机枪排、迫击炮排与当地民众武装若干，编成一个‘岳麓游击支队’。它的战斗序列尽可能真实化，分为（一）支队司令，（二）支队政治部主任，（三）第一大队，（四）第二大队，（五）第三大队，（六）支队司令部直属大队。军事行政组织与政治行政组织完全按照大兵团游击战的需要组成，所有参谋、政治副官，各处特种兵种如工兵、卫生、破坏部队应有尽用。大演习一个星期以前，总队部即派专员到演习地点，侦察地形绘测成图，于演习实施前2日即印发演习要点交同学们研究。大演习便于5月10日开始。

　　第一日演习是衡西游击大队得悉敌之征伐队百余人，在师古桥劫掠民众，游击队予以伏击。5月10日上午10时30分，游击队抄小路开抵樟树桥，一路急行军赶赴伏击地。演习的要点，第一是行军，第二是防空，最后是伏击敌之征伐队取得胜利。第一日是前哨战的发动，第二日则是敌情转变。敌之征伐队遭我伏击后，即派遣大军向我方之白果市、新桥、东湖讨伐。因此，第二日游击支队调派大部队在福田铺结集，进行作战准备。演习内容为侦察地形、宿营警戒及研究作战计划；演习第三日是作战，游击队在拂晓前进入隐蔽地带，‘真枪实弹’实施作战计划。战斗胜利，敌讨伐军溃畋后，游击支队迅速向祝融峰转进。演习主要内容是根据地形、地物灵活运用多种游击战术消灭敌人；第四日在祝融峰集结听讲，由指挥长叶剑英作大演习成绩之评定。

　　大演习在热烈激昂的情绪下举行。每一个参加演习者都是用3个月来在讲台上和生活中学到的理论，拿到演习中来实践，他们做得很认真。如有个学员被派作情报人员的时候，他改换农民的衣服，真实地深入到敌军的地带去探听敌情；当一个命令下到政工队里，说要动员民众，政工队员便真实地去动员热忱的民众参加作战。干训班政治部为大演习印了几万份告民众书。演习部队通过南岳附近村庄时，许多老太太烧了大壶的开水在路上慰劳作战的将士。战争进行的时候，迫击炮声、机关枪声、半夜空中的信号声，战争的颜色将演习地区的战争氛围涂染得分外的真实。到现在，南岳的民众还说得出他们对于战争的深刻印象。

　　演习部队从祝融峰归来，民众知道他们是凯旋，长挂鞭炮在各村庄燃放，表示民众们内心的欢慰与希望。

　　充当“假设敌”的学员7队队长何凌霄，是第31集团军的少将副师长，对叶剑英组织的这次演习连声赞叹，敬佩不已。

　　叶剑英在祝融峰向全体学员作了演习讲评。他首先肯定了实战演习的成效，同时也指出了存在问题。他强调说现在抗日战争进入紧迫时期，人民群众正在遭受血腥屠杀，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应当好好学习，掌握本领为民族解放，为抗日斗争出力。但有的人在演习中不严肃、不认真、稀稀拉拉，这在实战中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军委会军训部专员程北熊后来也说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5月15日，游干班第一期第1至第6队的学员经过3个月的学习训练，在南岳大庙坪举行了毕业典礼。会场上群情激奋，士气高昂。“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游击队之歌》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大庙上空。新任教育长的李默庵主持了首届毕业典礼，叶剑英、苏联顾问季维诺夫等带领大家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毕业之际，师生之间、学员之间都互相签名留念。第5队学员顾伯瑜在即将分别的时刻，特地请叶剑英等中共教官签名留念。叶剑英在他的纪念册上题写了“路是人走出来的”，薛子正题的是“到工作中去学习，向广大群众学习”，吴奚如题的是“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真意是维护人民大众的最大利益”。他毕业后从广东曲江转到江西，毅然参加了新四军，并改名吴众，以表示牢记中共教官的题词而留下永志不忘的纪念。

　　6月15日，南岳游干班第二期开学。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调重庆协助周恩来主持南方局工作，由李涛接任中共代表团团长。

　　李涛（1905—1970)，湖南汝城人，大革命时期曾是郴州学生运动骨干，汝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工农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参加秋收起义和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斗争，任红7师政治委员。长征中任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员，到延安后任中央军委统战部部长。来南岳游干班工作前，曾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首任处长，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负责人。面对国共关系日益变冷，李涛主持代表团的党组织会议，认真研究面临的严峻形势，决定按照中央的方针、指示，妥善处理与国民党方面的关系，重申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六项原则，提出了认清形势、站稳立场、严守纪律、做好工作的要求。他对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反复强调说叶参座不在，我们一定要善于自处，善于应付环境的变化，经受起考验。”

　　第一期游干班的第1至第6队学员于5月15日结业后，第7队和第8队学员便从何键公馆、岳云中学搬迁到圣经学校班本部上课。7月5日举行结业典礼时，班本部宣布第7队学员分赴第三和第九两个战区，第8队学员仍回各自的部队。第7队分配到三战区的刘东安、谷济兴、谭安猷、旷定家等40多名学员，第二天分乘两部军用卡车奔赴江西。根据衡山县委安排，刘东安先跟部队离开南岳，途中再秘密返回接受另一任务。到上饶后，谭安猷、谷济兴趁部队休息逛街的机会，护送刘东安搭上了回湖南的火车。紧接着第三战区把这批学员分配到江南挺进一、二纵队，谷济兴、吴树和旷定家等人，于12月6日投奔了驻扎在深阳的新四军第1支队。与此同时，分配到第九战区驻防岳阳的第92军82师的刘国安、何泽锋(女）、何月明、康国宁、李德怀、彭名高等10多名青工队员，帮助该师在岳阳黄岸办起了300多人的平(江）、浏（阳）、岳（阳）游击干部训练班。开设的课程与南岳游干班基本相同，除正规军派教员任教外，游击战课程全部由他们担任。随后，他们同全体学员一道，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他们带着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大水洞、小水洞一带与侵华日军周旋，配合正规军作战。湖南沦陷后，游干班学员化整为零，分赴各地组织游击队伍，开辟敌后战场。

　　1939年9月20日，南岳游干班第二期学员毕业。鉴于国民党当局在训练班里增设国民党特别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并增设了“国民精神教育总动员”的教育内容，排斥、限制共产党的行为日益增多和表面化。李涛便利用训练班放假的机会，专程到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情况，请示是否还继续参加游干班的工作。叶剑英当即请示中共中央，中央估计国共两党虽有矛盾和磨擦，但蒋介石不会丢弃抗日的旗帜，国共两党关系尚不至于迅速彻底破裂，因而指示李涛率工作人员仍回南岳。于是，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继续参加了第三期游干班的工作。

　　1940年3月，第三期游干班结束。经中共中央同意，李涛率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撤出游干班返回延安。

责任编辑：刘帅 最后更新：2014-06-23 09: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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