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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2015-11-06 17:06:27  来源:陕西党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于1936年至1942年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关中分区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治委员,全面领导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工作,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他带领关中分区军民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开展反磨擦斗争,坚持抗战,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为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实行民主普选和“三三制”政策,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全面抗战爆发后,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由苏维埃民主制向普选的议会民主制转变过程中,按照陕甘宁边区统一部署,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开展了两次普遍、直接、平等、自由、无记名的普选运动。

   第一次普选从1937年7月中旬至8月底,有70%以上选民参加选举。新正县共28个乡,选举产生乡代表1623人,候补代表538人。乡政府委员由原来每乡十余人,经选举精简为除奸、教育、优抚、建设等4名委员,各乡乡长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第二次普选是在1941年春季进行,参选率普遍在80%到90%,有的地方高达95%。关中分区共选出乡参议员2278名,代表性十分广泛。以新宁县为例,在当选的582名乡参议员中,工人2人,雇农1人,佃农19人,贫农393人,中农113人,富农30人,地主13人,豪绅1人,开明绅士10人,内有国民党员2人。在当选的48名县参议员中,工人1人,农民34人,商人3人,学生10人。

   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的普选成果,是分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为建立健全分区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普选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有效地推动了抗战动员。普选活动也进一步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政府工作人员受到了教育,增强了当好公仆进一步做好工作的思想,促进了政府的廉政建设。

  

   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右三)和战友们

   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为此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和探索。1941年上半年,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开始进行贯彻“三三制”原则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干部群众了解“三三制”政策的实质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意义。分区和各县举办训练班,培养选举工作干部,进行选举试点,摸索经验。经过认真准备,当年下半年,各县普遍开展“三三制”民主普选工作。经过选举,共产党员在乡议员中占30%,在乡政府委员中占32%,符合“三三制”的要求。但县一级选举中出现了问题,许多选民在选举时不愿选地富士绅等人物,结果共产党员在县议员中占50%,在县政府委员中占55%。这个比例不符合“三三制”的要求,须经进行改选加以纠正。经习仲勋和各级领导耐心作教育工作,群众逐渐认识到贯彻“三三制”的必要性,为改选工作铺平了道路。

   1942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退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而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按照指示信精神,检查各县、乡的工作,指导各县进入改选,彻底落实“三三制”政策,对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做了调整和补充。新正县改选中退出共产党员议员3人,补选非党人士5人,使参议会的共产党员占36%,接近1/3的要求。赤水县参议会常驻议员5人内2名共产党员,主动退出1人;县政府委员9人内共产党员3名,其余均是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各县贯彻落实“三三制”政策,各级政权中吸收了一批非党进步人士和开明绅士,使其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团结了社会各界人士,调动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争取中间势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加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促进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困难时期制定的一项重要政策。1942年,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领导关中分区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为了解决好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习仲勋首先召开分区党政机关干部大会,作精兵简政工作动员报告,组织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有关精简工作的文件,切实领会精兵简政的意义。之后,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精兵简政的实施意见,对分区机关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精简。将分区的3个文艺团体(七七剧团、关中剧团、关警剧团)合并成立八一剧团;将关中分区警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警一旅关中警备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关中地委。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对各单位人员进行精简。各县的精简工作也都取得了成效。新正县县级干部精简前29名,精简后24名,精简5名;乡级干部精简前44名,精简后22名,精简22名。对精简下来的人员进行适当安置,分别不同情况,有的送去学习,有的分配到生产部门,有的退伍回家,有的下到基层工作。精简后人员减少了,机构精干了,机关效能增强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减轻了财政负担,达到了预期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对根据地渡过难关,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领导经济建设,为坚持抗战、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奠定物质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统一战线地区,和土地革命不彻底仍存在租佃关系的地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37年开始至1938年,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统一战线地区,广泛宣传减租减息政策。由于统战区内国民党政权的阻挠和磨擦事件的干扰,减租减息未能有效实施。1941年反磨擦斗争胜利后,结束了关中分区部分地区双重政权的局面,为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强调党在抗日时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在习仲勋的有力推动下,减租运动在关中分区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普遍展开。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各地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成立减租会、租户会、减租保地会、农会等群众组织,领导农民打击地主阶级的阴谋破坏活动,使减租斗争发展成为群众运动。然后,关中分区按照《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有计划地开展清算、减租和退租工作。具体规定是:对1939年以前的欠租予以废除,即“勾欠”;1940年后的欠租,执行减租的规定;对已按原租额交了租的,由地主退还应减的租子;对尚未缴纳的租子,则以新的租额计算交租。淳耀县勾欠和退租1535石,赤水县勾欠和退租1280.23石。最后,重新确定实行了定租、活租、伙种、安庄稼、包山租等各种租佃形式,保护了佃户的佃权。对各地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和新发现的地权问题、租佃问题等,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采取勾帐、换约等措施,保护佃权和租权。勾帐就是把一切老帐、陈帐和陈年欠租,甚至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欠租欠债一笔勾销,不留尾巴,解除了长期以来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换约就是作废旧的契约,按照《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规定重签新约,详细列出租佃双方议定的土地数量、租额、期限等,仅淳耀县就换新约953户。

   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区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整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各地都有一些佃户努力发展生产,逐渐成为自耕农。同时,由于地主的利益得到适当照顾,一些外逃地主陆续返回家乡,一些开明人士还被选入各级参议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走出困境,坚持抗战,支援前线,改善生活,习仲勋响应党中央、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建设。

   根据关中分区人口少、面积大、可开垦荒地多的实际,习仲勋把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增产粮食作为发展经济、渡过难关的主要措施,号召军队和全体人民迅速行动起来,掀起开荒拓耕的热潮。分区成立生产委员会,作为领导大生产运动的专门机构,并规定党政机关干部每人种地6亩,学校每人种地2亩。习仲勋率先垂范,上山开荒,带动和鼓舞了干部群众。至1942年上半年,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马栏的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开垦荒地8100多亩。清原区一乡(郭家掌)开荒3200多亩,每年增产粮食20多万斤。

   在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搭工组、变工队、扎工队、义务耕田队、唐将班子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应运而生。习仲勋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指导关中分区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中,特别强调要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要实事求是,反对搞形式主义。他说:“毛主席曾提倡‘组织起来’。我们这几年取得的生产成绩,‘组织起来’是起了决定的作用的。所以组织劳动力的工作我们还要继续做。现在边区各地存在着很多变工队,它是在群众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确实在生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能搞形式主义,只有数目字而无实际活动的变工队,不是我们所要求的。” 在习仲勋的正确指导下,关中分区的劳动互助组织由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到开展拦洪漫地等农田基本将建设、从事运盐和拥军支前,涌现出了一批模范单位,尤以淳耀县白原村变工队和同宜耀县后殿村唐将班子为典型代表。

   关中分区在以开荒拓耕为主的大生产运动中,工业、商贸事业也都有很大发展。习仲勋想法设法克服困难,白手起家,在关中分区建立炭业公司、铁厂、纸厂、纺织厂等公营企业,并建立了一些私营企业。1942年,新正县在原有纺织厂和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县政府投股5万元,群众投股16万元,当年纺纱454斤,织布915丈,解决了全分区1/3人口的穿衣问题。商贸事业方面,各区办起了供销社,清原区在小寺子开了药铺,各区、乡组织农民贩盐。同时,分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重大进展,在马栏相继建成了医院、被服厂、修械厂、仓库以及大礼堂、小会议室、工字房等。为方便生产交通,还修建了马栏7孔石桥。

   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使分区战胜了严重经济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为坚持抗战、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奠定了物质基础。习仲勋后来说:“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三、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鼓舞群众参军参战、生产支前

   为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前线,并培养适应抗战需要的各类人才,习仲勋把文化教育事业放在与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抓,使关中分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猛发展。

   习仲勋主持关中分区工作期间,抓紧少有的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机,吹响开发“文化荒漠”的号角,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全分区初小由170所增至243所,有学生7000余名;完小由4所增至9所,有学生400多名。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关中分区的教育事件受到严重影响。到1941年,全分区完小减少到6所,有学生497名;初小减少到129所,有学生3554名。1942年,关中分区按边区教育厅“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要求,对小学教育进行了整顿,采取加强完小、裁并初小等措施,合并成117所学校,有学生3343名。关中分区的社会教育形式灵活多样。一是办识字组,以识字为主,兼学政治。二是办夜校,适于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主要吸收白天忙于生产的男女青年参加学习。三是办半日班,附设在各个小学内,主要解决因帮家中干活不能全天在校学习的学龄儿童的学习问题。四是办冬学,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学习。这样多种形式办学,给有各种具体困难的人都创造了参加学习的机会。

   在习仲勋主持关中分区工作前,全分区没有一所中等学校。此后,关中分区有了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等几所中等学校。鲁迅师范学校从1938年4月至1939年7月,在关中分区办学1年又4个月,培养学生300余人。该校从成立到撤销的两年半时间里,毕业和中途分配工作的学生1093人,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为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陕北公学从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在旬邑看花宫办学1年时间,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9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在关中分区开办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习仲勋主持成立第二师范筹备小组,并提出了“白手起家,艰苦办学”的办学方针。1940年3月15日该校成立,习仲勋兼任校长。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二师的教学方针,一开始就确定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才能的青年为宗旨。一切从边区实际出发,培养边区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人才。”习仲勋要求分区机关、团体和领导同志,都要爱护二师,支持二师。他自己也经常为二师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委于1940年4月12日创办了分区党委机关报《关中报》。习仲勋始终关注《关中报》的办报质量,亲自指导办报,和分区党委其他领导对报纸的重要稿件认真审阅把关,还为报纸撰写文章。他对《关中报》采取“抓政治、严把关、多指示”的领导方式,要求报纸树立“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的办报方针。习仲勋说,关中地区群众干部文化程度低,报纸一定要在通俗化上下功夫,要写老百姓的事,说老百姓的话,使他们看得明白,听得懂,爱读爱看。报社按照这一办报思想,突出人民性、群众性和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每期稿件都能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时传达党的声音,介绍国内外大事,反映关中分区的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发展情况和群众的声音,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深受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对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拥军支前、减租减息、识字读报、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西北局召开的宣传部长会议上,《关中报》被一致认为是各分区报纸中办得较好的。在1944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关中报》被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194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载文给予高度评价:“《关中报》办得最好!”
 


《关中报》

   四、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南大门,巩固抗日战略总后方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对中共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剧。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是其武装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而作为边区南大门的关中分区则是重点中的重点。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20日的1年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制造的磨擦事件多达64起。

   习仲勋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指示,领导关中分区的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磨擦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巩固了人民军队的抗日战略总后方。他运筹帷幄,殚精竭虑,仅1940年以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义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报告就达27份、10万字之多。

   1940年1月21日,习仲勋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中根据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摆在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然事变。”习仲勋提出反磨擦斗争的主要策略:“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第二,反磨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原则下进行的”;“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有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过去论比。”根据上述原则,习仲勋提出了关中分区的4项中心工作:“第一,巩固自己”;“第二,扩大自己”;“第三,动员群众;”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1940年5月8日,习仲勋就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情况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报告说:“在目前,我们总的策略是,一方面发动全关中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深入的战争动员,提高群众保卫关中分区、保卫家乡的热忱,另一方面揭露反共顽固派的阴谋及其罪恶行为,以便孤立与打击之,完成保卫关中分区的总任务。”习仲勋提出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三条策略:“甲、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展开普遍的政治斗争”;“乙、加紧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奠定战争的实力基础”;“丙、加强战时的组织与领导”。习仲勋强调要“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及进步人士围绕在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口号周围”,间接、直接地帮助我们。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挑衅,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有效反击,1940年组织进行了大小90余次反磨擦战斗。习仲勋1943年1月8日在西北局高干会的发言中讲到这一时期的反磨擦斗争时说:“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反共磨擦更加严重。二十八师、预三师向我进攻。三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五月间,保安第四支队郭相堂部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后四区亦被占领。及至六月间,井村战斗后,才予反共部队严重打击。在‘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下,一九四〇年九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瑶曲、马栏四个区,成立了关中分区东行政区。在一年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基本上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

   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军民进行反磨擦斗争中,既注意搞好军事斗争,又很重视政治斗争,讲究斗争策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从而使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他1940年写给边区政府的20多份报告,大都提到了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反磨擦斗争报道,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习仲勋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反磨擦斗争时说:“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习仲勋和张宗逊共同指挥了著名的爷台山反击战,取得反顽斗争的彻底胜利。1945年7月,国民党为独吞抗战胜利果实,钳制八路军开赴前线向日军反攻,公然调集重兵向关中分区发动大举进攻。21日,国民党顽军3个师向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发动进攻,至27日,侵占爷台山及以西大片地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心在顽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坚决反击,为此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为司令员,并特地选调长期领导关中分区工作的习仲勋担任临时指挥部政委。习仲勋在战前动员会上作政治动员,指出为了取得此役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必须严格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一不放跑一个敌人,二不越过防线一步。 8月8日晚23时,爷台山反击战打响。至8月10日,八路军全部收复爷台山等失地。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的讲演中,对习仲勋和张宗逊共同指挥的爷台山反击战给予高度评价:“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象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

   抗日战争期间,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执行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戴。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习仲勋等22人进行奖励,毛泽东为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解放日报》评论说:习仲勋等所有受奖同志 “在执行政策上,在个人生活切实朴素上,尽是模范。他们不夸不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责任编辑:雷攀 最后更新:2015-11-06 17: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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