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会议之中央政治局会议(1937年12月9-14日)
2016-09-10 15:40:2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是，由于国共两党奉行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局面。国民党正面战场虽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由于其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不断遭受了严重失败。11月8日，山西太原失陷，华北大部沦于敌手；11月12日，上海失守，日军继续向南京进逼。从10月起，国民党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试探媾和条件。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正确执行了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一面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一面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党和军队的一些工作中出现了过高估计国民党的抗日积极性，过分迁就国民党等右的倾向。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认为：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个集团，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因此，他提出：“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还再次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11月29日，王明、康生从苏联，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到达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陈云也同时到达。王明此时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王明回国时，带来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新形势下基本政策的全面建议。这些建议是在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根据王明的报告讨论通过的。会议高度评价了中共制定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但是，会议也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认为中共缺乏工人阶级基础，大多数老干部出身农民，有武装斗争经验，但连城市工人运动的一般概念都没有。“为此，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作为这种“新人”回到延安的。王明行前曾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为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了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王明的报告认为，国民党转向抗日以后，国民政府开始成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人民开始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开始民主化；只能以“抗日与不抗日”作为划分敌友的主要标准，不应再去划分抗日营垒中的左、中、右三个集团。这实际上完全抹煞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和斗争。

　　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认为，要承认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优势力量，历史上就没有资产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的事情，空喊领导权，只能吓跑同盟者；国共两党不是谁领导谁，而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王明的主张，实质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王明看不到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片面地强调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不适当地要求“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无前提地要求“逐渐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王明实际上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

　　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他的错误思想在会上曾影响了一些同志。毛泽东等在会上发言，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规定，应尽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规定：“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党的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成员有：毛泽东、王明、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博古、康生、陈云、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邓发、刘少奇、凯丰、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曾山、张鼎丞、陈毅、杨靖宇、高岗。毛泽东为准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5人组成准备委员会秘书处。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部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负责领导新四军的工作。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总结了抗战爆发以来党的工作，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虽然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不正确意见系统提出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并且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是他的错误观点，没有为全体与会同志所接受。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积极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党的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但是，就全党范围来说，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仍然得到了认真地贯彻执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10 15: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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