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团大战看彭德怀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2016-10-18 11:22:36  来源：(作者：曾哲，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点击：  复制链接

　　一、百团大战发动原因的历史考察　

　　百团大战，亦称“大破袭战役”，它与彭德怀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彭大元帅的最大罪状之一就是提前发动和指挥了百团大战，直接(导致了皖南事变)引起蒋介石的惊恐与分外仇共，通过皖南事变就消灭新四军主力八、九千人，以此推论而对彭德怀百团大战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这个罪责是否成立？还是从历史本身的考察说起。　

　　1940年2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诬蔑“八路军打游击，是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在国统区一些上层社会，缺乏对事实真相的了解，也误以为真，因而一时散见各地舆论媒体上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甚至大加挞伐。国民党则又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组织伪军，并秘密承认伪军地位合法化。　

　　当时，日军停止南下进攻，将兵力重点转到华北，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伪军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同时，日军采取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外，还有政治诱降，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军的根据地愈来愈小，部队供给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使形势日趋严重。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此外，广大人民群众均迫切要求给敌伪以重创，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严厉威逼之下，甚至有直接投敌者。从1940年3月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改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的政府负担，又对敌伪政权负担)。　

　　在国际方面，“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日本看到希特勒在欧洲的狂胜，不禁怦然心动：与德国形成东西呼应态势，日军大本营作出“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获得行动之自由”’的对华作战原则，“立即迅速脱离中国战线的泥潭’”，恢复国家及国家的机动性以适应新的边界形势转变。1939年12月1日，陆军省部已向天皇上奏了《修正军备充实计划》一书，该计划要求从昭和十五年(即1940年至昭和19年度期间，必须使兵力达到65个师团，160个飞行中队。为此，必须极力控制在中国进行作战的消耗，并打算在昭和15年度与16年度上半年将现有的85万在华部队逐步削减为50万，企图以此节省预算，充实北上对苏战争作准备。　

　　如果日本法西斯真能“如愿以偿”，东西两大战场合二为一的危险确实存在――这也就是大本营要想“获得行动自由”的真谛和实质。　

　　第一，在英、法对日的妥协下，全部封锁我西南交通线，敌寇并以海军封锁闽浙沿海航运。第二，以军事的进攻向中国作最后的冒险行动。A.向正面作猛烈的进攻。B.企图进犯大西北。C.加紧对我敌后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封锁，以图实现其紧结的“囚笼政策”。　

　　除上几方面的原因以外，再者，为一般治史者所不愿直面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如彭总当年所述的：“还由于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估计，也正是发起这次战役的重要原因之一”①，中共当时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敌人又散布“八月进攻西安”的空气，再截断我西北交通线，在这种紧张的空气下，国民党就更加动摇了，投降危险在随之严重。　

　　二、彭德怀与百团大战历史过程的考察　

　　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对于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组织和指挥百团大战，在当时(1940年9月25日)发表《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文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百团大战是我军在敌后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是我军民共同发动的伟大的交通线和经济线的总攻袭，这个战役进攻，给华北战局影响很大，它将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打破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造成华北抗战的新局面目前大战仍在继续中……”朱德对彭德怀指挥的这次仍在继续的重大战役的现实意义也概括得十分清楚，“在目前日的形势之下，百团大战虽然是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但它带有全国性的伟大的战略意义首先，最近敌谋南路由越南进攻表明，中路由宜昌进攻重庆，北路由洛阳进攻西安，以威迫我全国屈服；而我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就部分地错乱了敌人的部署，至少要迟延敌人的进攻。同时，更加强了全国同胞的胜利信心，促进了全国的团结，使敌人困难实现其威迫利诱之阴谋其次，这一胜利的战役进攻们破了敌人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②　

　　关于彭大将军具体组织和指挥这场“大破袭战”，在1940年12月10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已作出详瞻的纪录和说明百团大会战，自1940年8月20日开始发动至12月5日截止，连续作战，整整三个月又十五天这大会战，完全按照朱、彭、姚(仲明)、林、贺、刘、聂、徐等事先拟定的作战计划和战略步骤进行的华北八路军主力以及决死队在本部统一号令之下，在华北广大地域之内，向多个交通线及各个大小据点之战敌伪英勇积极自主进攻的大会战会战分三个主要阶段进行，即：　

　　第一阶段：自8月28日20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破袭总攻击开始至9月10日傍晚止，20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月的预定作战任务“很明显这个阶段的作战中，心，为交通总破击战，破坏与截断华北敌军全部交通，粉碎敌寇当时进攻昆明、重庆及西安的企图，而战线重点则以毁灭正太路为主要目的。”③　

　　第二阶段：华北八路军主力及其他抗日武装，经过近10天的调整之后，于9月20日正式开始新一轮的进攻，直至10月下旬为止，这一阶段为中心，按照彭副总司令的指示，“继续扩大第阶段之效果，继续破击交通战，而重点是歼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各根据地敌寇据点”按照总部拟定的步署，百团主力分别发动了晋东南之辽榆战役，冀边区涞灵战役，晋西北之同蒲路宁武南北段破击战役。冀中这河之战役，冀南区之破击德石路邯济路战役等所组成。　

　　第三阶段：自10月6日开始，到12月5日止由于我八路军第、阶段的伟大胜利，给了敌当时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战略以毁灭性的打击，使敌人自己对“堡垒主义”、“囚笼政策”丧失信心正如日军华北司令部称百团大战为“挖心战”一样敌人南进重庆、昆明计划不得不转向对华北各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因此，反扫荡战便成为百团之师第三阶段作战的中心任务。　

　　由彭德怀亲自挂师的百团大会战，我方在兵力投入以及作战规模上都是惊人的，我方104个团先后与敌军110师团及25师团全部、26师团。36师团、41师团37师团35师团的各联师团及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九混成旅团全部，此外还有伪治安军、伪蒙军伪满洲军、伪警备队、伪警察、伪宪兵及日寇特务机关和所有移民等对垒，战线包括冀察全境、晋绥之绝大部分领域，热河南部地区在整整105天中，彭大将军呕心沥血，运筹帷幄，他无数次亲临前沿阵地，对战斗在火线上指战员以精神上极大鼓舞，在冀察晋绥，在热南战地。大多地瘠贫寒，交通阻绝，所有补养都十分困难，有不少部队竟数日未吃过一顿饱饭，旬日之间未睡过一宿觉，苦况苦境，不是今天所能用笔墨描绘的一但全军将士在敢打硬仗，苦仗恶仗的彭大将军率领下，万众一心，发挥了最高的战斗热情，奋勇杀敌，终究完成预定的战略任务，并获取了惊人的战果：彭德怀大将军的威名与高超的进攻战争指挥艺术在这次大会战中得到充分的播扬和展示左权将军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赞彭副总司令卓绝的破袭战指挥艺术，是现代大会战个极好典范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司令长官亦致电彭德怀大将军：“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之鼓励”④深为彭德怀骁勇善战，力拔山兮的伟大气概所折服他认为“百团大战实为我国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通过这次会战，直接影响到卫立煌将军对友军统战意向诸多转变(此是后话)。后人不断有人评价百团大战，它的意义“取得军事上之伟大胜利，亦更取得政治上伟大胜利，它是抗战史中最光荣的一页”⑤。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曰“恐惧的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三、百团大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与彭德怀的历史贡献　

　　1940年8月31日，《新华日报》记者对百团大战之帅彭德怀副总司令进行了战地访问，彭副总司令也饶有兴致地对记者们发表深具历史智慧眼光的谈话。当记者问：“这一胜利将在国际国内引起何种影响？”彭德怀从两方面予以高度概括：　

　　第一、“百团大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严厉地打击了悲观失望情绪。这一胜利证明我抗战力量日益强大。而敌寇则日益削弱。在华北战场的泥淖越陷越深”。因此“百团大战”向全国同胞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力求进步乃是争取胜利的正确道路。总之，百团大战在我国内部所引起的影响是，推动全国更加坚决抗战，更加团结进步”⑥，这无疑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大的支持，因为在中国战争均已使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骑虎难下之势，在整个亚太地区克服降日危机与抗日困难，起了强劲精神支柱作用。　

　　第二，“百团大战”给予敌寇内部影响也是很大的，不仅打击了敌寇军事上的正面进攻，窥伺西北，而且也打击了敌寇政治上的阴谋诱降，使日相近卫“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在我铁拳打击下受到重创。因此，敌国内的矛盾将继续激化起来，敌国人民的反战运动也将在我“百团大战”胜利的影响下更加困难⑦。我们从日军《关于百团大战的教训及对中共的认识》的报告中，就可以解读到这一点。日方面军参谋部于1940年12月上旬制定的《对共产党军队之观察》可以看到(日军)对中共认识的明显进步和判断理性上的高度重视(在此以前，普遍认为共产党势力不足为虞)。因此，华北方面第二期肃正建设的重点意在中共，即集中一切措施和力量剿灭中共势力。　

　　另，我们从1941年1月16日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可以看出，日大本营陆军部在《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定之前，即“根据本纲要，从战略、政略和思想战等方面研究了对华长期作战的指导方针。随着此研究的进展，更加深切地感到‘日本’已完全陷入了大规模持久战争的危险困境”。但如何应付这场持久战争，日本国内历来就存在着这种观点：如上所述，“作为陆军省，其长期作战方针是逐步减少在华日军的数量，以保持国力及军备方面的后备力量”，而事实上的陆军省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写道；“1940年仲夏时，日本似乎无往而不胜――可是到了秋天，他们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外交攻势已经像打湿了的爆竹”⑧。百团大会战显示了会战发起者的伟大气魄与崇高的战争指挥艺术，“在这关键而又恰到好处的时间里，增加了全世界人民对我国的同情”⑨。掀开了世界人民联合反抗法西斯主义史上新的一页。　

　　1940年9月下旬，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役及对日交通运输线的攻势达致高峰，25日，美国进出口行对华贷款2500万美元，紧接着，罗斯福又指示财政大臣摩根索在24小时内给中国的抗日援助提供一个亿美元的贷款⑩。这连续两笔贷款援助，针对中国抗日战场的巨大耗费与苦苦支撑局面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却是9月25日以前“七？七事变”以来抗战三年美国所予贷款总和的3倍。　

　　以上诸事实证明，彭副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及三个阶段性的胜利，它是促使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日战争态度由悲观向积极方面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就列举了这史例：百团大战后，必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然而这一区别的转折点就是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胜利的深远意义以及彭副总司令在这一重大战役的历史功绩在当时是普世公认的。后来的日本历史学者也坦率地承认：“百团大战确实是牵制国民党政府内的投降阴谋并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政治战略的主要因素之一。”⑾连日本岛国内的媒体也对百团大战加以大肆渲染，尤对此役指挥者彭德怀将军的神威披上了一层面纱，郭化若将军当时指出百团大战“破坏了敌方经济，打击了敌军‘以战养战’的阴谋，敌军‘以战养战’的阴谋最近更为着重，由于敌人的资源缺乏，特别是敌人一面想迅速结束中国战争，一面想迅速南进，更要求相机在中国方面用‘以战养战’的办法，就中国占领区中搜括物力以至人力，来供给对华侵略的消耗……最后，这次战役的胜利，无疑地将使‘皇军’，之威名受到不小的损失”⑿。　

　　百团大破袭战，使华北日军交通瘫痪的消息传到日本岛内，日本天皇忧心忡忡对参谋总长杉山说：“昌日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在中国的日本皇军是否感到无法对付了？”岂止只是难以应付，对杉山而言，此时有更多的难言之隐：百团大战后，日统帅部在华北方面军采取一期“肃政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力图迅速恢复，在兵力本已十分短缺的情况下，还是增派两个师团的兵力，以保全华北与东北的战略利益，结果是“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开进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潭，犹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光，如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⒀。事实上，经此一役，日军统帅部已真实地感受到日军企图北进苏联的双脚已经绊住，或举步维艰了诚如杯水泼洒在地上，“你看，水只流的那么远”⒁，当时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见田重大佐回忆说：“背着中国事变的包袱去武力解决南方问题是极其危险的冒险，但又无良策解决中国事变。作为国际形势上的一环，如果失去解决中国事变的最后时机，不仅从前的努力全化为泡影，而且必然从中国事变向后退缩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越来越令人焦虑的是，必须排除中国事变的苦恼，无论如何也必须解决它这时统帅部暗中所持之打算是，对中国事变今后可听其自然地解决，现在还是南进的天赐良机，北进已是无望”⒂。　

　　果真天赐良机吗？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主动与日本签了《日苏互不侵犯的停战条约》，另一方面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手脚已被中国战场捆住了，这是颇为关键的一点：中国旷日持久而又顽强不息的抗战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关键。对中国及整个东南亚抗战而言，一系列的大小战役构成了缚往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囚笼”的一个又一个的链环套，而彭德怀执掌帅印指挥百团大战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1940年7月27日，日陆军总部作出适应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纲要“其要领第一条是”集中政略、战略之综合力量处理中国事变，特别是断绝第二国援蒋活动等，尽一切手段使重庆政权屈服，第二条是对外方针。以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和解决南方问题为目标(其包括对法属印度支那及香港的原则问题)可是，正当日本法西斯分子为“天赐良机”如痴如醉之际，百团大战爆发了原拟定8月南进的计划化为了虚“良机”顿成危机，困危与无奈！　

　　此外，百团大战还使得英美渡过此劫波：当德、意大利法西斯肆虐欧洲之时，同盟者日本法西斯者却只有“隔岸观火”的份儿，“无论在目前或在最近的将来都不能给予两国在实际有任何效果的军援助”⒃。日本近卫文磨首相官邸及众亲德派，甚至法驻日大使也不得不痛心承认，日本在解决中国战争抽出手脚以前，根本不能再行对英美开衅因而日本对“南进”战略的实施也只好拖再拖，这实质就给了英美等国以喘息和备战的机会，错过了对英美将说最为危险的动波时期直到1941年底，被拖滞后了一年多的太平洋战争才爆发，日本法西斯理所当然地陷泥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共战争结果本文在这里不必再叙了。　

　　注释：　

　　①②⑤⑥⑦⒂《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338、247-248252-254、246、253、247-252页　

　　③④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9期　

　　⑧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香港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⑨杨尚昆：《巩固与扩大百团大战胜利》，详见王政柱《百团大战始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　

　　⑩参见亚瑟？N？杨：《中国与援助》，哈佛，1963年，第173页　

　　⑾参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⑿郭化若：《论百团大战及其胜利》，《八路军政杂第二卷，第10期　

　　⒀详见《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1页　

　　⒁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第1卷，香港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　

　　⒃参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从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0-18 1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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