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汉寿的党组织，奋起领导抗日救亡
2014-09-18 15:49:27  来源：汉寿史志网 作者：李益广、刘新谱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任路军在北平郊区芦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坑，抗日战争爆发。九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扰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受全国抗战形势影晌，汉寿县国民党政府亦改变政策，放松了对人民群众抗日民主要求的压制，一批在敌人白色恐饰时期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开始在群众中积极活动，城乡各种杭日救亡团体陆续建立。短短儿个月时间，一个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渐在全县兴起。

　　一九三八年二月，汉寿县党组叔重建和发展起来，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九三八年冬以后，国民党当局由初期的抗战转变为避战、观战，以至倒退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汉寿时局日趋恶化，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教亡运动经厉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

　　一、建立中共汉寿特别支部

　　“七一七”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长沙等地一批青年知识分于来到汉寿县城宣传抗日救亡。东北沦陷的苦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始为汉寿人民所了解。这时，在县女职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毛碧云等积极率领师生参加到他们的宣传行列，发起成立了汉寿县第一个抗日民族团体——辰阳镇妇女抗日救亡理事会，走在全县抗日宣传运动的最前面。

　　同年秋，戴武孝和几个地下党员在崔家桥开设“一大”青布店（戴化名“一大”），作为地下党员的联络点。崔家桥地处长常公路要道，经常有抗日部队过境，戴武孝在崔家桥一带组织男女青年，为过境抗日部队烧茶、送饭、抬担架，做宣传服务工作，鼓舞将士斗志。

　　这些在解放初期，以毛碧云、戴武孝等共产党员为骨干，分散在城乡的抗日宣传活动，促使汉寿抗日教亡的政治气氛一天天活跃起来。

　　一九三八年一月，时局好转，戴武幸赴长沙与省工委接上关系，并参加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接着，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罗永生（即罗承阀）、曾国政、燔老六去长沙寻找组织。刚到省工委工作的帅孟奇委托戴武孝会见他们，对他们讲了抗战形势，要他们回县后尽力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抗日工作。罗水生等人欣喜异常地回到县城，立即与其他名党员秘密聚会，酝酿重建党的组织。

　　一九三八年二月，帅孟奇两次到汉寿。第一次，找毛碧云等老党员谈话，了解情况，大休布置了一些党的工作任务。第二次，她在常德帮助建党后回来，艰苦工作了十多天，恢复和发展党员二十多人，在沧港举办党员训练班，亲自上党课．讲解党的性质、任务，布置抗日救亡工作，并建立了中共汉寿特别支部，书记毛碧云、委员曾玉庭、周伯诚。帅孟奇临走时的一天深夜，还在罗永生家里秘密召开了城区党员骨干会议，学习党的文件，讨论党在杭日救亡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与发展等向题。会上确定潘老六为汉寿党组织交通员，通讯联络点设县城“永华木器厂”。

　　汉寿党组织恢复后，立即肩负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责任。以毛碧云为会长的辰阳镇妇女抗日救亡理事会，发动进步青年组成抗日宣传队，深入城乡写标语、画漫画、出墙报、编演抗日新剧、教唱抗日歌曲。还与驻军配合办战时妇女训练班，培训女青年六十多人，并办五所妇女夜校。训练班和夜校学员向抗战将士写慰间信，发起捐献慰劳受伤将士物品，共募得白布二十二匹，制成绷带二十二束，转送各伤兵医院。毛碧云、陈才萃等还带领夜校学员到西竺山九十三后方医院慰问伤病员，为伤员洗了两天衣服，受伤将士深受鼓舞。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观察日报》报道了省民训处传令嘉奖汉寿县女民训员工作的消息，更加振奋了汉寿民众的爱国热忱。在同时期，抗日爱国团休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较为著名的有“全民抗日训练总队（又称社训队）”、“汉寿各界抗敌后援会”、“征兵协会”、“抗日动员委员会”等等。这些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救亡图存活动。有的组织青壮年进行军事操练，有的为前线献金募捐，有的做出征军人家属的工作。七月七日，地下党组织发动汉寿各界进步人士在衙门坪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纪念芦沟桥抗战一周年，特支宣传委员周伯诚在集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光辉思想。汉寿抗日救亡运动如洪波来潮，一浪高过一浪。

　　二、重建中共汉寿县委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重建县委

　　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调凤凰县工委书记王铁铮到常德，建立常德中心县委。汉寿党组织隶属常德中心县委领导，开始重建县委的工作。

　　十月，戴武孝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回县工作。这时，常德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苏春成来汉寿帮助重建县委，指派戴武孝（化名戴笠夫）为县委书记，毛碧云任组织部长，周伯诚任宣传部长。至此，自一九二九年詹乐贫牺牲后遭到破坏的中共汉寿县委又重新建立起来。

　　县委建立后，戴武孝根据省委“猛烈发展党组织，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抓紧恢复城乡基层支部，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只几个月时间，先后恢复建立了城区，金孔仑、毓德铺、株木山、牛路滩、毛家滩、岩坝桥、许家冲、沧港、岩汪湖、扬旗咀等十三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

　　（2）创办新民农场

　　随着时局的变化，党组织的发展和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机轰炸汉寿县城，数人伤亡，许多房屋被炸毁。之后，国民党内的反共亲日分子日渐猖狂起来。省参议员、县教育长曾毅，抗日伊始就宣扬“中日亲善”，此时更公开散布说：“日本人来了，我们的教育还会正规些”、“中国的出路是大东亚共荣圈”。县党部书记长刘进德忠实执行国民党中央一九三九年元月五中全会确定的“从对外转向对内”的反共政策，在汉寿贯彻《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四处派特务监视“共党”活动。他们叫嚷“中国宁亡于日本，也不可让共产党得手”，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间题上已从“支持”“宽容”转变为“消极”“限制”，反共逆流开始在汉寿出现。

　　汉寿共产党员人记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对于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可能的“变卦”，这次早有防备。县委建立后，在抓紧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戴武孝发动县城和毓德铺的大商家集股，亲自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毓德铺冷铺山开办新民农场，着手建立党在农村的隐蔽的活动据点。经过艰苦努力，到一九三九年初，农场已初具规模。戴武孝任行政股长，主持全场工作，进步知识分子全奇任业务股长，负责技术指导，招收外地难民和附近青壮年农民

　　三、四十人垦荒种植油茶、水果、花生等作物。股东们见戴武孝卓有实绩，积极投资支持。一九三九年春，当国民党反共逆流一来，县委机关迅速转移到新民农场。

　　（3）建立抗日宣传基站

　　抗日宣传基站是汉寿县委在同国民党内的反共亲日势力针锋相对地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省委撤销常德中心县委成立以帅孟奇为书记的常益中心县委，汉寿县委隶属常益中心县委领导。四月，帅孟奇来汉寿指导工作，针对汉寿县党部一些人的反共言行，明确指示：要公开揭露他们的汉奸、亡国奴嘴脸，狠狠打击他们，要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继续领导抗日救亡。为培养抗日救亡工作骨干，帅孟奇派周伯诚、毛碧云去邵阳参加省委举办的第二期党训班学习。

　　这时，国民党反共活动更为猖狂，县党部书记长刘进德利用“五·一”节庆祝大会，公开动员反共，在大会上散发一万多份镇压“老暴徒分子”的传单，声称对付跨党分子的办法就是立即枪决。汉寿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临严重困难。

　　五月，周伯诚、毛碧云回县，向县委汇报了省委在邵阳办抗日宣传基站的经验。县委决定，冲破反共亲日分子阻挠，争取上层爱国人士和各界群众的支持，建立汉寿抗日宣传基站，把救亡图存的斗争引向深入。周伯诚等经过艰苦努力，取得驻县抗日部队的支持和当任县长的赞许，在县城文庙办起了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政治部汉寿县抗日宣传基站（以下称“宣传基站”)，全县四十多名进步知识分子参加宣传基站工作，倾向抗日的国民党人士徐桂荣被推为主任，县委宣传都长周伯诚为实际负责人。县长还拨出六十元经费，帮助宣传基站出“七．七”纪念特刊和组织宣传队。宣传基站一面组织抗日宣传队分批下乡，出抗日墙报、写抗日标语，唱抗日歌曲、演抗日新剧、宣传抵制日货，一面在全县发起声势浩大的“七·七”献金慰劳活动。当时，全县人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切为了前线，抗日救亡气氛空前活跃。

　　（4）创办《醒报》，设立抗日书报分销处

　　在宣传基站建立的同时，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重视党的报刊宣传作用的指示，周伯诚任主笔兼社长，创办了县委机关报―《醒报》。《醒报》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号召民众起来救亡图存。和县党部把持的《汉寿民报》很少报道抗战消息，大登希特勒反共文章形成鲜明对照。《醒报》创刊后，受到爱国群众的热情赞扬，各界人士争相订阅，发行量很快超过《汉寿民报》一倍。为了扩大抗日书报的发行，县委还以宣传基站为掩护，在县城设立了抗日书报分销处。城区党组织安排专人、把省里分发下来的《论持久战》、《观察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月刊》等抗日书报，及时送到地下党各个支部，支部再派人在群众中推销。据当时人罗汉荣回忆：“那时，在渡口、码头、大街小巷，到处可看到张贴着的抗日报刊，随时可听见报贩叫卖《观察日报》、《新华日报》的声音。”短时间内，抗日书报分销处在全县形成了一个发行网，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宣传基站、《醒报》、抗日书报分销处互相配合，在汉寿出现反共逆流的情况下，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三、县委改组为县工委、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1）建立县工委、整顿党的组织

　　一九三九年六月，平江惨案发生，七、八月份，汉寿国民党当局亦不顾民族危亡的大局，加紧了反共，破坏抗战的步伐。刘进德公然叫嚷“宣传基站是‘狡党’的策划搞起来的，凡不是‘狡党’的应该退出来，硬要顶着搞的，吃了亏莫怪！”随即，强令解散宣传基站，查封《醒报》社，派特务四处监视异党活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形势急转直下。

　　汉寿县委将上述情况报告常益中心县委，九月，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帅孟奇、文士核、余克伦、顾星奎相继来汉寿指导工作。为使党组织在日趋恶化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斗争，中心县委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教育，整顿党的组织。九月下旬，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文士祯主持，在毓德铺地下党员李子芬家里举办汉寿党员骨干训练班。参加训练班学习的有戴武孝、周伯诚、罗汉荣等十余人，历时一周。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余克伦给训练班讲课，内容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知识。训练班结束，帅孟奇根据南方局和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分批澈退暴露了的党员和干部”的指示，将中共汉寿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汉寿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县工委书记由常益中心县委委员顾星奎（江西安福县人，化名李福生）担任。毛碧云调常益中心县委机关工作，周伯诚转移到益阳蔚南女校任党支部书记，谢勇离开汉寿后转移到延安，戴武孝仍留汉寿工作。

　　在党的斗争策略转变后的新形势面前，汉寿县工委“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今后的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戴武孝将全县党组织的情况向顾星奎作了移交；接着顾星奎、戴武孝对一些支部的组织、活动状况进行考察。经过有步骤地“整理”和“紧缩”，至一九四一年春，全县巩固了毓德铺、金孔仑、城区、毛家滩、株木山、岩汪湖等七个支部，建立了新民农场支部，牛路滩、岩坝桥、沧港、许家冲、扬旗嘴等支部停止联系。党员总数由一百五十人下降到一百零五人。从此，汉寿党组织由半公开完全转入秘密的地下活动状态。

　　（2）在艰难岁月里的斗争

　　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三年，汉寿和全国一样，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反动当局一方面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坚决反共，镇压人民抗日活动，制造新的白色恐怖，一方面借抗日之名，贪赃枉法，向老百姓派丁派款，大发国难财。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汉寿党组织继续领导了全县民众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斗争。

　　县工委转移活动据点一九四O年春，新民农场日渐兴旺。职工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三百亩荒山垦成梯土，十多种果木成林结实，为准备武装杭日，党支部还经常组织职工进行军事操练，场内人心齐、纪律好。新民农场的影响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他们经过侦察，发现农场负责人戴笠夫就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骨干戴武孝，便接二连三地派特务暗杀，暗杀未逞，又出告示，又发通缉，号令剿共。是年秋，县党部贿请过境军队的一个连开到毓德铺，突然包围新民农场，搜浦“共党”分子。顾星奎、戴武孝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巧与敌周旋，一次又一次幸免遇难。国民党制造的恐怖局势，迫使县工委活动据点从新民农场撤退，一九四O年秋，戴武孝化名戴廉清偕同农场支部书记刘爱山先后隐蔽在益阳的普艺、逸园园艺场任技术员。一九四一年秋，顾星奎亦转移到岩嘴郭家饭铺，以做纸烟生意为掩护，领导党的地下斗争。县工委的活动据点随之迁至岩嘴。

　　发动群众“闹盐”。一九四O年，由于日寇封锁禁运，汉寿食盐来源断绝。县政府设食盐公卖处，每人每月配给食盐三两。县长颜宗鲁不顾群众死活，同几个乡镇长、商会主席及不法商人勾结，进行食盐投机牟利。他们长期在公盐中掺沙，挪出全县三个月的配给盐，转千给私商囤积，而后，以超出公价二十倍的价钱向市场抛售，群众叫苦连天。有些农民几个月无盐吃，被逼跋山涉水，徒步到千里之外的鄂西三斗坪挑盐，沿途死于沟壑者不计其数。地下党员周国春得悉“公盐”黑幕后，即策动辰阳镇第二保保长彭德昭出头“闹盐”。彭德昭倾向进步，具有正义感，周国春与他素有交谊。周在后台写状纸，彭四处活动组织调查，发动群众联名请愿。一场“闹盐”斗争就这样开始了。罗汉荣前往德毓铺向顾星奎、戴武孝汇报情况，县工委及时加强了对这一斗争的领导。经过几个月的“闹盐”，贪官们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百姓无不切齿，仅城区群众一次在状纸上签名的就有三百多人。有一天，数百人在公卖处排队买不到盐，一气之下拥到辰阳镇公所质问镇长刘文富，要他当众作出交代。刘文富心亏，支支吾吾，踯躅不前。群众怒不可遏，一哄而起，将他拖上大街围攻，推的推，打的打，镇公所出动枪兵也无可奈何。最后，刘文富被打得皮破血流，直喊饶命，群众方渐渐离散。“盐状”从常德一直告到省里，国民军第九战区政治部派专人处理此案。至初冬，县长颜宗鲁被撤职查办，刘文富及商会主席彭连生等人被叛处徒刑，畏罪潜逃的奸商亦遭省府的通缉。“闹盐”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县人民额手称庆。

　　改选总工会抗战以来，县总工会一直在国民党右派势力伍继伯等人的把持之下，他们压制广大工人的抗日民主要求，肆无忌惮地向工人派捐派款，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早在一九三九年县工会成立之初，常益中心县委书记帅孟奇就曾几次指示：要坚决把工会的领导权夺过来。一九四一年冬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县工委发动工人改选了县总工会理事会，使党组织掌握了工会的领导权。这次行动开始后，顾星奎亲自到县城加强领导。第一步，由地下党员罗汉荣、曾玉庭、罗永生等在工人中揭露县总工会负责人不为工人办事，反而压迫剥削工人的情形，激起工人们的义愤。第二步，发动各行业工人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改选总工会的强烈要求，告状的，请愿的，纷纷往县衙门里跑。根据国民党的所谓“工会组织法”，工人们的要求是正当的。县党部为了继续把持工会的领导权，连忙在总工会大摆酒席，企图拉拢工人。这时，顾星奎、罗汉荣对工人们讲：他们请吃酒，我们尽管去，第一是吃的自己的，第二反正不投他们的票。县工委经过两个多月的秘密宣传发动，工人们迅速觉悟起来，迫使县党部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举行县总工会改选。选举结果，罗汉荣当选为县总工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曾玉庭为理事。消息传开，全城工人纷纷上门祝贺，他们把罗汉荣簇却上街，用竹轿子抬起游行，一时鞭炮声不绝，锣鼓喧天。广大工人无不为斗争的胜利而兴高采烈。

　　此后，总工会理事会在县工委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做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与上级失掉联系以后的斗争。一九四二年六月，国际国内形势急变、国民党进一步加紧反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包括常益中心县委在内的各地特委、中心县委，向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撤退和转移党的领导干部。到一九四三年三月，汉寿县工委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县工委书记顾星奎以岩嘴为据点，继续领导汉寿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县长周世正与不法资本家郭连轩狼狈为奸，占地霸产，欺压工人。总工会组织工人利用反动派的内部矛盾，联名告状，把周世正给告垮了。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烟业、泥木业、木漆业、蔑业等行业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罗汉荣、曾玉庭出面支持，使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一年他们还支持菜农、菜摊贩反对警察随意撤摊打人，争取民主权利的请愿斗争，帮助成立了菜摊贩工会。一九四四年“五一”节、县工委通过总工会组织各行业工人集会游行，印发了宣传坚持抗战的传单，号召汉寿各界群众团结一致，反对倒退，争取抗战胜利的光明前途。这些斗争，充分表现了汉寿共产党人坚韧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在党中央的指挥下，汉寿党组织又率领全县人民积极投入到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洪流。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09-18 15: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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