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婚恋
2016-11-21 10:37:10 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 复制链接
胡耀邦与李昭（资料图）
本文作者：裴毅然
延安婚恋携带着种种浓烈的时代特色，能从一个维度反映延安时期各种信息。延安婚恋的特色是革命，基调为红色，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情爱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
女青年成“珍稀资源”
抗战时期，共有30万青年进入中共阵营，对于延安一代来说，革命理想似乎近在眼前就能实现，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精神层面上的幸福度应该说相当高。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较之今天物质消费时代的男财女貌，延安红色婚恋的形而上维度要高得多，即理想成分要大得多。
不过，事物总是辩证的，延安一代既然享受到红色的热度与革命的高度，也就不得不同时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自然也渗入最个人化的婚恋，延安青年接受到这样的政治训令：“……革命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
由于赴延安女青年甚少(一般家庭都不愿放女孩单飞)，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为30：1，1941年前后18：1，1944年4月8：1。抗大一期1400余名学员，女生仅50名。加之赴延安女性都是城镇女青年，形貌气质均佳，较之当地女性高出一截。因此，赴延安的女青年当然不乏各种热烈的追求者，她们面对众多异性，择偶余地很大。她们普遍的择偶标准是“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也因此，延安普通的男性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择偶较困难，择偶的标准也一路放低。
中国女大的女生们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时间一长，女生们将那些常来河边看她们的男人封为“河防司令”，内中有后来级别相当高的领导人物。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的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向她求爱；南方姑娘钟路一到延安便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的围追堵截，整日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钟路被逼无奈，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并于1941年早早结婚，以摆脱各路纠缠。(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
在“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女青年拒绝结婚几乎不可能。丁玲在名篇《“三八节”有感》中写道：“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都来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组织批准才能恋爱结婚
在延安，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是不被允许的。14岁赴延安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她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后任中宣部副部长，1968年迫害致死)主动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早期肄业于湖南衡阳省立三师，在党内就算知识分子了，他给的处分还算柔性———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新四军中的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一女生谈恋爱，也被开了大会，狠斗一场。红色队伍里还有许多因恋人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阻、批判的，甚至闹出不少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解放区开展土改，《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与地主女儿恋爱，遭到批判，斥为“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思想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恋爱必须组织批准，但结婚离婚必须经过组织。冯兰瑞(中顾委员李昌夫人，经济学家)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获批准。32岁的八路军团长高自和，各方面都符合结婚条件，打报告申请与29岁的鲍侃结婚。其上司彭真不予批准，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一名非党员女性结婚，棒打鸳鸯。1946年春，高自如在华北前线牺牲；1947年4月，鲍侃获准入党，才获得与恋人结婚的先决条件。这一遗憾，鲍侃携带终身。
禁欲主义是主旋律
海伦·斯诺是最早访问延安的老外之一，她在《延安四个月》(1937)中说：“清教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斯巴达主义的哲学，主宰着延安的一切。”1937年1-9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身分采访延安，在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她试着教这些高级干部跳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
低欲无私的清教徒式氛围是延安的基本色调，制定出“二八五七团”的允婚门槛———二十八岁、五年党龄或七年工龄、县团级干部。达不到三项条件，自己识相点，往后退退。在革命团体中，禁欲主义是意识形态的绝对主旋律，个体欲望绝不可像今天这样得到人性化关怀。
留苏15年的师哲，晚会上有时被拉节目，“我讲个故事，在苏联人觉得很可笑的爱情故事，在延安竟没有反应，尤其是讲到K iss(亲吻)，听者更觉不堪入耳。所以总有些和大家不大协调的地方。”延安氛围被中共干部带至各根据地。据浩然记述：1947-1948年的冀中根据地，有人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就要拉出游街。“当时农村政治斗争也开始有了战争的火药味儿。特别是大村，拉人游街的事儿，强迫人坦白的事儿，以及对犯了错误和有毛病的人开展大会斗争的事儿，动不动就折腾一回。”
延安也少不了最古老的故事。和平医院的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子，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也有一些生长于封闭环境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延安的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革命似乎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记述：“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关系脆弱的“周末夫妻”
囿于条件，延安婚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青年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办了很庄重的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不过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都没有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思想斗争日常化，每一延安人都有自己的单位，“延安无所谓家，夫妻二人各在各的机关里工作生活，每礼拜见上一次面。同在一个机关里的，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
延安女性革命热情极高，婚恋又多因政治而合，自然也因政治而一路颠簸。一旦所嫁之人被逐出革命队伍，宣布为“右派”、“右倾”，离婚的概率相当高。因革命而嫁，也因革命而离。政治风波常常出现于这些革命家庭，幸福度普遍不高。
延安的红色婚恋当然也有一些“正面形象”，但仅仅上述几则“反面事例”，已能使后人十分清晰地触嗅那段峥嵘岁月的气息。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21 10: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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