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战地下党员:校园传书 秘密培育抗日花朵
2016-12-08 15:53:44 来源：新京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张大中
曾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张大中，以借书等形式观察并吸收大量青年参加抗日斗争
人物档案
姓名：张大中 年龄：85岁
身份：离休干部，抗战期间为中共地下党员
抗战经历：
张大中1938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随后他进入晋察冀地区进行地下党活动。
在结束采访后，张大中专门给记者写下一段话：“革命者是永远年轻的。我现在的生活指针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不忘初衷，着重创新；力所能及，尽力而为；鞠躬尽粹，死而后已。”他希望用这些话自勉。
1939年夏天，张大中和他的德州同乡田厚培从天津转学来到北平。那时北平沦陷已近2年，满街都是白色标语和日本的仁丹广告。烈日照射在白色的“中日提携”、“皇道乐土”标语上，格外刺眼。一队草黄色日本兵列队走过。翻毛军靴踏得满街的尘土弥漫。背上的刺刀在强光下，一闪一闪，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北平正经历着最黑暗的岁月。
两人是高中学生，准备参加几天后育英中学的转学考试，“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二十五中。”张大中说。他们原本在天津读书，后因天津遭水灾，学校无法开课，才转来北平。
“我当时去北平是为了抗日。”85岁的张大中想要回忆66年前的慷慨气概。那时，他已经参加了从事抗日斗争‘中华民族先锋队’，但当时的田厚培并不知道张大中的情况。两人一起住在前门大栅栏的小旅馆里，田厚培爱唱京戏，即使在吃汤面和素炒饼的时候也忘不了哼几句。与总是乐呵呵的田厚培不同，张大中更喜欢默默地细心观察周围的情况。
几天后，张大中和田厚培一同考入位于灯市口大街的育英中学，同为住宿生。2年后，这对同乡同窗兼好友又以优异的成绩一同考入燕京大学。之后，两人的人生选择出现巨大分歧。
1940年，张大中加入北平地下党，1941年日本侵略军查封了燕京大学，张大中去了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在晋察冀城工部的领导下，继续组织北平的地下抗日斗争。田厚培则去了四川重庆，担任了国民党军队一名军长的英文教员，解放四川时，国民党这个军起义，改建为解放军，田厚培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两个人又殊途同归了。
“那是个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大浪淘沙，每个人都会独立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能经受住历史冲洗，当时谁都不清楚。”张大中有些感慨。
投奔天津 选择进步
1920年，张大中出生在山东德州县的一个书香家庭。1937年，日军进攻德州。西北军的一个旅坚决抗击，由于后援不继，很快撤离。
张大中原本的人生计划是考清华，做工程师。日军侵占德州后，学校停办。张大中理想拐了一个弯儿。他和班上的一些同学开始整天谈杀敌抗日。他们有时回到德州中学，看到做化学实验的仪器、烧杯、试管，就把它们扔在地上，踩个稀巴烂，以免落在日本人手里。趁着夜黑，他们还会砸些日本人住处的玻璃。
“听说天津有学生组织在散发抗日传单，那里租界内的学校还在进行日常授课，于是就想去天津。”当时的张大中一心抗日，就和三四个同学一起离开德州。
1938年，日本还未向英法宣战，天津的英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那里空气确实比较自由，没有在日本人刺刀下那种芒刺在背的压迫感。大白天，抗日传单会从宿舍的门缝里塞进来。”张大中考入的是所教会学校—————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很现代，有洋楼，有图书馆，有篮球场。
开学第一天，赵恩沐以一种偶然的形式出现在张大中的生命中，“他就和我同坐一张课桌。他对我人生方向的选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赵恩沐是名共产党员，这是张大中后来才知道的。最初的印象只是觉得他肤色有些黑，深色西裤、蓝大褂、破皮鞋，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样。他为人热情，好交朋友，但做事有些不管不顾，用张大中的话说，“他很暴露”。他在街上骑着车，忽然会扯出一嗓子，“到延安去打日本鬼子。”
他们一起聊抗日，说鲁迅，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们都相信社会的进步不是自然发生，需要有人推动。他们要做这个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
他们成为了朋友。
当时所有的传单都通过一种小型的腊刻板刻写，再拿去油印。赵恩沐做事少顾忌，他会抱着腊刻板进教室上课。“这样会很危险，容易暴露。”在复述时，张大中会本能地强调秘密工作的原则。但张大中如果不是在那次轻易看到刻板里的东西，日后他即便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那也要多费些周折。
打开赵恩沐课桌里的抽屉，张大中看到一份正在刻写的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队刊《灯塔》。急于寻找抗日组织的张大中，把赵恩沐拖到无人处说了自己的想法，“毕竟我们都已经很熟，赵很快就答应介绍我参加了‘民先队’。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人了。赵成了我的领导，由他来通知我一切事、一切活动。我们的活动是阅读进步书籍，学唱抗日歌曲，讨论时事，宣传抗日，发展抗日组织。”
“民先队”是在一二·九运动后由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它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宣传。它就像后来的共青团。
风云突变 转移北平
张大中参加“民先队”不久即介绍了他的山东同乡，同班同学戚天庆参加了民先队，然后建立了以赵恩沐为组长，有王德华、张大中、戚天庆等人参加的民先小组，一起讨论时事，研究如何开展抗日工作。王德华的父亲是英法租界电报局局长，家住一座洋楼，条件很好。队刊《灯塔》就是在他家的地下室里秘密印刷的。
同时，在赵恩沐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有大概20位同学参加的读书会，出版了文艺刊物《幽林》，推举郝慎铭(当时是爱国的天主教徒，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为读书会会长。郝和主管校务的神甫关系非常好，借助这种关系，向学校借用了一间教室，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不大注意保守秘密，竟把收集来的进步书籍，装满一个玻璃书架，公开摆在教室里，后被神甫发现，教室被收回。他们只好把进步书籍分藏在同学的宿舍里。张大中的卧床下就装了半柳条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大中阅读了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苏联小说《铁流》、《毁灭》、《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增进了对共产党的了解。
1939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侵略军对英法租界实行了封锁，重要路口都设了检查站，检查过往行人，同时，派遣特务进入租界，暗杀和秘密逮捕抗日人士。蒋介石在武汉失守之后则开始实行溶共、限共，进行反共活动。共产党的抗日组织被进一步边缘化，并面临被破坏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下党和“民先队”加强了秘密工作的教育，对可能受到敌人注意、有危险的同志转移工作地点。1939年夏天，一名抗日组织成员被日本兵抓获，将赵恩沐供出。赵随即向南转移。那一年，天津遇大水。张大中选择北上。
刚到北平，让张大中感受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就是空气中的压抑感。人们走在街上随时会遭遇日本兵无理由的搜查。女青年如果穿着白色凉鞋和红色袜套，就要被日本人以践踏“大日本帝国国旗”的罪名捉起来。而这曾是当时夏天流行的穿着。路过日本兵营前总能看到，那些气势汹汹的矮小日本兵举着刺刀强按中国人的头，要中国人向他们鞠躬。这是最大的屈辱，让人难以忍受。每所公立学校日本人都派教官驻校，名义是教官，实则是为了监视校园里的反日活动。“育英中学也是所教会学校，所以校内并没有日本教官驻校。还能让人自由地喘口气。”第二则是北平宽阔而方正的街道显现出的大气。“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发生在北平，让张大中觉得在这里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育英中学开学不久的一天清晨，张大中在学校的大信栏里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是赵恩沐写来的，通知他过几天会有朋友来看望他。这是张大中和赵恩沐相别时留下的暗语。“收到这封信，我高兴极了，说明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北平来了。”张大中很是兴奋，信在手里握着都有些潮了。
和他接头的是个女青年，一身学校老师的穿着。按照地下秘密工作的规定，张大中不能去黄云家，育英中学是男校，不接待女宾，他俩就按事先的约定，在皇城根附近的几条胡同里遛弯儿，边走边聊。
“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了60多年，那些绒线胡同、辟才胡同、察院胡同等大大小小的胡同我几乎都走过。过去北京在城根坛根的胡同都特别窄，而且住的都是穷人。像九道弯，两人骑车相向而行，相遇后两人必须下车侧身推行才能过。好多胡同现在都找不到了。”张大中说。
几年中，两个人不断变换的接头地点有中山公园、北海、天坛、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图书馆。那时中山公园、太庙的后河松树林开设有简易的茶座。桌上摆着4碟小吃，黑白瓜子、糖、花生豆。张大中和黄云常在这儿边嗑着瓜子喝茶谈工作，远远看去，好像一对儿恋人在谈恋爱呢。
慢慢的，张大中知道这位老大姐原名叫魏承，是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在黄云的领导下，张大中在北平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黄云也成为张大中的入党介绍人。
校园花朵 秘密绽放
在黄云的指导下，张大中开始学习秘密工作原则。各支部、小组的联络地点、暗号，同志们的真实姓名以及学校、家庭住址都不允许告诉他人。除特殊情况外，每月和联系人见面一次。必须经常查看公开信箱是否有信。去接头的时候从不直接到接头人的住所，常常在各胡同里兜圈拐弯，借着每次拐弯，很自然地回头看后面是否有人盯梢。
抗战时，北平地下党的任务，一是动员大批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去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参加根据地的党政建设，一是发展地下党和抗日组织，积蓄力量。
张大中的工作便是发展当地的党员，为根据地输送干部。转学育英中学后，他努力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虽然为人有些内向，但他仍愿意出演那些话剧中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比如说，借着自己的乡音，演个山东小老板什么的。通过和周围人广泛的接触，他密切注意班上谁是抗日活跃分子。“我很会记名字。”只要那些名字触动到他敏感的政治神经时，他就会记住。
能触动他政治神经的条件只有1条，就是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并且能置生命于不顾。有同学在宿舍里大谈要去根据地抗日，张大中一般是不动声色，“不能随便暴露自己，考查一个人不是通过一句话两句话。”邻班有位学生表示同情抗日，他的言论思想深受鲁迅、巴金著作的影响。张大中和他结识了半年，一直犹豫是否要吸收他。张大中去他家玩，注意到家中的沙发很漂亮，在不经意间问了一句。
那人说，是亲戚送的。这个亲戚刚从重庆回来。张大中一听马上收回了发展他的念头，“如果他亲戚和国民党有关系，那就麻烦了。”
那时北平的地下党都严格遵守组织要求的单线联系。除上下级相互知道，横向间的党员即使每天相处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育英中学，在老师、学生中都有地下党，但在彼此相处时，真实身份就像被一张薄纸裹住，有时甚至都能感受到，但对方也不说，自己也不问。
在张大中的观察下，他还是发现了在校园里的一个秘密团体。在参加了《育英中学年刊》的编辑工作后，同学袁德隆进入张大中的视线。如同赵恩沐一样，袁热情、开朗。张大中和他谈话很投机，无论是社会局势还是政治理想或是哲学思想，他们俩都能一拍即合。张大中故意提出想看进步书籍，袁德隆将他引入了自己搞的秘密读书会。原来，袁德隆曾经历过“一二·九”运动，北平沦陷后，袁的好友“民先队”成员离开了北平，和他失去了联系。他就自己联系一些同学，传阅革命书籍，团体里有五六个人。书籍都藏在一个叫王国华的宿舍里。张大中的眼前仿佛豁然一亮，“原来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身边。”经过一段考察，张大中向黄云汇报了他的情况，经批准，介绍袁参加了共产党。
经过袁德隆，张大中又联系了王国华、饶毓普等10来个育英同学，他们都生在北平，有的是从初中就在育英读书的“老育英”，这样育英中学的地下抗日活动就逐步展开，以后这些同学都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去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担任过驻美大使的中国著名外交家韩叙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不少人打入了敌伪的党政机关，有在铁路局、电信局和医院的。他们会带来各自行业里敌人的信息。”
张大中发展加入地下党的同学，他们的家境一般都属于中产阶层，父母也都是一些医生、教授，以及银行的高级职员。这些人普遍支持子女参加抗日革命活动。饶毓普的父亲是名中医，此时去了重庆，母亲留在北平主持家务，饶毓普入党后，一家都支持他参加革命，还做了很多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后来张大中从晋察冀派回北平联系地下党的工作，就住在他家里。
饶毓普家就在西单大街辟才胡同里的花枝胡同，是一个有两层院子的四合院，有十几间房。他母亲给张大中单独安置一间，一住就是好多日子。“我饭量大，往往一个人就吃了他们全家的饭。”
张大中每次从抗日根据地到北平来，都有人管吃管穿管住。为了掩饰身份，还经常会换上“体面”的西服和皮鞋，连手表都不断地换，这些都是由革命同志或者是同情革命者的进步人士提供。在群众的掩护下，张大中如鱼得水。
去根据地成为战士
1941年，张大中考入燕京大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黄云的消息。张大中非常着急，他留意着每个来宿舍门房找人的同学。等到12月初，终于他收到黄云的一封信，“我家里有人得病。我带他到天津看病。天津正在上演一个好电影，如你有时间，我想请你到天津大光明影院来看戏，几日几点。”张大中知道，北平地下组织出事了。他星夜赶往天津。
到了天津，张大中见到黄云才知道，1941年，负责北平、天津、唐山地下工作的一位负责人被敌人抓捕，黄云才从北平转移天津，并准备去根据地，让张大中来是要他去秘密交通站联系走的路线。
张大中随即回到北平，从前门乘长途汽车去了房山县的惠南庄，按照黄云交代的暗号，和在该村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周硕臣接上了头。周去天津接来了黄云，然后黄云带上张大中一起去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包括现在北京的房山区、门头沟区，离北平城太近，日本鬼子经常去扫荡。有些村子家家户户的墙都被烧糊了。村里人说，鬼子来扫荡过好多次了，来一次烧一次。等鬼子走，村民拿些树枝在墙上一盖，搭个棚，继续生活。
到平西后，张大中就留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西站工作，这个站设在北平西郊的妙峰山一带，活动地区逼近北平的温泉村、六里屯，通过这些村子的党员和抗日分子和北平城联系。
工作站有一个站长，带着一个电台，几个武装人员，主要是将从北平收集来的情报发送给后方。“在那儿始终处于半战争状态。”为防敌人偷袭，张大中他们一般不住大村，而是住在山腰几户村民居住的小山庄上。敌人来扫荡了，就跟着村民一块儿往山上转移。有一户村民舍不得家里养的一头猪。每次敌人进村，他都是赶着猪上山。扫荡的次数多了，后来猪都用不着主人赶，每次自己跟着主人就往山上跑。敌人频繁的扫荡，人们“坚壁清野”，连猪都习惯了。
在平西根据地，每个村都有八路军的秘密据点。“我们经常从这家住到那家，翻墙进去就行了，要么在窗户底下轻声喊一下。”张大中在一户人家最长的时间也就7天，最短时住一天就走。
交通站每天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站长给张大中一颗手榴弹，并教会了从没摸过手榴弹的张大中如何使用。
张大中站在山头，手里紧握着手榴弹，激动并且自豪。从高坡上往下看，能看到日本人的运输车亮着灯光在缓慢行驶。风吹着，很冷。张大中说，年幼时，家里管教很严，胆子素来不大，连炮仗都没放过。如今却成了一名战士，“爱国的追求改变了我的人生。”
交通线的秘密
1941年，日本侵略军开始将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八路军，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1942年，日本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交通中心城市与抗日根据地之间，沿山开挖了深和宽都有两丈的封锁沟。沿沟每隔两三里就有一个炮楼，炮楼之间可以交叉射击。重要道口装有吊桥，进出都需经搜身检查，晚上禁止通行。在封锁沟的某些地段埋有地雷，日本试图以此切断城市和根据地的联系。
1942年，张大中受命晋察冀分局城工部设在临近保定市的满城县交通线工作。交通站住在满城县委，在接近保定市的郊区农村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主要的秘密交通站设在距保定市十几里的蛮子营村。该村的交通员王洛宝1942年初加入了共产党，家中有母亲、妻子和3个孩子。同院还住着他的堂弟王瑶，是村中秘密党支部书记。他家人多地少，闲时做些小生意，如到根据地去买卖蜂蜜和羊，贴补家用。当时在农村有很多抗日积极分子，对外的关系也很多，甚至有亲戚朋友在伪军队里服务。他们通常全家都会表示支持抗日。王洛宝在保定城里便有不少亲戚朋友，来往城乡做买卖，不引人注意。
另一位交通员叫杨森，抗战前，在保定二师读书，参加过学生运动。父亲是爱国的基督教徒，姐姐杨淑蓉也读过书。姐弟二人憨厚、实在，发动全家参加抗日。
蛮子营村一带是敌占区。从北平来的人，在保定下火车后，当晚要隐蔽在秘密交通站，待第二天晚上，在武装交通队的护送下西行几十里，跨过敌人的封锁沟，就进入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了。这里是根据地的大后方，没有上万的敌人，是不敢侵犯的。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机关都设在这里。
1942年，敌人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武装护送工作更为危险。有一次，在过封锁沟的那天晚上，张大中同一队武装交通员来了。他们一身青色或蓝色的土布衣，腰里掖着两颗手榴弹，手里提着驳壳枪。出发时一位组长严肃地说：“大家不要紧张，一路情况我们熟悉，大家一个紧跟一个，不要出声，不要咳嗽，一定要镇静，一切听我们的指挥。”
出发了，有几个尖兵走在人群的两边，将十多个城里来的学生夹在中间，最后还有几个人做后卫。昏黑朦胧的夜色中，穿行在乡村土路上的脚步声嚓嚓作响。队伍前面传来被压住的声音“向后传，前面是公路，不要出声，跑步通过……跟上，不要掉队。”
有人开始气喘嘘嘘，又走了一二里前边传来：“原地休息，不要大声说话，不许吸烟，方便一下，男左女右，不要单独行动，不要走远。”
走了约1个小时，忽然枪声大作，大家趴在地上。过了一阵，枪声停了。前边传下话来说，与我们没有关系，快步前进。事后，有队员说“每次听到前面传来要人肃静时，我嗓子都会发痒，想咳嗽。用袖子捂着咳。咳得愈小声嗓子愈痒。”
离封锁沟不远，有几个交通员跑向炮楼跟前监视敌人动静。有几个人到常有人通过的封锁沟两边，用手摸着排除敌人埋下的地雷。随后到沟的对面，监视敌人的情况，最后确认万无一失，队长才下令武装交通员搀扶大家过沟。这条沟两边因经常有人过，已经被踩成斜坡。过了沟又走了十几里地，才坐下休息。张大中看到有人趴在根据地的土地上亲了亲。
“日本人也察觉到了城里和根据地的交通并未切断，知道村里肯定有人通八路。他们会不断地进村清乡，有时一个月会来搜查好几次，但就是查不出谁在通八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通八路。有的村民家里挖了地道，有的对敌人的动向了解得很及时会飞快来送信。”张大中说，这就是地下交通线的秘密。这是场全民族的抗战。
到了1943年，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晋察冀军区开始了局部反攻，敌后武工队活跃起来，摧毁了敌人的炮楼，踏平了封锁沟，人员来往就不那么困难了。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来往这个秘密交通线的约有400人次，敌人封锁抗日根据地，妄图切断与敌占区人民联系的梦想破灭。
北平沦陷的8年中，北平地下党组织发展到数百人，吸收了大量的抗日积极分子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多年之后，张大中对当年在北平的战斗经历都历历在目。
全国解放后，张大中先后担任过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北京日报社社长、市委党校校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现在，张大中和老伴住在王府井晨光街的一处僻静公寓里。每天清晨9点，老人定时下楼，散步。回来后，看书、看报、写文章，包括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书—————他现在是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的名誉会长。除此之外，他还想做的一件事是，写一本自传，记录自己在北京积累下来的60多年情感。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2-08 15: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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