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策,原名金乐,别名金洪印、金印、金印植,化名罗东贤,1902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鹤上面棒枰村。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后,大批朝鲜人流亡到中国东北,金策也随家迁人中国吉林省延吉县平岗基成村。由于家境贫寒,没有受到正式教育,但金策天资聪慧,善于动脑,他利用冬闲时参加了平岗基成夜校,经过刻苦学习,不但朝鲜语精通,而且对汉语的口语和书写都很有长进,这为他以后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便利。
一、投身革命.百折不挠
金策自小受进步思想影响,长大后与哥哥金洪善(金诚)。弟弟金重熙都参加了革命活动。1925年,在满州朝鲜青年运动、农民运动普遍地组织起来。金策在延吉县参加了青年思想运动。1926年冬,在李周和介绍下加入朝鲜共产党,由于金策工作努力,能力强,1927年被朝鲜共产党在满总局提拔为朝共北满道执行委员。1927年9月,金策等40多人在龙井村被反动当局逮捕,押送到朝鲜京城西大门监狱。1930年1月出狱,回到延吉县平岗基成村,担任小学校教员。不足半月,由于金策宣传革命思想,与该地的宗教团体元宗教发生冲突,金策被拘押在拘留所一个半月。5月,日本警察又到抗日活动频繁的龙井村追查抗日分子,为免遭毒手,金策到宁安县东京城。1930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一国一党”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指示,金策于1930年7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东京城支部组织干事。这时,中共宁安县委成立了宁安县苏维埃临时政府,金策担任临时政府主席。①同年8月宁安县委决定,东京城党支部改为中共东京城区委员会,金策任区委书记。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最严重时期,按照中央指示,1930年9月10日,北满特行委(哈尔滨行委)在“左”的路线指导下,确定夺取政权。组织地方暴动为目前农村工作的总路线,并召开各县委联席会议,布置各县暴动。②在这种情况下,10月初,宁安县也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在宁安县党团县委及各区代表会议上,选举金策为行动委员会书记,开始了发动群众,组织罢工和暴动工作。由于当时错误的估计形势,不切实际的组织暴动,党团组织招致了重大损失。1 1月28日,金策等6人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押送到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部拘留所,次年9月转押到吉林省监狱,后又押解到奉天监狱,金策被判刑7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策等被释放。金策出狱后在哈尔滨特委领导工作。1932年1月,哈尔滨特委派金策到宾县任中共宾洲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宾县“陷入混乱状态,借口抗日的军匪,依此为巢穴,狼去虎来”,“工人生活极苦”,乡村生活更苦。金策到宾县后把特支建在农村,他多次召开特支会议研究发展组织工作,在朝鲜族和汉族基本群众中发展党员,使党员发展到11人,团员6人,③并组织了抗日会,在群众中进行反日宣传。
1933年1月,中共满州省委调金策到珠河县担任中共珠河县委委员。蚂蚁河东党委支部书记。同年6月到县委秘书处工作,后担任县委秘书长。
二、纵横驰骋在抗日战场
1934年6月29日,珠河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支队下辖3个总队,9个大队,27个中队,金策被派往哈东支队第三大队任政治指导员,7月,调任哈东支队司令部军需处长。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军下设一个师、3个团,金策任第二团政治部主任,3月调任一团政治部主任。
1935年4月,一团到达方正县境内,经军长赵尚志和谢文东、李华堂共同商谈,到牡丹江沿岸建立新的游击区。三军司令部率一团及谢文东、李华堂部迅速向东转移,东进途中袭击了小罗勒密、半截河、新开道、老五团、娄山警察局等处。5月6日,攻破三道通,震动了勃利、依兰地区的敌人,第三军的影响日益扩大。三军司令部和一团在该地区开始建造密营,开辟游击区。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返回珠河后,金策和一团留在依兰、方正、延寿一带的游击区活动。
1935年10月,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式的需要,第三军在原来三个团的基础上,扩编为5个团,金策任第四团政治部主任,郝贵林任团长,全团70多人,活动在依兰、勃利一带。
1935年11月,三军各团陆续改为师的建制,金策任四师政治部主任。这时赵尚志在第四军(李延禄)处那里看到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和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签署的“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亦称“六三”指示信)。为贯彻中央的指示,11月,三军司令部在勃利西青山里召开了会议。赵尚志同颇有政治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的金策在会上研究讨论了这些文件,并确定了第三军在活动上带有方针指导性的重大问题,决定金策、郝贵林带领第四师向勃利、密山、依兰、桦川毗连地带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与第五军东征部队取得联系,并帮助饶河游击队成立第七军。
青山里会议后,金策和郝贵林率领四师150余人,在依兰、勃利、密山、桦川开辟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攻袭了日本正在七台河开办的煤窑,扫除了在该地开展活动的障碍。3月,四师与四军共同攻打了石头河子金矿,之后在七台河,保安屯,小五站,十二甲一带活动。4月,在罗圈河与日军及伪军赫团300多人交战一小时撤出战斗。5月,与第四军配合,在桃山战斗中打死日军20余名,之后进入密山哈达河。
为了瓦解伪军,金策和郝贵林派人潜入伪军二十六团进行策反工作,争取了3名伪军士兵做内应,并摸清了该团情况。不久,四师实行里应外合,分兵三路,以猛烈的火力向该团发起攻击,速战速决,活捉伪团长,缴获步枪150多支,子弹10余箱,俘虏的伪军有40多名自愿参加四师。由于武器和兵员的扩大,四师由原来的3个团又增编第四团和第八团,全师由15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
6月,四师除留下60多名战士在依兰、勃利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在金策,郝贵林率领下同第四军李延禄的部队向宝清县远征。金策在远征中与四军军部一起行动,并负责指导四军的政治工作。金策很善于作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身先士卒。吃苦在先的行动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战士们增强了斗志,提高了战斗力。因此,当时四师成为三军的模范队。经过艰难跋涉,7月中旬,部队到达宝清县兰花顶子东部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此间,金策曾多次派人到密山一带探寻第五军东征队的消息,但该队受敌人阻截后又折回宁安开展活动,因此始终未能联系上。同时,金策千方百计与饶河游击队建立联系,准备帮助他们完成建立第七军的任务。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金策,郝贵林率四师于8月间由富锦开始远征,沿途不断受到敌人的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经过顽强拼杀和急行军,七八天后,终于在虎林县黑嘴子附近与饶河游击队会合,这时两只抗日部队已达600余人,决定进攻黑嘴子街。但是,作战计划还没有正式形成,四师刚收编的山林队暴露了目标,伪军六七百人向四师驻地发起进攻。金策,郝贵林等指挥部队英勇还击,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毙敌十余名,随后撤出战斗,战斗中金策踵部受伤,伤势较重,不能随饶河游击队一同到饶河直接帮助成立抗联第七军,他只好把“成立七军的方案和意见”转达给饶河游击队的负责同志。不久,四师又返回富锦活动,此间部队有了较大发展。
1936年8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三军下辖10个师,金策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四师和十师活动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富锦、绥滨、萝北、密山、虎林、饶河等县。
1936年秋,伪满洲国军政部依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制定了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五县为中心的“讨伐”计划,从9月份开始对抗日游击区进行包围和进攻。这时抗联部队又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满洲省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为了正确认识面临的形式,确定今后的方针和政策,9月18日,三、六军党委和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帽儿山北坡三军被服厂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确定,在军事上,三、六军相互配合,突破敌人以宾、木、通、汤、依五县为中心的秋季大“讨伐”,开辟以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的游击区,扩大游击区范围,并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
按照联席会议的部署,抗联三军一部向龙江腹地远征。金策和郝贵林率领四师在下江的宝清、富锦一带开辟新区,牵制敌人,支援向西远征的部队,并且担负起为西征部队筹集军费的艰巨任务。1937年2月,按照司令部的指示,四师由富锦宝清返回汤原。但到汤原后,未能与三军司令部联系上,四师又去勃利与抗联四军一师、八军三师经常在一起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三军四师大部分已编为骑兵,活动在密山、虎林边境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取得了许多胜利。同年10月间,敌人调集日伪军向宝清一带进攻。为了有效地牵制敌人,避免与强敌正面接触,在金策的提议下,四师以部分骑兵与第六军第一师共250多人,联合编成模范师,挺进饶河、抚远境内。同年冬与抗联第七军共同在乌苏里江沿岸袭击敌人,获得一些胜利。
1937年10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六次常委会决定金策调到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这时,金策仍在四师活动,在密山,虎林边境地区带领部队不断打击敌人。
三、艰苦西征到绥棱
1938年初,日伪军集中兵力对松花江下游一带的抗联游击区和根据地进行疯狂的“讨伐”,抗联部队损失越来越大。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北满临时省委于6月在通河县境内召开了第八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抗联三、六、九、十一军向西北进行第二次远征,突破敌人的包围。按照第八次常委会议决定,金策在下江地区分别整顿了第三、四、十师。之后于1938年8月7日,同原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等70多人从宝清出发,渡过松花江到达萝北梧桐河下游,与在那里活动的六军三师代师长王明贵领导的部队共同向西北远征。9月6日,远征战士每人只拿4穗苞米和其他少许粮食作为给养,从梧桐河畔老等山出发。经过连续几天行军到达绥滨,在这里与张寿篯领导的部队会合,然后继续西进。
当金策率领部队行进到绥滨一、二、三区平原的狭窄三角地带时,遭到日伪军2个团及国境警察队的不断追击,金策率队以急行军的速度摆脱了敌人。当时部队已处在断粮数日、阴雨连绵,泥泞难行的恶劣环境下,金策鼓励战士们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就是胜利,使西征的抗联战士没有任何动摇的情绪。他们以山菜,野果充饥,信心百倍地战胜各种困难,继续前进。
9月10日,金策率部队到达都鲁河北,因河水暴涨,阻隔了部队前进的道路,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用一只木船往返摆渡30余回,远征部队的人马才渡过河。冲出沼泽地后,部队向鹤立方向前进,在鹤立附近的王傻子屯打垮了伪自卫团,筹备了给养。当部队抵达刘垮屯附近时,汤原县伪治安队300余人尾追而来。为避敌锋芒,金策决定大队人马绕道前进,留下少数机枪射手组成战斗队在石场沟阻击敌人。敌人果然中了抗联的埋伏,扔下几十具尸体败下山去,抗联无一伤亡。
金策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善于动脑,从不鲁莽从事。他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周旋。他从第一次西征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在敌人围追堵截中,大部队行军,目标明显,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行动不灵活,不利于摆脱敌人的追击,同时粮食问题又不好解决,于是当西征部队到达汤旺河东岸时,他决定将第三军和第六军部队分成两部分。三军三师骑兵在原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领导下,以铁骊,庆城为目标前进;第六军的第二、三师在他和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领导下以海伦、通北为目标前进。金策率领部队在荒芜人迹、荆棘丛生的深山密林中艰难跋涉,于1938年10月8日(农历八月十五)到达绥棱县张家湾河口一带的白马石,与冯治刚和新编第三军三师师长许亨植,副师长张光迪会师。
金策到绥棱后,于10月10日召开三、六军干部会议,研究部署西征部队的行动计划。一是根据会师前许亨植和冯治刚已准备远征的实际,决定三军八团一连38名、六军一师六团40多名同志组成远征部队,由军事负责人张光迪,政治负责人陈雷率领,远征到德都五大连池,嫩江沿岸一带,与“红军游击军及马占山挺进军打通,更有效地牵制敌人与响应中国抗战前方作战”④。二是决定成立西征指挥部筹备会,统一指挥已到海伦地区的三、六、九军。三是为干部培养起见,决定三、六军西北部队共同成立短期训练班。四是为了加强地方工作,会议决定三、六军近期选择四名能力较强的同志到讷河、绥化、庆城、肇州等地开展群众活动。这次会议及时地为西征部队到达海伦地区后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抗日游击区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为后续西征部队的到来和开辟新的游击区做了准备。
1939年1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了第九次常委会,金策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1938年5月以来党的工作,分析了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形势,提出了北满游击运动的新方针,总结了反“讨伐”作战和进行远征的经验。
四,呕心沥血的北满省委书记
在黑嫩平原抗日游击活动刚刚兴起之际,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为重整北满抗日游击运动新阵容,讨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分别于1939年3月9日在铁骊,4月12日在通河召开了省委第二次执委会,会议分析了北满抗联转移到黑嫩平原地区后的形势,提出了面临的任务,着重讨论了关于组织上的重大问题:决定改北满临时省委为北满省委,选举金策、张寿篯、冯仲云为省委常委,金策为书记,负责北满地区军队、地方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还决定以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联第三路军。
此后,金策主要活动在庆城、绥陵、铁骊山区。根据当时北满中心工作是军事工作的实际,他经常到抗联各部队中去工作。为了加强对军队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培养与提高,他积极筹备创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制定了训练班详细的规则,在艰苦的环境下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党的基本知识、抗日游击战略战术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这对在分散游击环境下加强和坚持党的领导,以正确的思想来统一北满党和军队的思想,提高抗联和地方工作人员的觉悟及政策水平、军事技能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策自西征到庆城、绥棱一带后,加强了对地方党的工作、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武装工作的领导,他从抗联部队中派遣得力人员到三肇,庆城,讷河等地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建立了中共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亦称龙江工委)、中共讷河县委、中共庆城支部等党的组织。北满省委还建立了北满抗日救国总会,金策任会长。省委所属各特委、县委领导的反日会,均改为抗日救国会,负责人一般由该地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在地方发展党员几十名,抗日救国会员发展到数百名。
金策还主办了北满省委的机关刊物《统一》,从1939年6月到1940年8月共出版10来期。金策在《统一》上发表了《为健全党的组织而斗争》(1940年《统一》红五月专号),总结了北满党的斗争历史经验,提出“要无情地粉碎内外‘左’右倾反党分子”,“打击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封建宗教主义”、“继续把调和主义和不负责任的倾向无情地打击”,“粉碎分裂观念和偏私心理”,“加强反奸细斗争”⑤等当时北满党委嚣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更加明确抗联的斗争目标和任务,1940年3月8日,金策主持制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行动纲领》。⑥同时为加强抗日联军政治工作,中共北满省委制定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⑦明确规定:“必须在抗日联军中巩固中国人民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还明确了政治工作的目的,主要内容,方法。其政治标准和政策水平在当时都是很高的,对在极端艰苦和分散游击的环境下,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3月,为了在纪念红五月运动中掀起民众和军队的抗日高潮,金策主持制定了《中共北满省委关于红五月的通告》,确定首先采取胜利的军事行动来实际纪念红五月,地方党组织利用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发动群众进行反对逃兵、掠夺等斗争。由此北满抗联部队在《通告》发出以后,掀起异常活跃的斗争,连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940年抗联部队攻克了克山县城、肇源城等城镇,袭击和摧毁集团部落、伪警察署、日本开拓团30余处,突袭日伪军20余次,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由于部队纪律严明,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地方工作会议上,北满的抗日救国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仅三肇地区抗日救国会就发展到20多个。
金策不但在斗争中善于抓住机会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且对每项工作都进行及时的督促和检查。虽然他受过伤,腿脚一直不好,走路十分困难,但他仍坚持爬山越岭去分散活动的抗联部队中传达省委指示,展开思想工作,研究斗争策略和战术。他常以书信的形式派交通员对远离省委的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进行及时联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金策是个处事冷静、果断,很有谋略的领导人才。一天,他在老金沟山里的北满省委密营内起草文件,突然有12个农民装束手持钢枪的人,说是来投靠抗联的山林队。金策见这些不速之客虽然是农民打扮,但言行举止又很不自然,心理犯了猜疑。但是驻地只有金策和秘书金昌泽及其爱人安景淑。他不露声色地与这些人周旋。第二天傍晚,北满省委交通员于兰阁匆匆赶回省委驻地,秘密将情况告诉金策。原来这些人是按叛徒指点来端省委“老窝”的特务。金策与于兰阁趁特务不备商量了对策,设计将敌人从存枪处引开,突然采取行动,将特务邹振鹏等12人缴械。
金策不但对北满党和抗联部队的斗争进行及时的决策和指导,而且也是个实事求是,敢说真话,敢负责任的领导者。1940年,北满抗联进入了极其困难的时期,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金策指出:现在敌人还是很强大,抗联还是极有限的数量。在日寇已对旧区进行严密封锁和“讨伐”控制下,“我们不要完全在此地死守,应有计划地到别处开辟新区。我们现在不必要与有准备、有组织的凶恶强敌作正面活动,而应避开他,找到他预先未充分准备的、没有十分组织、比较薄弱地点,去开辟新的阵地,我认为这是保存实力与发展更加有效的方法”⑧。
他不但这样提议,而且在历次的作战指挥中也是避实就虚,有备而战,不打无把握之战,即使在遭遇战中,他也选择敌人的薄弱点突围,既打击了敌人,又保存了自己。
1940年11月,金策同张寿篯等赴苏联伯力参加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干部会议,这是接到9月30日王新林(协助召开此次会议的苏方代表的代名)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指令而前往的。1月5日,金策与赴伯力开会的吉东、北满、南满省委负责人就东北党组织的集中统一、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建立、东北游击运动的方针政策进行广泛交谈,形成了相应的议案。由于当时没有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无中央代表参加,许多重大问题没有经中央批准之前不能作出最后决定,所以3月中旬满洲党和抗联领导干部会暂告结束。
金策利用休会期间,于2月25日至3月12日到位于海参崴和双城子(乌苏里斯克)之间的抗联南野营进行了视察,在苏境活动了半年多。
1941年7月10日,经野营党组织和周保中的提议,苏方代表王新林赞同任命金策为第三路军政委。金策于7月13日由苏联动身返回中国东北。由于各种条件恶劣,直到10月中旬金策才到达绥棱、庆城一带的第三路军总部所在地与张寿篯会面。根据当时第三路军的实际情况,为了保护有生力量。金策和张寿篯于10月25日写信给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提出:“根据东北主客观情形,三路军今年冬季,无论主观上如何努力,总不能克服主力消耗的危机……为此,必须采取暂时迂回办法。”许亨植接到总部通知后,把六、九、十二支队人员集中起来(大约百余人),由六支队政委于天放带领,于11月越境入苏学习、休整。北满抗联主力撤出后,金策仍留在北满坚持斗争。留下的两只小部队继续在北满活动,在许亨植具体指挥下发展抗日救国会,筹备储存粮食,侦察敌情。
五、领导抗联小分队坚持斗争
1942年3月19日,于天放从苏联返回东北,到铁骊山区与金策见面,转交了总指挥部的信件。因考虑金策腿部有伤,恶劣环境下行动不便,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准备让于天放接替金策在东北的工作,金策去苏联抗联野营休整。金策理解同志们对他的关心,但仍表示留在东北坚持斗争,于天放一行6人同时留在东北。1942年8月初,许亨植牺牲,第三路军小部队由金策直接领导。
这时已进入秋季,为了准备过冬的给养、服装等,金策部署小分队袭击一些地方。朴吉松和于天放带领两支小分队共20多人袭击了庆城南的大罗镇,后来朴吉松又率小分队袭击了木兰县的大贵镇和石头河子,都取得了胜利,缴获了冬季所需的服装和粮食等。
1942年10月下旬,即将进入冬季,金策在庆城南山里主持召开了龙南地区小分队干部会,会上,金策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为坚持开展抗日斗争,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域,决定把北满小分队34人编成3个小分队:于天放小分队10余人活动在海伦、绥棱一带;朴吉松小分队10余人活动在庆城、铁骊山边一带;张瑞麟、鉏景芳等八九人活动在东兴、蒙古山一带。
龙南会议后,金策和刘铁石、张向龙侦察敌情,查看后方粮食。IO月28日,张寿篯致电金策:认为你必需分配忠实可靠人员若干名化装为人民,把他们分散安置在北安、绥化、庆城一带,继续联系群众,同时进行侦察工作,监视那些地带敌人日寇的行动。除了分遣工作同志以外,你率于天放、朴吉松等一切人员迅速直接归回我处。⑨金策接到张寿篯的信后,对小分队的活动放心不下,由于分散行动,他一时难以同于天放、朴吉松小分队联系,所以只能一边转移,一边寻找。后来转移到通河县郭把头碓营,与张瑞麟领导的小分队会合。
金策与张瑞麟相遇后,决定将剩余的兵力集中起来。由于朴吉松被捕,队员被打散,于天放率领的小分队在绥棱一带也频繁被敌人袭击,居处不定,很难寻找,所以金策带领现有的十几人,转移到凤山县(今属通河县)东北岔张把头“碓营”,在那里进行休整。金策一方面派鉏景芳、刘铁石两人去苏联,向周保中、张寿篯请示工作;一方面派张瑞麟等组织小分队去凤山县城郊开展群众工作。几个月时间内组成了“反日救国会”,建立了群众工作基础。1943年冬季到来,抗联又将面临寒冬难熬、断粮无援、受敌“围剿”的严酷考验。为了做好冬季的准备,金策和张瑞麟等一起研究确定,如短期内得不到抗联领导人的指示,一时不能去苏联,就准备在凤山山里过冬。1943年末,鉏景芳带五六个人从苏联回来,奉抗联领导的命令,接金策等去苏联抗联野营。金策率张瑞麟等20多个人离开风山东北岔向苏联进发。这时已是大雪封山,金策等人踏着齐腰深的积雪,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艰难跋涉。1944年1月到达中苏边境地带时,突遭日军率领的山林队的袭击,金策指挥小分队集中火力,将其击溃。为摆脱敌人的追击,按照老乡的指点,迅速沿河套向黑龙江边奔去。一夜走了140多里路,进入苏境,在苏联边防部队的安排下,从戈萨什克边防哨所来到一边防城,乘火车到伯力城,之后到达抗联教导旅北野营整训。
此后,金策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第三营政治副营长、中共教导旅党委会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金策返回朝鲜。后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951年1月13日病逝。(任希贵 贾文和)
①《中共牡丹江地方史》第60页。
②《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第63页。
③《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第277页。
④《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3,第84页。
⑤⑥⑦《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6,第335、29、31页。
⑧《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9,第257页。
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第229页。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2-25 14: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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