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大法宝看中共抗战（上）
2016-12-29 11:28:22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胡新民   点击：  复制链接

　　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发表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国学者，例如英国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方德万、英国知名专栏作家戴维·皮林等，从大历史的角度，把抗日战争和后来的新中国诞生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中共的合法性来自它在驱除日本侵略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台湾的一些学者逐步走出了国民党抗战史观的影响(尽管台湾对抗战的宣传日渐式微)。现在台湾研究抗战历史的人中，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角色是比较到位的。他们认识到，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抗战结束后为什么共产党在华北、在西北立刻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显然与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这个作用，在大陆方面看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关于中流砥柱说法的来由，前些年有人考证，认为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定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历史学家吕振羽1943年8月7日发表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来，“一刻也没有放下革命的旗帜，总是和人民在一起，总是领导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如果再往前推，周恩来曾在1936年3月说过，共产党是抗日的“中坚”。七年后的1943年8月，周恩来在谈到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办法时列举了诸多方面，最后特地强调，“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历史证明，这三大法宝，成为了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的好办法。

　　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提起中国抗战，有两个特点是最主要的。一个是执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施了抗战政策，这是中国能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前提条件。还有一个是中国抗战的战场是由两个战场组成的，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尽管国共两党对抗战的诸多问题的观点分歧很大，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但相对而言，对这两点的共识度还算是比较高的。对于第一点，国民党强调更多的是就是对抗战的全面领导。对于第二点，国民党一度称共产党是游而不击的，只知道袭击国军抢地盘，扰乱抗战。但这些年来，国民党也承认了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当然同时也不忘说明，敌后战场是补充性的，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抗战的胜利还是离不开敌后战场的战斗。

　　这样看来，上述两个特点可以说是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而之所以有这样两个特点，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则是这个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坚定的维护者。

　　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倡导，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的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的决议。此后，“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成为了共产党最鲜明的抗日主张。从1936年开始，建立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周恩来在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抓住“联共”的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美籍华人学者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被认为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著作和教科书。该书在“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一节中写道：“从1936年起，中共开始提倡与各方党派、团体和军队结成一个反日大同盟。在中共的倡导下，‘全国抗日解放联盟’、‘人民抗日同盟’和‘全国救亡社’等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一些颇具说服力的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立即对日开战;停止剿共’等广为流传，在爱国民众尤其是在北平、南京和上海的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民众的压力激烈高涨，要求停止内战，将枪口转向日本人。”

　　西安事变使统一战线进入了实质性的建立阶段。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期间听了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说明后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蒋还表示，待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在1937年2月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提出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指出，这次全会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就是从2月开始，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就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内容的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五次谈判。在3月下旬周和蒋的直接会谈时，周提出合作与纲领问题，蒋说他自己没有具体的东西，要中共先商量。在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中共提出了制定统一战线的纲领。因周恩来深知“总观蒋(介石)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中共提出“在承认我们的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这个纲领的标题是《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中心是国共合作抗日，细则共五十二条。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是中共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决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与中国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从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共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终于把一个政党的意图贯彻到了整个民族，包括昔日的对手。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当时的国情是“民众要‘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压迫政府采取最后手段。‘中国人民之情绪已达沸点，不能抗日之政府，决不能继续当政。’”(见1947年上海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实事求是，就是调整好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曾非常坦率地说道：“如果我们的国家被人抢走了，我们也就无从谈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于22日正式发表)。同样也在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等据此进行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这就是抗日两个战场的来由。

　　中共不但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也是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尽管在八年的时间里，几经波折，有时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但中共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坚持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1月初的皖南事变。

　　后来国共两党对于皖南事变的解读仍存在不小的分歧。近年来大陆的某些学者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倾向于国民党方面的解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处理这个突发事件中，中共大得人心，而国民党顽固派大失人心。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违背民心，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在国民党内部，还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孙科对时局表示忧虑。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失策。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社论，指责包围袭击新四军的错误，肯定新四军的抗日功绩。上海各界民众团体致电两党领袖说，“新四军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起卫国卫民之功绩，事实俱在”。海外华侨也纷纷发表宣言：“反对反共内战”，“团结抗战到底。”苏联、美国、英国也纷纷施加压力，要求国民党当局缓和国共纠纷、避免内战。特别是苏联和美国，因此事件停止了或者准备停止对华援助。面对内外交困、被动孤立的窘境，1941年3月8日，蒋介石公开表示：“今后亦无剿共的军事“。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将各地的反共活动的责任推到下级身上。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己。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坚定立场和维护统一战线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同情，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此后虽然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没有停止过挑起大大小小的摩擦，但中共坚持正确的政策和斗争方法，终于没有出现统一战线公开破裂的危险。日本投降后，美国、蒋介石政府、日本，还有伪军，在反共的前提下迅速“结成一体”，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就必须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同时，在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实行这些政策和策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以统一战线为基本条件的中国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武装斗争的显著效果极大地提高了中共的地位

　　在中共成立到抗战以前，中共就已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进入抗战阶段，随着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中共与时俱进地创造出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合适的斗争形式---游击战争，从而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推进到新的阶段。因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有效地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关于中共武装斗争的威力，侵华日军在《剿共指南》中有这样的解读：““中共的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战术，与民众一起进行顽强的战斗。也就是说，敌人的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还有层层的民兵及其拥护者。……形成难以分清敌军与民众、敌方和我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呈现出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局面。”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民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侵华日军的日子同样也很难过。1941年，日本众议员微中利一在《改造》杂志上写了一篇标题为“中国共产军之现阶段”的文章，文中悲叹道：“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

　　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降，中国屡战屡败，极大地挫伤了国人的自信心。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虽然节节抵抗，但节节败退也使国人大为失望。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刚刚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身上。当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当地百姓为之振奋。在9月份太原的一次万人抗战群众大会上，周恩来让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萧克出席，并代表八路军讲话。当介绍到八路军代表时，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萧克在讲话中说：“我们八路军正向前线开动，我们上前线是不会退回来的!”会场立时掌声雷动。当时老百姓看到太多的国民党军队先后从平、津、南口败退下来的惨状了。当听到八路军是不会退回来的，他们自然也就激动万分。

　　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是中共武装在抗战舞台上的第一次精彩亮相。顺便提一下，这些年来，不断有新的史料被挖掘出来。例如，有的指出，平型关大捷只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部分，而国民党军队参加的部队有七个军十数个师;有的说，平型关大捷只消灭了日军一两百人;也有披露了由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组织的腰站阻击战，以惨重的代价确保了平型关大捷;还有的考证出八路军687团也以惨重的代价阻击了日军援兵步兵第42联队，等等。但是，不管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如何，平型关大捷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在抗战史上的地位就无法撼动了。当时国内各界一片欢腾，毛泽东发贺电，蒋介石两度致电，先是祝贺，后是嘉奖......。中国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近百年史补编》中一言以蔽之：“八路军大败之于平型关。”《中国抗战画史》则是这样记载的：“平型关战斗，可说是抗战中发挥了游击战斗高度技术...造成胜利者系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将军)”。“坂垣师团第一次在中国战场碰到了劲敌。这一次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心，相信利用游击战术，可以制敌于死地!”该书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还有毛泽东谈正面战场作战的内容：“即使和敌人直接正面作战的那些军队，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单纯防御的‘被攻’战略，而应当尽量利用地利来反攻。”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29 11: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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