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大法宝看中共抗战（下）
2016-12-29 11:30:26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胡新民   点击：  复制链接

　　八路军与日军对抗，基本格局是以弱旅抗强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关键是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善于寻找有利的作战环境和把握合适的战机，把敌人引入自己的作战样式中，而不是陷入到敌人的作战样式中去。因此，八路军和日军打正规战、阵地战、消耗战，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只会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抓住机会一出手，则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平型关大捷及其接下来八路军的几个漂亮仗，如夜袭阳明堡、上下细腰涧歼灭战、七亘村伏击战等，不但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战士气，也初步奠定了八路军的作战声威。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不过同时也开始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和平”谈判。进入1940年后，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 1940年夏，为了粉碎日军的图谋，打破其“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华北八路军在彭德怀等将领直接指挥下，发动了百团大战，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这次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并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日本认为：“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日军在遭受严重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连连感叹“没想到”。

　　与国民党的战争观不一样，共产党并不只是把武装斗争只局限在“打仗”上，而更多的是放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大目标上。这就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根本区别。因此，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了决定敌后战场和全国抗战能否持久坚持的关键所在。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将农村社会改革、建立巩固根据地与民族解放战争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调动发挥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武装力量在和日军相持中不断壮大。当国民党军队且战且退的时候，中共武装迅速开进国民党丢失的国土，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例如在1944年4月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中，面对日军的15万部队，守卫河南的40万国民党部队，连续丢失郑州、洛阳等38座县城。为建立中原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作出进军河南的重大战略决策。经数月与日伪军血战，八路军豫西部队六个军分区共开辟了约2.1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使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信心“一落千丈”，老百姓也在质疑这个一退再退退到西南“腹地”的部队是否靠得住。而中共在敌后的武装力量、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美国的重视。1944年7月美军向延安派了观察组，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特使赫尔利到延安谈判。自此，中共和美国开启了半官方的外交。

　　日本的迅速投降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变化，美、蒋、日、伪为反共立即建立了“统一战线”。此时国共两党各自的战斗成果，可以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看出来。他写道，蒋介石的权力只在西南一角，华南和华北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个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进入东北就更不可能。因为这时共产党人占领着华东、华中许多铁路线。因此，“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乘船回国，那么整个中国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

　　整风运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

　　邓小平在1950年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整风中...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创的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从三个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更能感受到这个伟大创举的深远历史意义。

　　从中共党史上看，延安整风取得了伟大成绩是毋庸置疑的。国内外史学界对此的看法相当一致。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指出，整风使党员“在统一战线时期的百务纷忙中保持党的战斗力和献身精神，使党员为承担未来的任务预作准备。”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认为，整风“通过教育、思想改造和认识错误，将犯错误的同志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延安整风在政党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绩也可以从国民党的反应看出来。有感于国民党的腐败涣散，在1947年9月9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印发了延安整风的三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蒋介石还亲自讲解推荐。他说：“譬如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现在共匪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加以切实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经常与蒋经国探讨如何治党。蒋经国建议，“不妨认真研究共产党延安整风的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于是，蒋介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在认真研讨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其它一些中共的整风文献后，认识到共产党的科学方法及组织性、纪律性与精神道德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于是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有趣的的是，近年来大陆有人挖掘了某些史料，解读出程度不同的评价，比如“权力斗争论”等等。但对岸的的国民党人，大都认同蒋介石那代人的观点。例如参加过抗战的郝伯村将军，2011年指出，延安整风“形成了党的精纯，领袖权威，基层扎根。这是共产党坚强战斗力的来源。”“所以共产党控制区里，国民党很难生存，国民党控制区内，共产党无所不在。”甚至有深绿背景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曾专程访问过延安。他坦陈：“选择延安是因为，这里是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地方，可以从头、从根源来学习共产党的经历，学习共产党成功的经验。”

　　从国际共产主义历史角度看，延安整风有效地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的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共产国际的很多指示因着眼苏联的利益而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情况。这就导致了中共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饱受“左”和“右”的困扰。延安整风达到了破除对共产国际的迷信的效果。另一个显著的成果是在十分复杂情况下进行的审干工作，尽管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化的错误，但由于毛泽东及时强调了正确路线，使错误得到制止。避免了苏共“大清洗”那样的灾难。

　　在总结苏共亡党时，其祸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苏共的“大清洗”。这种用对敌斗争的手段来对付党内同志的做法，曾在迷信苏共经验的其它国家中也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值得庆幸的是，从延安整风时期起，中共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强调务必谨慎。这与毛泽东的深刻认识分不开的。毛泽东本人多次挨过从苏联回来的“钦差大臣”们的整，他深恶痛绝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利用“大清洗”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作法。因此，从延安整风开始，对清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在撤退过程中保卫部门擅自杀了一个王实味，毛泽东曾多次批评，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错就长不出来了。”师哲是当年中共赴苏人员中，留苏时间最长、在苏安全部门工作时间最久的人员。他回国不久，正值延安的“抢救运动“，他的“专长”也得以发挥。在运动臻于高潮，师哲亲手拿着一沓特务口供面见毛泽东，试图将其中一批人枪毙，但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以当年打“AB团”的经验教训为证，说那些口供是根本不可信的。师哲此时才似有所悟，避免了“抢救运动”动辄杀人的惨剧。费正清在谈到延安整风时说：“整风运动标志着那批空谈理论的‘留学生集团’的失势(虽然并未在肉体上被清洗掉)”徐中约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纠正思想的运动，来避免重犯苏联所特有的不断清党的错误。”因此，几乎所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党员都能感到受益匪浅，也包括那些被整错的的同志。苏东巨变时期，媒体上，特别是电视上，反复出现了“大清洗”的残酷场面，美国的布热津斯这样的话竟然也有人相信，他说，“大清洗”造成了“5000万冤魂”。而当时苏联的总人口不足2亿。反观中国，尽管新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左”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好同志。但那些被整错的同志，绝大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和自我纠错能力还是给予了认同。至于完全“觉悟”而退党的寥寥无几。这不能不归源于延安整风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邓小平曾指出：“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邓小平一直推崇用整风来加强党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各种会上，先后提到和提出过20余次。1975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军队要整顿时说道：“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

　　中国近代外来侵略不断、国内军阀混战不断，其主要原因是近代中国长期存在一个政权和军权之间的大矛盾，军政始终无法统一。抗战时期蒋介石虽有全国领袖之称，但他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制服地方实力派军人，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建立新的有效制度，尤其没有足够的勇气向美国盟邦坦白承认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弱势。所以，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尽管军事装备在美国帮助下一再更新，但军队内部仍然是派系林立，互相制肘，再在加上官兵之间的恶劣关系，注定了这支部队是无法担当历史大任的。

　　中共武装在经历了“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很快得到体现。到全面抗战前夕，其战斗力在全国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到抗战末期，其部队规模、作战能力已经足以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

　　整风在人民军队的开展夯实了“党指挥枪”的基础。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于1942年6月16日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文件指出：“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完成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是由朱毛红军发展起来的，长期的在毛泽东同志直接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是我党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力量——武装力量。党把这些武装力量的率领委托于军队干部，因此军队干部在党面前是负有重大的责任，军队干部应该是最没有毛病的。若不如此，其给党的危害就必重大。所以在军队中整顿三风、锻炼党性，是更有重大的意义。但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我们整顿三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 力量;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必须立即纠正，学习文件与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 的准备与进行。”

　　八路军、新四军通过整风，加上先后两次大规模的军队整训，“支部建在连上”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深入人心，忠于人民忠于党的理念深入到了部队的最基层，深入到每一位战士心目中，而且通过每一位战士又把这种理念传播到老百姓中间。郝伯村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认识到国民党的弱势是：“国民党不能到(军队的)基层，党就成为军的重大包袱。”从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初，八路军、新四军陆续开展的第二次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同时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陆续开始向日军发起局部反攻作战。此后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军队一鼓作气，解放了全中国。

　　有学者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使那些盘踞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地方武装实力派，从此在中国政坛上连根拔除，也把中国近代史上饱受困扰的一个政权和军权之间的大矛盾彻底解决了。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延安整风对人民军队的深远影响，可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记下重重的一笔。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保证了我们国家60多年的安宁。因此，在文革期间出现混乱局面的时候，邓小平又向军队领导干部们提起了延安整风。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29 11: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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