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待遇
2017-01-03 11:10:35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陈晋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边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虽然物资匮乏，生活异常艰苦，但边区对精神劳动的尊重，绝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赞美，而是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给予切实照顾。这种特殊照顾，出发点当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中国革命事业当中来。它还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向往、追寻、融入进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第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已奠定的优良传统。第三，在经济收入和物质待遇上，我们党从来反对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第四，知识分子投身到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业中去，并作出贡献，就会得到理所当然的尊重。

　　[关键词]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物质待遇;稿费

　　1939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李六如同办公室秘书和培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出来后，毛泽东感觉不甚理想，决定另请人修改。 1月22日，他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说：“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信的末尾，毛泽东特以告之，“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25页。)

　　《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 1939年 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生动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边区的政制和组织，边区政府做了些什么，边区的统一战线，边区的抗战动员，边区的群众团体等。这大概是较早出版的对外全面介绍边区情况的读物，很有些像我们今天发表的一些“白皮书”，在国统区发挥的作用，不难想见。毛泽东为该书的题词，点破了写作宗旨：“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这本书的署名，只有总编“齐礼”一人，周扬是否动笔作了修改，不得而知。值得体会的是，毛泽东给周扬信中，提到每千字一元五角的稿费。全书 10万字左右，算下来 1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延安访问记》，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 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 0.2元，鸡蛋每个 0.01元。至于 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记者舒湮在其《战斗中的陕北》中记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 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 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 ; 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 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 5.医院是一角。”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 1939年版，第 14页。)由此比照，大约每人每天花费在 0.25元左右。这样算下来，《陕甘宁边区实录》 150元稿费，抵得上一个人 600天左右的生活费。

　　由此想到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待遇。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被当下一些学者称为“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 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

　　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杨作材：《自然科学院建院初期的情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84页。)。到抗战后期，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 4万余人。这当中，除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以外，大多是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识分子。延安吸引他们的，当然不是物质生活。但作为东道主，边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却要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在这两个问题上，边区在政策上一点儿也不含糊。

　　关于有事可干。知识分子大多被安排在延安先后创办的 30余所专门院校工作或学习，有的则在机关和一些专业部门工作。此外，他们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学会，诸如自然科学研究会、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农业学会、生物学会、医药学会、卫生学会、地质矿冶会，等等。文化艺术方面的团体、剧社、俱乐部、协会和自办刊物，就搞得更为热闹了。

　　关于物质待遇。虽然物资匮乏，生活异常艰苦，但延安对精神劳动的尊重，绝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赞美，而是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给予切实照顾。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一种尽可能平等而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自抗战时期供给制逐渐制度化开始，供给标准一般按级别不同，在每天伙食标准、每月津贴补助、日常实物分配、办公杂费支出等方面体现出相应差别。

　　例如，就在毛泽东给周扬写信谈到每千字 1.5元稿费标准的 1939年 1月，八路军总部开始实施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的《各级津贴之规定》。这个规定将全军除供给制外的津贴补助粗略地划分为六等，其中属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师长、政委和正副旅长、政委，每月也只 5元，属第六等的有战士、通信员、警卫员、号兵、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卫生员，每月 1元。这是前方作战部队的标准，在后方机关， 1939年还颁布了《各机关津贴标准》，把津贴标准分为五级。一级 5元，发给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最低的五级，是 1元，发给勤杂人员、战士等。

　　在同一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的待遇呢?

　　著名学者何干之是 1937年 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待遇是“每月 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何干之文集》第 2卷，北京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页。)。音乐家冼星海 1938年 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习惯，曾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但他很快就习惯了延安的生活，在 1940年 3月 21日给友人的长信中，他提到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 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当时，在“鲁艺”的艺术教员一律 12元，助教 6元。此外， 1938至 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 10元。(参见《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1页。)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 4.5元。(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3页。)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 15元津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72页。)1940年 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组织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 20斤、肉 10斤、白糖 2斤、津贴费 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 1名、翻译 1名、马 l匹。以上都是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

　　1940年 10月，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时“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92页。)的地步。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便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 1941年 2月，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发行之初，边币和法币的比价是1元换1元的。不久，边币的比价便开始下降，到1942年6月达到边币3.2元换法币1元，到 10月间，便稳定到了边币2.1元换法币1元。

　　在这种情况下，为规范和确保知识分子的待遇，中央书记处于 1942年5月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把文化技术干部分为三类。甲类技术干部，每月津贴 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窑洞一人独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其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其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同时期，八路军卫生部各类技术员，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其中规定，医药卫生技术干部也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富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每月津贴60元至80元，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至40元，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类医生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

　　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又是多少呢?每月10元，比文化技术干部中护校毕业的护士最低档收入还要低10元。党政机关干部的待遇和文化技术人才相比，差距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尽管文化技术人才的待遇已经优于党政军机关干部，但如果是发表文字作品，他们还有稿酬收入。做技术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奖励。

　　关于稿酬制，其实在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时，即已实行了。 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为编辑出版《长征记》联名发出的征稿信里，便申明“备有薄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8页。)。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里也说要“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红军故事〉征文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11月 3日，转引自《关于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征集工作的一组历史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 3期。)。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还明确讲，“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0页。)。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征稿时基本上都讲明有稿酬，有的还标出具体标准。如 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办的《大众习作》，登出的“约稿”里就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大众习作》属基层刊物，影响力自然比不上当时中央指导办的《解放日报》、《中国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标准，不会是高的。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实录》开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显然与该书的内容和可以预期的影响有关。 1941年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谈到稿酬问题时便强调要按质按需来定标准，认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4页。)。可见，无论是实行稿酬制，还是对知识分子的高额津贴，都是为了鼓励有益于革命实际工作的精神劳动。

　　延安对著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在萧军身上算是一个典例。 1941年7月，萧军想离开延安，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张闻天回信，答应可以想办法。据萧军 7月20日日记载，7月18日毛泽东和他谈话时，他表示，想过了10月鲁迅纪念会以后再走，并把向张闻天借一万元路费的事说了，毛泽东的回答是：“何必说借呢?这里可以想办法的。”不到一个月， 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由凯丰、艾思奇、陈伯达、范文澜、周扬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工作费用，也只有一万元。也就是说，当时中央准备给萧军一家离开延安的路费，便相当于一个工作机构的开办费。

　　最近读到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李耀宇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在中央机关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边上一家取名“胜利食堂”的饭馆学厨，有时也跑堂。他回忆道：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他们来吃饭，都引进里屋的“雅间”。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看来那时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不久，组织上又派李耀宇到离延安较远的一家纺织厂门前开一个小饭馆，当时的菜价是：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有天晚上，一个知识分子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要了两碗汤面。临走结账，花了25元。

　　考述延安这段往事，不觉唏嘘。历史学家钱穆有一句名言：“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求答案”。的确，人们追根索源地思考问题以至列举曾经发生的事例，经常都是寻找理由的过程，所反映的其实是对现实的评判和期望。既然是找理由，就应该找最好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出发点当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中国革命事业当中来，但事情似乎也不只这样简单。它还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是向往、追寻、融入进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第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已奠定的优良传统。第三，在经济收入和物质待遇上，我们党从来反对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第四，知识分子投身到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业中去，并作出贡献，就会得到理所当然的尊重。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7-01-03 11:11:46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孟庆山受命入冀中

下一篇：抗战时的延安何以会万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