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宗派主义--抗战时期毛泽东怎样维护党中央权威？
2017-01-03 11:25:08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卢毅   点击：  复制链接

　　70年前，抗日战争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在这场全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是与毛泽东一再强调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努力维护中央权威，从而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空前团结和统一的集体分不开的。重温这段历史，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抗战初期党内的宗派主义现象

　　抗战初期，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着较严重的分歧。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极力抹煞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主张对国民党作出更大让步。因为他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所以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一度占了上风，一些高级干部也深受其影响，导致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能得到贯彻。毛泽东当时即曾抱怨：“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他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还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党内的宗派主义现象颇为盛行。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到武汉领导中共长江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一时期，他一再地向中央闹独立。1937年12月25日，他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他未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泽东的个人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3月24日，又擅自以中央的名义递交了《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当时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认为王明起草的那份不妥，另外发来了一份文件，要求递交给国民党，但却被他以“来不及”为由置之一旁。他还要求延安不要公布中央的那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在此期间，王明还企图与延安分庭抗礼，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要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俨然要使长江局成为与中央对立的第二政治局。

　　毫无疑问，王明这种右倾思想和宗派主义行为严重影响了中共在抗战初期的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他还说：“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绝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这实际上已与今天说的“政治规矩”相类似。在毛泽东这一倡导下，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文件，对建立健全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行了有益探索，明确要求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并指出：“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同上，第769页)。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负责的长江局被解散，他凌驾于中央之上的企图终被遏止，但其他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宗派主义的残余。如项英曾任东南分局书记，而东南分局原直属于长江局，他因此受到王明的很大影响，未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就使党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华中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影响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发展。而“皖南事变”的发生，更是这种宗派主义行为的一个严重后果。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要求加强党性

　　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就在1941年1月15日通过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指出：“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强调：“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绝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页)

　　为了解决各根据地的宗派主义问题，1941年7月1日，毛泽东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在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加之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二是要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五是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六是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同上，第144—147页)。

　　对中共中央为何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任弼时1942年7月14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曾专门作了解释：首先，在对日作战的环境下，“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其次，在抗战以来和几年的统一战线当中，党有了迅速地扩大，新成分涌进，加之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又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党内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再次，“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

　　的时候有些重大的问题，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241页)任弼时的这段话将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解释得十分清楚，其实就是针对王明与项英等人的宗派主义残余而来，是为了增强党性、维护中央权威。

　　延安整风中党的统一领导体制的确立

　　以上两个决定发出后，经过全党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学习和贯彻执行，对加强党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宗派主义在党内根深蒂固，很难通过两份决定就完全克服。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1页)。因此，他于1942年2月在全党范围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并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风动员报告时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2页)。他还解释了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

　　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

　　在延安整风中，确立党的统一领导体制，是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一个重要举措。1942年9月1日，在他的精心部署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份决定指出：“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但“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等等”。因此，中央决定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在这里，应当再一次地提醒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该决定还特别强调：“应当深刻认识，一个党的负责高级干部，不经过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26—434页)语气可谓异常严厉。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一再强调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同上，第416页)。对于维护中央权威，他更是不断重申：“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300页)。

　　历史证明，抗战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对中央权威的维护，极大地增强了党的纪律，克服了宗派主义，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党夺取抗日战争与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组织上和领导体制上的保证。杨尚昆即曾说：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这一时期，甚至连国民党也发现延安整风促进了中共的团结统一。1944年3月，国民党派驻延安的高级联络参谋徐佛观在《中共最新动态》报告中便写道：“整风运动即系统一化运动，即系思想统一化、领导统一化、工作机构统一化之运动”，这就造成了中共党内“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情况(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文补编》第5册上卷，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版，第14、30页)。而蒋介石亦从延安整风中得到启发。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居然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特别解释说：这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如过去一样，你们看究竟还能与共匪斗争么?”(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52—253页)这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蒋介石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对于促进中共统一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毛泽东维护中央权威的巨大成功。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7-01-03 1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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