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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共如何发展党员
2017-01-20 09:36:51  来源:澎湃新闻 熊丰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初期中共党员人数的增长

抗战爆发之初,中共只有不到四万党员,而这些党员几乎全部都集中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3月,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远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因此,必须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在《决议中》,中组部对发展还提出了十点具体要求,如“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发展新党员应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等等。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共得以公开合法地活动,扩大党组织、发展党员的事业被提上议程;而到1939年8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关于巩固党的决议》,决定对党组织进行巩固,“一般的停止发展党员”。从1937年到1939年末这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党员人数从不足4万增长到80万,可谓爆炸性的增长。那么,具体到个体层面,中共又是如何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妇女等社会群体中去发展党员的呢?笔者以陕西省为个案,对这一时期发展党员的情况进行考察。
 

从基层干部文件看抗战中的陕西省

陕西省在抗战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西安事变”对于抗战的爆发和国共合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西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抗战的一个符号;另一方面,中共当时的首府就在陕北延安。

不过,本文介绍的是中共陕西省委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关中、陕南和甘肃天水一带)发展党员,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区域情况不做讨论。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依据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央档案馆和陕西省档案馆合编的《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全套共21册。这些文件多为当时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的相关指导性文件。这些材料曾为绝密,其中不少出自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直白,有些甚至语句不通,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陕西党的工作情况,具备极高的历史价值。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作为桥梁和播种者的知识分子

中共陕西省委于“西安事变”后重建,当时中央派贾拓夫、欧阳钦、习仲勋等人主持陕西省的工作。

陕西省委最早在西安师范学校建立了党支部。该校学生中有一个失掉关系的党员有相当的活动能力,并且在学生中威信很高,西安事变时他恢复了党的关系,便先从该校开始活动。而且该校在之前曾有过反对校长贪污、赶走校长的斗争经验,新任的校长“不大管事”,校内的风气自由。同时,那里的学生大多是中农、贫农或落魄的富农、地主出身,生活较为艰苦,对社会的不满比较多。更重要的是,师范学校学生在当时的出路一般都是回原籍教书。种种因素相加,使得西安师范成了整个陕西省范围内发展党员事业的火种。

在西安师范建立党支部后,陕西省委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向其他学校发展党员:一是通过同乡会、兄弟会等民间固有的组织来发展党员。据文件记载,某校的一位刘姓学生党员,通过同乡会结识了不少朋友,之后则经常与其在一起打篮球。他在聊天和谈话中发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把其中的积极分子都结拜成了兄弟。经过一个时期的影响教育,不久拜把子的13人中有11人都入了党。其二是通过外围组织和群众团体,比如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这些组织中一般都是思想较为激进的学生,而他们又来自西安的各个学校。

中共在陕西的发展最初以西安的中高等学校为核心,此后陕西省委坚决要求向农村中及工农群众中去发展党员、开展工作。而农村中的小学教员这一群体至关重要。

小学教员作为知识分子,比工人和农民等群体更易于接受新思想,同时,一般农民的心理是最喜欢和“先生”接上关系的,这使得小学教师这个群体在农村中发展党员有了天然的优势。具体说来,小学教师发展农民党员一般采用以下方式:

首先是在农村中办民众夜校或识字班,在教授基本的文化知识时辅以一定的政治常识,吸收其中积极热心经常上学的青年农民。

其次是组织兄弟会,与农民们结拜兄弟,在日常的交流闲谈中给农民讲时事,讲革命故事,提高其认识水平,吸收其中较觉悟、刻苦、能干的入党。

再次是通过学生家长的关系,接近与认识其他农民。闲时或夜间与其聊国家大事,考察其态度,发展有觉悟者入党。

最后,在乡土社会中,小学教员经常会被农民要求帮其写对联、请帖、契约等,对于这些要求,小学教员党员往往热情满足,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信任,在这之后对其做一些思想工作,发展入党。

1940年审查党员时期,陕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内的23个农民支部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创始人竟然无一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可见知识分子对于抗战初期中共发展党员事业的重要性。

在农村中发展党员,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多份组织部的报告中都有所提及,即:越是在靠近战区的地域(即渭南、蒲城、华县一带),动员群众、组织救亡、发展党员就越容易;而在远离战区的地域(如汉中、城固、南郑一带),组织民众、发展党员就相对困难。这一现象似乎与Chalmers Johnson在其名著《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中对华北根据地的观察不谋而合。

 
抗战期间中共党员教育学习材料

发展工人党员:特别注意改善生活

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一个重要的渠道便是那些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如工业合作社、夜校识字班等)。首先从救济失业工人入手,有的经过了解后送往抗大,有的则设法为其求职,有的募款送其回家。在这样的过程中通过失业工人认识在业工人,常约他们到失业工人家去聊天,在其中选择积极活跃的谈话、考察进而发展入党。在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党员时,陕西省委特别注意将改善工人生活与发展党员的工作联系起来。组织工人们发动改善待遇的斗争,使之认识到共产党是能够帮助其改善生活的。

除此以外,当时在陕西的工厂中发展党员,比较常见的策略还有派人深入到工厂中。不过工厂通常对新员工比较警惕,会在暗中考察其行动。这就要求打入工厂中的党员在开始时务必低调,辛勤工作,帮助工友,进而取得工人们的信任,发展进步工人入党。

假如某一工厂难以打入,则开展厂外活动。比如在工人的住宿区开设小吃铺子,或者在工厂附近茶馆、饭店等候工人下班,通过社会关系与之交朋友。例如当时西安的大华纺纱厂,戒备森严,门口有警察,厂内有便衣,平日工人都寄宿在厂内,平时吃饭也都在厂内,出入不甚容易。后来打听到厂内河南籍工人很多,而且工厂门口的小商贩、饭馆老板等多系河南人,陕西省委于是派出一个河南籍同志去设法找线索。该河南籍同志每次在小饭馆吃饭都说方言,引起了老乡的注意,一来二去认识了几个老乡,以后就经常约在下工后去饭馆,认识的老乡越来越多后,再结交其他的工人朋友,慢慢的以这样的方式在大华纺纱厂内发展了不少党员。


西安大华纱厂旧址

女性党员:女学生要功课优良,发展农村妇女要有耐心

当时陕西的女性党员中,比较常见的可分为知识女性和农村妇女两类,因为陕西的工厂中少有女工,这一群体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对知识女性和农村妇女发展党员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有必要分开讨论。

对于知识女性,常见的发展方式有以下几种:

首先,对学生而言,因为当时陕西男女不同校,在校读书的男性党员一般只能通过亲戚或者同乡的关系接近女校的女生;

第二种方式是用同志爱人的关系去接近女生。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党员同志的爱人是女校教师、或是在女校内担任行政工作的情况下。多在女生困难时帮助她,“如生病或受无故的气,买东西看看她,用感情团结,同时把感情联络与政治鼓动结合起来”;

第三是经过群众团体去接近妇女发展党员。如民先队、剧团、学生援助会等开展女校的工作。

陕西省委组织部的相关材料特别强调,在女生中发展党员,最开始发展的对象必须是功课优良、品行端正、能团结学生的。因为女生最看重分数,功课好的就能在学生中建立信仰。

而在农村妇女中发展党员,方式和渠道都有所不同。

第一种渠道是男同志发展自己的爱人。陕西省委组织部的报告特别提到很多同志的老婆思想比较落后,对于其丈夫从事的事业不支持不理解,这个时候男性党员应该互相多串门,多拉家常,在闲谈中说出入党的好处,转变妇女的落后思想,发展其入党。

第二个渠道是通过乡村女教员接近农村妇女。多帮助有小孩子的妇女,有病给她看护、帮她抱小孩等等。而对上了年纪的妇女则拜干妈,对差不多年纪的则结拜干姊妹。相关材料特别指出,对于农村妇女,不能操之过急,不能直接对其讲革命的大道理,要耐心听她们诉苦,慢慢提高其觉悟程度,让她们认识到自身的苦痛的根源在于万恶的旧制度,而摆脱自身困境的希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

在1939年9月,陕西省委统计党员人数时,发现其辖区内共有党员9502人。从西安师范那仅有的一个学生党员开始,两年多时间内,陕西省竟发展了近万名党员,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观察抗战初期陕西省发展党员的路径可以发现,首先是在西安及其大城市中的学校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然后扩散到中心城市周围的外县农村知识分子(主要是农村中的小学教师)中,又由这些城市和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向工人、农民、妇女这些群体去发展。将不同群体吸引入党的,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更多是抗日救亡的情绪,在农民中很大程度上Chalmers Johnson所强调的那种由日军侵略所激起的农民民族主义情绪,在工人中多是对自身生活条件改善的期许,在妇女中却是感情的慰藉以及对自身苦难的控诉。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1-20 09: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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