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推动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历史贡献
2017-07-20 16:40: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牛 力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诡称于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搜索。在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广大爱国官兵，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此为标志，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在纪念“七·七”事变爆发和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推动全民族抗战所作的伟大历史贡献，总结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善于把握和驾驭历史机遇，赢得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有利地位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一)“七·七”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全民族抗战不懈努力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并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努力。

　　1933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大敌当前，应当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表明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同月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通过这两个宣言，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团结起来，投入抗日反蒋斗争之中。

　　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北平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使这一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决议和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的民族革命的战线” 。从而，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为了推动抗日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共中央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于1936年2月中旬渡河东征，进入山西。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重兵拦阻的形势下，为了避免内战，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回师河西后，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敦促其担负起救国救亡的责任，并提议立即停止内战，国共两党进行具体实际的谈判，实行两党合作，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主动调整统一战线政策，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国内出现的极其复杂、紧张的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主张，并先后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代表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紧张、艰苦的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介石的代表达成团结抗日的协议。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国策，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第一，在全国范围停止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第二，工农政府改编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第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第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我党上述正确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斗争，通过了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在国共两党合作初步形成后，为进一步促成全国性抗战，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代表，自1937年2月开始，以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基础，多次同国民党当局举行正式谈判，主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等问题。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其无理要求，谈判未能完全达成协议。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我党既坚持原则，又做出必要的重大让步，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早日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新形势下，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明确党的任务，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15日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并于5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党中央所制定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要求全党迅速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要求我军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教育上完成抗战准备，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使全党全军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

　　(二)“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全力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而这一天蒋介石只是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应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令第26路军孙连仲两个师和庞炳勋部一个师开赴保定、石门(石家庄)准备应援29军。

　　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和第29军并通电全国，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赞扬第29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请缨杀敌，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重申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府、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撤销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7月17日，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在江西庐山再次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举行第四次会谈。在会谈中，蒋介石把我党提交的《宣言》撇开，提出一套旨在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改编后的红军共产党无指挥权的方案，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毛“出洋”，致使谈判毫无结果。但是，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激情的推动下，在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的敦促下，也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还是在抗日问题上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 ，指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第一个正确的宣言，因而受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各界的欢迎。其实，蒋介石此时对和平解决仍存在幻想，因为他在谈话中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明确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要争取抗战胜利，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就必须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要实行坚决制高点的方针，就必须采取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外交、改良人民生活、加强国防教育、厉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项办法。这篇文章，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办法，而且为争取全面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就在国民党当局对日作战犹豫不决时，日本迅速从我国东北和朝鲜向关内调进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师团，并于7月底攻占了北平、天津及附近广大地区，华北战事迅速扩大。8月9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举行第五次谈判。就在此期间，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于8月13日开始进攻上海。而且8月14日日本发表《帝国政府声明》，宣布对中国断然采取措施，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谈判中不得不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国共双方终于在8月18日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及在若干城市开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中共中央代表还与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了共识。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秦邦宪和康泽等在南京举行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布了我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意义重大，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它“在中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53页)

　　二、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制定我军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

　　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战之后，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不发动群众与武装群众，实行单纯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多次提出关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针对全面抗战中我军面临的新形势，适时地制定了我军抗战的战略方针。

　　(一)明确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日战争是弱国反抗强国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全国广大民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战胜敌人。据此，在“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中，即提出“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21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实行“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全面的抵抗”，进行“统一的积极的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地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正式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强调“民族解放战争而不依靠人民，毫无意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是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正确指导，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在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该案最后强调，这些“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针，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为了尽快的确立全国抗战的统一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召开国防会议的建议，毛泽东同日也指出，应当“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8月初，毛泽东、张闻天指示准备出席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为适应游击战的特点，担任游击战的作战力量“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据此，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8月9日国防会议上，就我党提出的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当前主要战场在华北方面，华北的第一、第二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之翼侧和后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和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正确建议，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

　　(二)适时制定我军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已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积极研究的问题了。在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就预见到“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明确提出“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使其在抗战中“担负起战略上的伟大作用”。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又适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分工等问题。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给正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方司令部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接着，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电示我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时，又要他们在国防会议上就我军的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明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和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关于我军独立自主的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已基本形成。

　　1937年8月22日、25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论及两党关系时，着重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警惕性，切不可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战来取消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必须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是在战略统一下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并向平原发展。我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进行战略支援;保存和扩大我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据此，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我军必须实行战略转变，即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主要指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在我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前夕召开的洛川会议，为我军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非常适时的，它对我军即将在敌后战场进行的抗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针对洛川会议由于时间仓促，对战略方针中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没有讨论得很透彻，军队领导干部认识不够一致的实际情况，当我军主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于1937年9月连续发出一系列电报指示，及时而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统一全军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在这些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要“从大处着想，对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党外)。"””““整个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9月25日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其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仗为主。”(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利条件的集中作战。”(9月29日给周恩来等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毛泽东还对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问题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反复的指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逐步为广大干部所接受。1937年9月下旬，第十八集团军军委分会发布了《关于红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我军各部“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群众战争的围困中”，指出“只有这样才便利于主力打击敌人，以致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l1月太原失守后，我军各部根据毛泽东11月13日电报中关于“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实行了战略展开：115师除聂荣臻率少量部队留守五台山地区开辟晋冀根据地外，师主力一部转入晋东南，一部转入晋西， 120师和1 2 9师分别展开于晋西北与晋东南地区。这样，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在华北各地广泛开展起来了。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王明从苏联回国，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全盘否定洛川会议以来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他反对党的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对此，毛泽东等同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坚决抵制，才使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施行。随后，为了纠正党内外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批倒王明那些打着“共产国际”招牌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投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于1938年5月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光辉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特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从抗战全局的角度阐明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提出了进行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从思想和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进—步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着重明确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全党“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已为全党所公认。我军战略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对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和坚持抗日战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三、我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15000人。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特务团。随后，又经与国民党政府艰苦谈判，双方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达成共识。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10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汉口迁至南昌。全军编为4个支队和特务营。

　　部队在改编过程中，我党对其进行了形势、统一战线和改编意义方面的教育，明确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保持红军光荣传统和革命本质，以及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存自己、发展自己，辅助国民党进步而不被其腐蚀等原则问题，为出师抗日做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不断失利的形势下，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较蒋介石集团此时仍未正式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顽固态度，毅然决定：首先以第115师和第120师出师抗日，挺进晋东北和恒山地区，开赴抗日前线。第115师于8月22日从陕西省三原地区出发，31日由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9月中旬进入晋东北地区。第120师主力于9月3日从富平庄里镇出发，随115师后东渡黄河，19日到达榆次地区。9月6日，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率领，从泾阳县云阳镇出发，15日渡过黄河，21日进抵太原。此后，当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席位时，遵照中央决定，第129师主力于9月30日由富平庄里镇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根据敌情变化和战局发展，适时调整部署。面对日寇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沿同蒲路南下，敌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与其相配合，企图消灭国民党第2战区主力的严峻形势，为配合友军固守平型关、雁门关及内长城各口隘，尽可能保持太原，争取华北局势之持久，第18集团军总部令第120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神池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准备歼灭来犯之日军。第115师赶到大营镇后，通过对平型关方向的敌情、地形的侦察，确立了设伏歼敌的决心和部署，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第115师英勇作战，经23日半天激战至当日13时将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歼灭，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取得了全国抗日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望。随后，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太原，第115师出击察南、冀西，打击晋西北之敌，经多次战斗切断张家口至代县敌之交通线;第120师挺进雁北，威胁大同，通过夜袭阳明堡机场等多次作战，切断了大同至忻口之日军交通线;第129师通过七亘村伏击战等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之日军，支援友军作战。据统计，八路军自1937年8月下旬出师华北至太原失陷期间，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日寇翼侧和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采取袭击、伏击等战术手段，在战役战斗上直接配合了国民党军，先后取得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和广阳等100多次战斗胜利，歼敌11000余人，毁伤敌机24架，击毁敌汽车400余辆，缴获步马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6挺、骡马20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收复了10余座县城和广大农村，给敌以沉重的打击，挫败了日军的战略企图，有力的支援了友军作战;并在集中主力对敌作战的同时，以部分兵力分散开展地方工作，发动和武装群众，为尔后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自太原失陷至1938年4月的5个多月中，八路军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第115师一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八路进攻”等;115师主力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围攻;第129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先后作战400余次，歼敌20000多人，钳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并将根据地由山区向平原发展，为在整个华北的战略展开创造了条件。

　　四、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后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经验

　　(一)适应客观形势的重大变化，适时地实行战略转变

　　战略转变是根据客观形势变化的要求而对战略指导所作重大改变，通常包括战略任务、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方向的改变及主要作战形式的转换。

　　在政治战略转变上，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随后采取逐步蚕食的政策，到1936年日军又先后侵占长城内外大片中国领土，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开始了全面进攻中国的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战争对象与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调整革命战略和军事战略。中国共产党在此关键时刻，顺应时势，以民族大义为重，果断地领导全党全军实施战略转变，将工作重心由组织领导国内革命战争向组织领导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通过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洛川会议等重大事件逐步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通过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三个阶段的逐步变化，至卢沟桥事变后终于完成了这一战略转变。在这一战略转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因为它高瞻远瞩，深刻地洞察了国内形势的变化，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需求;因为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大公无私，在民族敌人成为国家主要危险的时候，能为民族大义着想，搁置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十年血海深仇;因为它能统观全局，正确提出并着力推动有利于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各项政策建议;因为它善于广泛团结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形成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宏大力量。而这一战略转变的实现，使中国共产党顺利地走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危局，取得了在全中国的合法地位并迅速走上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并以自己英勇杀敌的战绩证实自己是抗日的先锋和骨干力量，提高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特别是通过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战略，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使自身不仅成为对日作战的中流砥柱，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而且为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在军事战略转变上，主要是由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正规战向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军和游击战转变，以便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友军正面战场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战争实践证明，这一转变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能否在敌后生存和发展，关系到敌后抗战的坚持和胜利，也关系到全国抗战能否坚持和胜利。否则，以抗战初期我军仅有的四五万兵力，去打正规战的话，很快就会被消耗掉，更就谈不上发展壮大了。正是由于我军坚持打游击战的基本方针，没有按照王明提出的“普遍实行运动战为主”的方针去同敌人进行所谓正规战，才发展和壮大了自己，创立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才有力的配合了友军正面战场作战。

　　(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但是，要正确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处理好既统一，又独立的辩证关系。因为国民党蒋介石抗战是被迫的，因而它具有动摇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并企图借“统一”来控制、削弱以至消灭我党我军。所以，我党我军必须保持阶级的警觉性，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这样，才不至于把合作变成同化，束缚自己的手脚，才能保持自己原有的阵地并发展新的阵地，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

　　据此，我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建立独立的领导指挥机构，又在名称和军队人数上作出让步。在建制上，我军虽属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受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但各项工作和作战行动，仍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受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对有关协同作战与装备、经费等重大问题，则通过国共谈判解决。这样，既有利于共同抗日，又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取消、削弱和控制我军的图谋，保持了我军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本色。在共同对敌协同作战上，我军根据战略统一下独立自主的原则，主要是充分发挥我军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特长，在敌之翼侧和后方积极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友军正面战场作战，避免在战役战斗上受国民党直接指挥，以保证自己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权利，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游击队的权利。这样，既能有效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又迅速壮大人民的抗日力量。

　　(三)抓住有利时机，大胆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

　　抗战开始，日军长驱直入，其后方空虚，国民党军迅速溃撤，大片国土沦陷，这正是我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有利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指示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大胆地深入敌后，首先依据恒山、太行山、吕梁山，战略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对敌占城市和交通线形成四面包围的有利态势;尔后，以山区为出发点，进一步向冀鲁豫平原发展，完成了向华北的战略展开。新四军在克服王明错误路线影响后，也实现了在苏南、皖南和皖中等地区的战略展开。我军通过实行战略展开，正确处理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以积极作战行动消灭驱逐敌人，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为建立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初步开辟敌后战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又使我军作战有赖以长期依靠的物资依托，才能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牛力教授，河南郑州人，1945年生，1960年入伍，原通信指挥学院教授，军事战略学首席专家，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专业技术3级，少将军衔。军旅生涯50余年，执教40余年。长期从事军事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是军队知名的军事理论专家。编著出版《毛泽东军事谋略论》、《军队信息化战略概论》、《毛泽东在1962》等20多部学术专著，多项教学科研成果获国家和军队级奖励。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全军优秀教员、总参通信部名师、军队院校育才奖一一金奖等奖励。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7-20 16: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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