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党指挥枪”：从提出到成熟
2017-09-14 10:36:09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1935年 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不服从党的领导，向中央争夺兵权。对此，1935年 8月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党中央对红军有绝对的领导权，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沙窝会议决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分裂行为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指挥枪”遂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种形象化表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国共合作的要求，中共领导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曾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中共中央曾规定：“改编后的红军，为适应新的条件的变更，确定红军中实行单一首长制，以政治部主任为其政治的助手。同时为健全党的组织，以集体的领导方式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
政治委员制度虽曾经取消，但中共并未放松党对军队的领导。
1937年 8月 1日，总政治部制定文件强调要“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
8月 25日，中革军委提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成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9月 25日，中共中央重申：“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但取消政治委员制度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据黄克诚回忆，1937年 9月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他去部队检查政治工作情况，“在检查和座谈中，我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于是，他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作了汇报。
10月 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积极的从组织上得到适当的解决。”具体建议如下：“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
在收到这封电报后，毛泽东、张闻天立即于 10月 22日复电表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在这一指示下，中共军队迅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政治机关。
对此，谭政后来曾评价：“在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40年颁布的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还明确规定：“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为着巩固党在自己军队中的领导，政治委员有过问军队中一切工作与一切行动的权力”。尤其是在干部任免程序中，政委拥有极为关键的考核权，“参加挑选、考察、检举指挥员、军事人员、政治工作人员的工作，并在委任及调动人员的命令上签字”。这种“党管干部”制度是中共始终坚持的原则。
抗战初期，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曾一度滑坡。《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中提出：“今日本军队之政治工作，应遵照蒋委员长告国民书中训示，……应遵循中央政府团结救国之既定国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主张，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如果按此纲要执行，势必削弱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鉴于此，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给新四军发出指示：“你们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与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并指出：“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但后来，还是发生了皖南事变的悲剧。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指出：“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重申“党指挥枪”的原则。
中央又通过《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强调：“党要建立一支铁的党军，……这支军队要有巩固健全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和党的支部之制度和工作，以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掌握党军在政治上须是绝对忠实于共产党。”
为了落实中央这一决定，新四军军分会于1941年 6月召开会议，代理军长陈毅明确提出：“建军是从政治上着手，首先保证党在本军中的绝对领导权。”在这个会上，新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表明：“我们新四军是党军，党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因此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一切离开党的非党的以及反党的这些倾向，在我们部队中间都不能允许。
在这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的斗争”。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有了很大好转。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对于“党指挥枪”原则有了充分的认识：“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党的单一绝对的领导。”
抗战期间，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作了多次论述。
1938年 1月，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提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1939年 3月，他又在新四军军部大会上强调：“我们要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
朱德也在1940年 8月撰写的《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中指出：“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就必须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1945年 6月，他又在七大闭幕会上强调：“我们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去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
可见，党的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且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动摇。
1944年 4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受中央委托，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指导下，起草并由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建军以来的政治工作经验。
《报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
第一，概括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涵。《报告》认为，所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指“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
第二，阐述了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因。《报告》提出，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持我军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因此“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
第三，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政治工作来实现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军队政治工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成为一句空话。
总之，《报告》分别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涵义、原因和具体途径，完整阐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标志着“党指挥枪”原则日臻成熟。
作者卢毅，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文章节选自《“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确立与发展(1927—1949)》，《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9-14 10: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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