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2017-10-17 09:49:51  来源：华诚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在这场实力悬殊的生死较量中，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时，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始终是反抗法西斯邪恶势力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显著提高，重新确立了大国地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70 年前取得胜利的抗日战争，还是一场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深刻社会变革。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全国党员从1937 年的 4 万人增加到 120 万，军队从 5 万余人发展到 120 万，根据地从陕北一隅增至 19 处，控制人口从 1 百多万扩大到 1 亿余人，真正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相反地，国民党却在愈演愈烈的腐败中逐渐丧失了人心。这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和人心的向背，直接影响了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抗战胜利后只用了短短 4 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抗日战争中崛起?它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今天，这些问题显然是值得人们深思和回应的。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和组织者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开展了争取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1935年，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挽救民族危亡，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初步形成。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又积极支持和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使这一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1937 年 2 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五项国策，并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工农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导，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等具有重大让步性质的四项保证，促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决议。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立即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给国民党。9 月 22 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于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对此，毛泽东曾评价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中国共产党不仅审时度势，积极倡导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但中国共产党面对这种严峻的事态，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皖南事变的发生及中共的应对，使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和国际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当时宋庆龄、何香凝便致函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围剿新四军。冯玉祥也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剿灭，政府方面实难挽回对人们的信赖。

　　在国际社会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面对这样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经过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能够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大提高。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同时还在根据地建设中实施了这一原则，例如”三三制”的推行。为了团结各阶级人民参加抗日政权建设，毛泽东 1940年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提出”：根据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1941 年 5 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用法律的形式把这一政策确定了下来。同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最大亮点就是践行”三三制”原则。在 51 名常驻议员选举中，因为共产党所占人数比规定的多出 6 名，所以肖劲光、王世泰等 6 名共产党员自动退出。在边区政府委员 39 名候选人中，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谢觉哉、马锡五等 12 名党员也主动申请提出。后来经无记名投票，选出政府委员18 人，其中共产党员占 7 人，超过三分之一，徐特立又当即请求退出，另按得票多少依次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此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都仿效了陕甘宁边区的这种做法。”三三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展现了一派全新的清明气象。邓小平当时即曾对此高度评价”：我们认为’三三制’政权形式，不仅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最好形式，是符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且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最好形式”。而中国共产党在推行”三三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诚意，还感动了不少党外人士。爱国将领续范亭便说”：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79 岁高龄的参议员李丹生也称颂共产党此举”诚能感人”，希望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

　　在经济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弃了沿用多年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改为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制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累进税制，既照顾了贫困群众的利益，又避免将负担过于集中在地主富农商人等社会少数阶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根据地经济政策上的具体运用。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则一方面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调动了他们参加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地主和富农的合理利益，使他们能拥护抗日民主政府。这就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使他们共同汇聚在抗日的旗帜之下。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还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即曾提出”：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向前发展。”对此，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唐纵在日记中记载”：在第七次大会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主张保持私有财产制度并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共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在中国收到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的恐怖心理，已完全改观。”由此可见这一政策在统战方面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

　　二、敌后战场的主要承担者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自 1937 年 8 月起，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新四军迅速插入敌后，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是由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拉开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 115 师在平型关设伏，一举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精锐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缴获大批武装弹药和军用物资，获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接着，八路军第 120 师、第129 师也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了敌人交通线，攻取雁门关，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 24 架，给敌较大打击，援助了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守战役，并掩护了他们撤退。

　　1937 年 11 月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军队大部溃退到黄河以南以西地区。自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即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华北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有力地配合了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使日寇腹背受敌。日寇只得停止战略进攻，以主要兵力把守占领区，这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在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的同时，大力发展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随着人民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1940 年 8 月到 12 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部队陆续达到 100 多个团，参加人数有 20 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对敌作战 1824 次，毙伤日军 2.5 万多人，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战局面沉闷的时候振奋了全国民心。对此，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奖。到1940 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 50 万人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 16 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 1 亿多人，逐渐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惊慌，日军认为华北治安的症结就在于中共。1941 年至 1942 年，日军大肆”扫荡”华北根据地，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 132 次，万人以上至 7 万人的达27次，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在日军的残酷进攻下，敌后军民伤亡很大，部队减员很多。

　　到 1942 年，八路军、新四军由 50 万人下降到40 万人，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 1 亿多人下降到 5 千万人以下，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日寇的这种疯狂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对敌作战，粉碎了日寇的残酷”扫荡””蚕食””清乡”，巩固了解放区，渡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各根据地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歼敌方法，如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一系列战术，弥补了武器装备落后的缺陷，使日本侵略者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广大军民英勇顽强，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坚贞不屈，绝食而死”;狼牙山五壮士”，视死如归，气壮山河;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血染太行，以身殉国。敌后军民这种团结一致、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精神支柱。

　　在敌后军民的坚持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断胜利，到 1943 年，解放区战场形势好转，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从 1944 年起，根据地军民对日寇发动了局部反攻。一年中，敌后军民对敌战斗共 11300 多次，毙伤日伪军近 20 万人，攻克县城 47 座，据点 5000 余处，收复国土 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700 万。而此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大溃败。1944 年 4 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至 12 月初，国民党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一部，计 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 万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两个战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5 年初，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动了广泛的进攻。这时人民军队由高度分散转向集中，由分散的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到 1945 年 4 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到 91 万人，民兵 200 万人左右，创建了 19 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 95 万平方公里，人口 9550 万。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武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重要城市，均处于人民军队包围之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已成为大反攻的重要力量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强大基地。1945 年 8月 9 日，毛泽东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从 8 月 11 日至 9 月 2 日，根据地各路大军破袭了平汉、正太、同蒲、北宁等铁路线，使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对敌作战 12.5 万余次，歼灭日军 52.7 万余人，加上东北抗日联军歼敌 17 万余人，共达 70 万人，另外消灭伪军 118.6 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英勇抗战的事迹，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普遍崇敬，为其发展壮大赢得了民心。对此，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戴维斯曾指出：”1937 年以来共产党的成长差不多是几何级数地进行着。他们从控制有人口 150 万的 10 万方公里的地区，扩张到约有人口 9000 万的 85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并且他们还在继续壮大之中。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均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三、党的建设的不断践行者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崛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努力将其自身锻造成为一个拥有正确指导思想的高度统一的坚强政党。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即曾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并将之视为一项”伟大的工程”。而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围绕这一目标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在组织建设上，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于 1938 年 3 月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在这一决议的指示下，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开辟，中共党员人数迅猛增长。到 1939 年 9 月，全国党员人数已经达到 50 万人，1940 年 7 月又增加到80 万人。这种快速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大党，为把党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党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即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拉夫”的现象，一系列鱼龙混杂、令人堪忧的问题也相伴而来。这些现象的发生，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

　　1939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提出：为了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必须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必须加紧党的秘密工作;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等。总之，要”尽一切的努力来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所准备来克服目前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中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在中央这一指示下，中共各级党组织开始整顿清理。经过组织整顿，各抗日根据地清洗了一批投机分子，劝退了一些不合格党员。如晋冀豫1940 年 4 月党员 34215 人，经过几个月整顿，8 月降至 24978 人，减少了 1/3。这就使党员队伍得到纯洁，党组织得到巩固，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创造了条件，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整顿后，尽管党员人数有所减少，但党组织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各地支部组织已纠正了过去的混乱、庞大与复杂，而走上统一一致了”。

　　在思想建设上，由于大量新党员的加入，党内思想状况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正如毛泽东所说：”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增加了约七十万新党员，他们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马列主义)的锻炼的。在数万老党员中，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在全党推行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力图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提高全体党员的理论水平。这一举措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教条化倾向，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此时仍根深蒂固，而广大党员又普遍缺乏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这就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1942 年 4 月 20 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就指出”：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创建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拥有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这就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对这种思想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曾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当年到访过延安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也把延安比喻为”生产思想的工厂”，他感慨”：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像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他看来，”延安根据地运往前线的物资等于零，所有的战区都是自我维持。延安输出的是人——即能传播思想的干部。”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发展壮大，主要在于通过倡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到了全国民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支持，而且其在敌后战场的卓越表现也为之赢得了广大民心，同时它还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将自己锤炼成为一个高度统一、坚强有力的政党。1939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概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崛起之谜，同样也是蕴藏在这其中。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0-17 09: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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