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与抗战
2017-12-26 11:05:03  来源：华夏经纬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毛泽东说过：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实话。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时，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但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系统的理论观点，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形成。

　　抗战制胜法宝——毛泽东《论持久战》问世记

　　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抗日战争打了4个月后，11月，太原失守。这一重要事件，对于蒋介石，对于毛泽东，震动都很大。蒋介石受震动之余，是情绪消沉;而毛泽东受震动之余，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国民党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不是仅仅依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造成持久，而是依靠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造成的持久。共产党必须深入到敌后去，领导这场持久战。这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此后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实践，使毛泽东初步摸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也证明了持久抗战的可行性。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原打算速战速胜，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深入到敌后去牵制他们，也没有料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也对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前线官兵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国民党军的节节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使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成了长期的持久战。但是，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采取硬打硬拼的单纯防御战来对付日军，结果作战十分不利，一败再败，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

　　此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全国，开始注意正面战场的局势，开始考虑全国的抗战全局问题。他通过对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这些基本事实，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战争，也进一步发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我们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领导了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同情抗日的外国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率领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1946年，续范亭赋诗《赠周副主席》一首：“站正立场理不穷，樽俎折冲难重重。奸雄满腹欺凌意，早在周郎一笑中。”

　　周恩来涉险密会张学良共商“逼蒋抗日”

　　4月7日清晨，天下着大雪，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莫，约有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带20多个骑兵警卫，这一带蒋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周恩来一行晓行夜宿，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里。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和卫队长孙铭九等人飞往肤施。

　　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周恩来刚走到天主教堂门口，张学良就迎上来，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激动地说：“周先生，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就认识你了!”周恩来一手拍了拍张学良的肩膀：“我也算早就认识你了!我早年曾是在东北度过，跟少帅也算是半个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两人一见如故，携手走进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5支蜡烛的亮光下，飘散着热气。

　　1935年12月后，刘少奇前往天津，以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地方局工作。他积极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大力纠正长期以来华北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倾向，重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将公开斗争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广泛支持和配合抗日武装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沦陷区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1937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为抗战时期党在沦陷区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刘少奇对抗战时期党的沦陷区工作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在太原组建新的北方局并担任书记，主持和领导华北沦陷区的各项工作。9月中旬，他和彭真等人主持召开了有山西、绥远、河北、山东等省委代表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配合八路军，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等问题。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党在华北沦陷区工作的开展。之后，刘少奇起草文电，发表文章，直接指导华北沦陷区工作的开展。

　　刘少奇1938年3月回到延安，毛泽东建议他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中央也要求华北各地所有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形直接向他报告。此后，刘少奇对平津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城市工作、成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等给予指导，提出了明确的工作任务和方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总结了华北工作包括沦陷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贯彻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中工作，并兼中原局书记。他工作的范围包括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等地，这些地区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基本上沦为敌占区。

　　刘少奇肩负重托，于1939年1月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他领导中原局确定了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他系统地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在给华中出席七大的代表作报告中，提出要“在敌伪区内组织党的秘密工作”;要开展敌伪军工作，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开办特别训练班等。他还亲自指派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人员到上海侦察敌情。他指导山东沦陷区工作，要求以非法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既要立场坚定不移，又要策略灵活多样，各种斗争形式都要采取，只要它有利于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抗议日本侵略军进攻卢沟桥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正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并兼讲授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朱德，同毛泽东和其它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平津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等人，表达了“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

　　朱德总司令率部誓师抗日开赴前线在陕西

　　在朱德返回陕西后第四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重要的扩大会议，在延安与云阳镇中间地段的一个村庄秘密举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着名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从8月22日臸4日共召开了3天，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和行动方针及统一战线中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报告。朱德多次发表意见。在军票上，他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发动游击战争。首先是发动华北的一亿多群众。他认为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但“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他提出，在红军出动后，后方也要动员起来，支持前线。

　　他对在抗战中同国民党的关系总理也作了周密思考，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要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要处理好。他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吃苦耐劳的长处，做好工作。

　　会议的另一项议程是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在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任命。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了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弼时、邓小平分任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师长。

　　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1月5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电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决定以邓小平同志为一二九师政委。”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器重、信任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决定。一二九师是八路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即后来的刘邓大军、第二野战军的前身，邓小平于1938年1月18日到职。他和师长刘伯承指挥129师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战果。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邓小平战斗在太行山上 抵制王明错误 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正当邓小平接受重任之际，中国共产党内正面临着一股右倾错误的干扰。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第二日的会上，王明又作了第二次发言。王明的报告和发言，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右倾主张。公开抹杀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在12月25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里，王明进行推行他的右倾主张。

　　王明的论点显然有悖于洛川会议精神。但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因而迷惑了不少与会者。一时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论调充斥报刊、会议，许多大刀阔斧地开辟敌后工作的同志被打在闷葫芦中，不敢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活动。

　　在中共党史上，红军将士口述亲历长征历程的最早文字报道目前所知道的是1936年3月在国外公开发表的“廉臣”所作《随军西行见闻录》。它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间还要早一年多。那么这位叫“廉臣”的作者究竟是何人呢?他就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

　　陈云巧借“旁观者”第一个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

　　在当时，陈云把这份文稿看得很重。他到莫斯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汇报文稿中的内容。9月上旬，陈云奉命离沪赴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陈云同陈潭秋、曾山等人一起，秘密登上一艘苏联货轮抵达海参崴，又从海参崴换乘火车赴莫斯科。《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底稿也被带到了苏联。

　　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

　　史学界以往对陈云在1935年6月从长征途中的大渡河抽身离开红军队伍赴莫斯科的情况，应当说比较清楚的，然而对陈云是如何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和红军情况的，报告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多年来却一直没有找到文献记载。1996年，我国驻俄使馆的工作人员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委托，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所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俄文记录稿。这就是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

　　新发现的这份俄文记录稿弄清了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具体内容。他主要是报告了红1方面军长征的前期情况，也就是自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红1方面军翻越大雪山与红4方面军会师之前的情况。报告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在前期的经过、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胜利的原因，并分析了红军长征前夕所犯的错误。这份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第一个关于长征的报告。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6 1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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