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连载5：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杀是下策，放才是上策！
2014-12-25 10:39:02 来源：北京卫视 点击： 复制链接
《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连载5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留。几个小时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特急件”，被送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东 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这次事变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事发突然，情况不明，会上，大家对如何“速复”进行了意见交换和深入讨论。讨论的焦点，最先落在了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
有人说，抓了老蒋，还不马上杀？大快人心啊！也有人说，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杀蒋介石，恐怕会出大乱子，应该先公审；还有人说，张、杨兵谏这个事儿，太突然，我们事先毫不知情，要冷静，看看再说。
在这一天会议的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在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就这一问题，表了态。他说：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才是上策！
日本制定侵华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
1931年，北大营的炮声，震惊了全中国，这表明，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已经被日本点燃，然而侵略者的目光，却没有停留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阴谋策动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而这时的东京，已经制定了骇人听闻的全面侵华战略。这个可怕的战略计划上，写着“一个月占领华北，三周攻下南京，10天进驻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
这段画面，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日本小学生的一堂地理课。老师先指出了日本的国界，然后指出了日本所谓的“精神境界”。他们教育这些孩子说，日本缺少资源，长大后，他们必须到外面去，去开疆扩土。而此时，日本侵略军正在中国，疯狂地杀害着无辜的孩子，奸淫他们的母亲。
这是一幅幅怎样血泪交织的画面！这是中国历史上，为躲避战乱，而进行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近一亿人流离失所，被迫离开家园。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让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妄图速战速决。国民党的忍气吞声，只换来了侵略者的铁蹄南侵。
然而，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对于日本的野心，早有预判。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1935年，毛泽东作了一篇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怎样的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那么 ，我们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
事实上，早在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就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两个月后，日本借口伪满洲国得不到承认，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毛泽东很清楚，这两件事，绝非偶然，它们预示着法西斯势力，将成为世界最凶恶的敌人。
1935年8月1日，根据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八一宣言”。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
而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瓦窖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比较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
宣言中，讲得很明白：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
而这时宣言中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经不再局限于与国民党停止冲突，而是进一步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是西安事变发生三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可以看到，电报的末尾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都署上了名字。
电报：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在，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传。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覆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
电报情辞恳切，非常中肯地告诫国民政府，中日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事实上，关于国共合作一事，确实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是“反覆陈词”，“化敌为友”。
然而，与毛泽东相反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一直拒绝走一条笔直的路，他仍然顽固地继续着他的“剿共”政策，看不清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就在瓦窑堡的号召发出之时，在远在千里的上海，这栋三层小楼里，年轻的聂耳，正沉浸在抗日救亡的创作冲动中，他刚刚拿到了共产党员田汉所写的歌词，他希望用最铿锵有力的曲调，把词中的呐喊和斗志，表达出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
我们即将为您展示的这份档案，现在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里，有两个大字：秘密。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一周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9日，在党内发布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可能发生的结果，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引起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另一种是结束“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早日实现。
毛泽东用这封指示，统一了全党的认识。那就是，必须“力避第一种前途，力争第二种前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这封指示发出时，在西安，周恩来已经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上明确说，如果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就可以释放他，但是“要有条件的谈判”。
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人慌了。上午11点，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紧急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威胁他说，“如果南京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那么日本会强硬反对”。
同期声：“12月25日，蒋委员长脱险回京”。
这是蒋介石抵达南京时的画面，当天，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是这样结尾的，“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日本人似乎从没有想到，遭遇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竟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拉起国民党的手。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情景，“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挠头皮，看起来，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虽有抗日的想法，但仍未放弃以妥协求得和平的幻想。
然而，平津失陷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本文根据北京卫视《档案》栏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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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12-25 10: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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