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陵抗战看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
2018-01-25 15:16:26  来源：铜陵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武装新四军长期战斗在铜陵地区，在铜陵抗战中发挥着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和对敌作战的主力军作用，为铜陵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抗战初期国民党领导的安徽铜陵正面战场抗战的失败与教训

　　1937年11月23日，日军侵入皖南。12月，日军相继攻占芜湖、南京。1938年初，日军沿江西犯，力图扫清长江下游两岸国民党驻军的阻击，以图占领武汉，摧毁中国抗战重心。地处长江南岸的铜陵成为敌我争夺的要地之一。国民党陆军新7师和67、144、145、148师等部队(主要是川军)曾先后进驻铜陵抗日，铜陵抗战的帷幕，由此正式拉开。

　　1938年2月17日，日军两艘军舰驶至铜陵附近，曾试以小部登陆，被中国守军击退。2月至3月，日军除不断派遣军舰骚扰铜陵沿江外，还多次出动飞机，在铜陵上空侦察、轰炸。5月4日，铜陵县城首次遭日机轰炸。从5月20日起接连20天，日军出动军舰、飞机，持续在大通一带狂轰滥炸，加快对铜陵的侵略步伐。大通是当时的皖江重镇，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军将侵略的矛头首先指向大通。在小规模的登陆接连失败后，日军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侵略力量，图谋发动大规模攻势。9月6日拂晓，日军第116师团138联队3000余人，在舰炮、飞机的掩护下，在桂家湖、羊山矶、红庙等处登陆。中国守军148师442旅依托被日军炸毁的阵地工事，拼死抵抗。双方激战一整天，在日军海陆空的联合猛击下，中国守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大通遂告沦陷。

　　日军侵占大通后，以此为据点，继续向铜陵沿江、内地进犯。10月7日和10日，日军先后在老洲头、坝埂头强行登陆，均被中国守军击退。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占武汉后，为扫除中国炮兵在铜陵江岸对日军长江交通运输线的屡屡打击，增调大批部队，于11月下旬向铜陵发动全面进攻。11月25日，日军进犯董店，攻占牌坊头等处。26日拂晓，日军骑兵200多人由羊山矶向铜陵县城搜索前进。同时，日军步兵千余人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店门口攻击前进，遭到中国守军新7师一个团的顽强阻击。日军另一部千余人则猛攻董店、龙口岭，迂回包抄铜官山、店门口一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经奋勇血战突出重围，失去屏障的铜陵县城被日军侵占。同日，日军再次在坝埂头登陆。同时，大通日军与繁昌荻港日军联合夹击，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铜陵的另一重镇顺安。

　　1938年12月，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在铜陵顺安、大通及青阳地区发起青阳会战，向盘踞铜陵之日军大举反攻。中日双方在顺安、朱村、董店一带山地展开拉锯战，长龙山、青山、老鸦岭、汪家山、簸箕山、大城山、亮石山等处争夺尤为激烈。国民党军虽给日军以一定打击，但终因牺牲过大，被迫后撤。青阳会战没有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这样，铜陵除凤凰山、金榔等少数山区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屡犯未果外，大部分地区均被日军占领。从此，日军开始了在铜陵长达七年之久的法西斯统治，而国民党军未再与日军发生过重大的战斗。

　　总结抗战初期国民党领导的安徽铜陵正面战场抗战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贯奉行一党专政和愚民政策，害怕人民觉醒起来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拒绝实行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路线，而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不联合各党派开展抗日动员，不发动人民群众支援军队抗战，客观上造成了其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孤军作战的不利局面，在战争中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物资兵员的补充，做不到万众一心支援前线，使抗日军人流血又伤心，这种先天不足的抗战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必然失败。二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实行单纯防御的错误作战方针，其作战样式是呆板的阵地战和防御战，即以劣势装备、缺乏训练和补给的军队处处设防，同武装到牙齿、极其凶残野蛮的优势日军在战场上“硬碰硬”、拼消耗，让我军血肉之躯承受日军的狂轰滥炸、毒气进攻，付出人员伤亡的惨重损失，使部队丧失了作战能力。中国军队到处被动挨打，而没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场主动权，这样的打法使国民党军在日军进攻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毫无胜算，讨不到一点便宜，焉能不败。

　　二、抗战中后期共产党领导的安徽铜陵敌后战场抗战的挫折与胜利

　　铜陵是皖南的门户和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原驻守在铜陵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便把铜陵、繁昌、南陵等地划为在红杨树、马家园等一系列战斗中打出威名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的防区。1938年12月中旬，谭震林率部进驻铜陵、繁昌前线，担任铜南繁地区的防御作战任务和皖南军部与江北新四军的联络交通任务，司令部驻铜南边境的沙滩脚，政治部就设在金榔院冲的燕子牧。1939年4月下旬，第三支队司令部从南陵沙滩脚移驻繁昌县赤吉乡中分徐村，随后，从苏南调来的第一支队第一团和从泾县换防的第二支队第三团也归三支队指挥，到1940年底，两年间战斗在铜南繁前线的新四军先后共有2000余人。

　　新四军进驻铜繁后，在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等人率领下，发挥我军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抗战的优势，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法，主动寻机打击敌人，在铜南繁地区进行了大小近200次战斗，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清剿”和“扫荡”，积小胜为大胜，取得辉煌战果。

　　三支队初显神威惩顽敌。1939年1月8日，三支队五团在团长孙仲德指挥下，在铜(陵)青(阳)边境击毙敌军10余名，首战告捷。1月25日在铜官山附近伏击日军一个小分队，毙伤敌10余名，缴获战马3匹及部分军用品。2月12日又在挂岭打了一个伏击战，毙敌8名，伤敌5名，俘敌1名。初战连连得胜，极大地鼓舞了新四军将士和铜南繁地区的抗日民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支队巧设埋伏揍日军。1939年4月下旬，一支队一团接防铜陵。在傅秋涛团长、江渭清副团长指挥下，该团根据侦察掌握的敌情，抓住一切机会，狠狠打击日军，其中著名的就有塔里王、谢家垄、五里亭伏击战和5月下旬的反“扫荡”战斗等。仅从4月27日至5月25日近一个月时间中，一团就与日军进行了大小11次战斗，毙伤日军500多名，缴获枪支弹药等一大批战利品。在给予日军重大杀伤的同时，一团也付出了136名指战员伤亡的代价。

　　二支队机智灵活反“扫荡”。1940年1月，二支队三团在团长黄火星率领下开赴铜陵。三团驻防铜陵不久，就遇上日军先后发动的对皖南两次大“扫荡”。在1940年4月下旬历时一周的第一次反“扫荡”中，三团各营各自为战，击溃敌人多路进攻，打死打伤日伪军200余人，俘虏伪军6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在同年10月上旬历时3天的第二次反“扫荡”战斗中，三团共歼灭日伪军近百人，使日寇对铜陵凤凰山区的“扫荡”又以失败而告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峻形势，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一方面向国内外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变、残杀新四军北移部队7000余人的真相，一方面决定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将我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抗战。

　　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皖江地区组建成立后，根据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皖南及无为、庐江、桐城一带在战略上有极重要意义，我党我军在这些地区有3年以上的工作历史，目前无为及铜繁在敌人‘扫荡’之后，情况已好转，故我党我军必须坚持皖南、无为及桐庐阵地，创立根据地，决不可轻易放弃”的指示，担负起开展皖南、皖中抗日游击

　　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隐蔽发展的方针。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等领导人，相继派遣部分干部和武装，重返铜陵、繁昌等地与敌周旋，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在铜陵敌前地区，彭嘉株、杨明、巫希权、何志远、肖须知等人奉命率55团一营部分武装与铜陵敌前工委会合，成立了铜(陵)青(阳)南(陵)党政军委员会，由何志远、杨明分别任正副书记(彭嘉株已调回江北)，统一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同时以当地游击武装为基础，合编成立了铜陵大队和铜陵游击大队。5月，铜陵大队在大队长巫希权指挥下，在埂塘设伏歼灭了日军长龙山小分队，取得了皖南事变后首战日军的胜利。7月，由县委书记朱农率领的铜陵敌后县委游击队伏击了前来偷袭的伪军，毙伤多人，缴枪6支，鼓舞了士气。铜陵的抗日斗争局面由此又活跃起来，游击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建设也得到发展，创立了东起顺安，西至青阳童埠，南抵南陵丫山、何湾，北接敌后铜官山的一块狭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到1943年春，铜青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新四军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扩大，铜陵敌前、敌后地区已连成一片。铜陵大队政委杨明带领警卫班和部分伤病员，到茗山冲开辟贵池新区，其他部队分成三支分散活动。7月16日下午，巫希权率部在顺安胡家祠堂附近伏击日军小分队取得胜利后，来到梁家垄，恰遇中共铜青南县委书记张伟烈从皖南地委开会回来，路经此地，副大队长叶为祜也率一部来此会合，于是他们在一起开会交流情况，商量工作，直至深夜，部队也在此宿营。汉奸王诚斋得知消息，连夜报告顺安日军。7月17日拂晓，日伪军100多人分三路包抄梁家垄，向铜陵大队发起突然袭击。当哨兵发现敌情鸣枪示警时，敌人已进到村里。危急关头，巫希权、叶为祜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一面还击敌人，一面向西朝顺安河范家湾方向突围。到达范家湾后，他们率领部分武装继续阻击敌人，掩护张伟烈和其他干部战士突围过河安全脱险。完成阻击任务后，眼看敌人步步逼近、冲了上来，而巫希权和战士们的子弹都打光了。千钧一发之际，巫希权高喊：“同志们，游过河去，死也不当俘虏!”巫希权等28名指战员跳入汹涌的河水，奋力向对岸涉去。但终因山洪暴发，水深河阔，水流湍急，最后精疲力竭，不幸在顺安河中全部壮烈牺牲，这是铜陵抗日武装力量的重大损失。

　　中共皖南地委和新四军第七师为了弥补范家湾战斗造成的损失，加强铜陵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先后调袁观林、张玉田任铜陵大队大队长，陈恒昌任铜陵大队教导员。铜陵大队经过整训，仍辖3个中队，部队抗日士气高昂。根据皖南地委的指示，铜陵大队在皖南支队独立团配合下，主动出击，仅在1944年1至3月，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43次，摧毁敌据点10余处，消灭俘虏了一批敌人，挫败了日军的“抽丁”(即在铜陵、繁昌、芜湖、无为4县抓捕壮丁5000名)计划。4月又在新桥下炉铺击溃下乡“清剿”我军的顽县联防大队，击毙反动大队长崔英，全歼丹凤、陶凤乡公所的反动武装，缴获长短枪40余支，迫使国民党铜陵县政府迁往南陵县何家湾，这一带的地痞土顽亦四散逃窜，驱除反动势力的胜利推进了铜陵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1944年7月初，新组建的皖南支队临江团从无为进驻铜陵。该团是新四军第七师派到皖南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其攻击矛头直指日伪顽。临江团来到铜陵后，中共铜青南县委立即抽调人员组成若干个工作组，配合部队深入各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组织民兵随时监视日伪顽的动向，及时报告敌情社情，从而使临江团的军事行动更加灵活机动和便于开展对敌斗争。临江团各部抓住有利战机，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积极主动地出击敌人。一营在铜陵大队配合下，先歼顽特工武装李孝廉部50余人，后又在钟鸣水龙山击溃了前来窜犯的顽特工部队挺进二纵队。二营夜袭在南陵俞家埠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顽芜湖县政府及其保安队，毙敌20余名，俘敌30名，缴获长枪30余支。随后攻打了新屋基伪军一个中队，歼灭伪军70余人。又在杨家渡设伏歼灭日军10余人。后日伪顽得知新四军在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已大大加强，一般小股部队就不敢轻易走出据点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扫荡”“清剿”了。我方军事斗争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4年12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月初关于“今后主要发展方向为江南……皖南支队及地委应大大加强并须速设法搬到江南去……以迎接新的局势”的指示，中共皖南地委和第七师皖南支队、皖南军分区全部从江北无为白茆洲渡江南进铜陵，先后驻钟鸣舒家店、上山缪(今铜陵县钟鸣镇泉栏村、牡东村)等地，直接领导皖南的抗日斗争，改变了皖南地委领导机关坐镇江北、指挥江南工作的局面，使铜陵成为皖南党、政、军机关驻地和皖南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

　　1945年2月，驻皖南的日、伪、顽军密谋策划，互相勾结，以顽军为主力，联合出动一万余人，由南向北对铜繁地区进行所谓“80里大清剿”，企图全歼皖南地委机关和皖南支队临江团于铜陵三条冲一带。皖南支队部署临江团和铜陵大队、繁昌大队各一部，集中在水龙山、笔架山、龙潭肖、孙村一线迎击敌人，与顽军激战3天。支队司令员梁金华及时调动临江团一营和直属特务营，从敌人侧后突然出击，打得顽军死的死、伤的伤。顽军支持不住，向后撤逃，我军乘胜追击一直到南陵丫山、何家湾。经过一周多时间的反“清剿”战斗，我军歼灭日伪顽军500余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拔除10多处敌人据点，给顽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胜利保卫了以铜陵为中心的皖南抗日根据地。从此，龟缩在南陵一带的顽军，再也不敢轻易向我袭扰。3月18日，皖南军分区和皖南支队召开祝捷大会，隆重表彰在反“清剿”战斗中立功的部队和指战员。

　　1945年春夏，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阶段。7月，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主力部队作了扩编，原临江团改为皖南支队一团，铜陵大队和繁昌大队合编为皖南支队二团。中共铜青南县委又重新组建了游击武装，仍称铜陵大队。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蒋介石命令日伪军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铜陵各据点内的敌人仍拒不投降，继续负隅顽抗。对此，铜陵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坚决执行延安总部的命令，向日伪军据点实施包围，迫敌投降。中共铜青南县委组织游击队和民兵，积极配合正规部队的进攻，先后夺取了流潭圩、鲢鱼山、索山等伪军据点，俘虏了驻守的全部伪军。铜陵大队在皖南支队配合下，率领民兵围攻顺安、犁桥、胥坝的日伪军据点，劝降日伪军。至9月2日，铜陵及皖南境内的日本侵略军全部被缴械，新四军皖南各部队用战斗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日军民纵情欢呼，铜都大地一片欢腾。

　　三、中共在日伪顽夹击中领导安徽铜陵抗战取得胜利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安徽铜陵抗战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也就是其之所以能够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

　　第一，全力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注重发挥党在抗战中的核心领导作用。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后，军政治部即派民运部张伟烈到铜陵开辟工作。10月，中共皖南特委任命张伟烈为巡视员再次来到铜陵，在抗日积极分子和知识青年中发展党员，在各地建立基层党支部，着手恢复和建立铜陵党的组织。12月初，根据皖南特委的指示，成立了抗日时期铜陵第一个党的机构———中共铜陵中心区委，张伟烈任书记。12月底决定撤销铜陵中心区委，成立铜南繁中心县委，由张伟烈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铜南繁中心县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39年4月下旬，根据皖南特委的决

　　定，撤销铜南繁中心县委，分别成立铜陵、繁昌两个县委。7月，中共铜陵县委在凤凰山新屋岭周氏小学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铜陵县委员会和出席皖南特委党代会代表。

　　1940年6月至12月，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和上级指示、工作需要，先后成立了中共铜陵敌后县委、铜(陵)繁(昌)芜(湖)中心县委以及铜陵敌前工委。皖南事变发生后，铜陵、繁昌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发动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先后收容、掩护新四军突围人员六七批、600多人，护送他们过江到达江北游击纵队活动的皖中无为地区，成为组建新四军第七师的骨干力量。1941年5月皖南特委重新建立后，铜繁芜中心县委随之撤销，铜陵敌前工委改为铜陵敌前县委，与铜陵敌后县委同属皖南特委领导。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敌前、敌后两个县委从根本上扭转了皖南事变后的不利形势，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稳定和巩固了抗日政权，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到1943年春，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扩大，铜陵敌前、敌后地区已连成一片。3月，中共皖南特委改为皖南地委。皖南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要求，决定将铜陵敌前县委和敌后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铜(陵)青(阳)南(陵)县委。从此，铜青南县委领导组织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配合新四军对日伪顽军作战，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第二，积极开展民运工作，动员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皖南地区的斗争特点和我军抗战的需要，新四军和铜陵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把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以及各阶层拥护团结抗日的人士组织起来，形成了人民群众的抗战洪流，为新四军在皖南坚持抗战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一是组织发动群众，训练骨干，培养基层抗日干部。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6月，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和一支队一团先后举办了三期抗日救亡训练班，每期训练3个月，学员大都是铜南繁地区的农运骨干和知识青年，仅铜陵就有300余人参加培训，其中许多人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不少人成为铜陵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骨干。二是宣传民众，鼓动抗日，帮助地方建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通过与群众开展谈心活动、社会调查、慰问演出等多种形式深入群众，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各地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民运队利用国统区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帮助地方组建农民抗敌协会(农抗会)、工人抗敌协会(工抗会)、商民抗敌协会(商抗会)、妇女抗敌协会(妇抗会)、青年抗敌协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壮大抗日力量。三是争取和动员各阶层人士、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铜南繁地区后，要求派驻各区乡的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员，都把建立、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作为民运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三支队五团及一支队一团先后派民运干部张东、郭宗璞进驻铜陵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进行指导，积极协助和推动铜陵抗日动员工作的开展，通过统战工作取得了社会各界对新四军的帮助和支持，打开了铜南繁地区团结抗战的局面。

　　第三，动员和组建民众抗日武装，支持配合新四军进行持久抗战，把日本侵略者烧死在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是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据此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方针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新四军依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敌后，在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做好发动广大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工作。

　　早在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就派遣张伟烈来铜陵帮助支持中共党员章啸衡、谢节之组建抗日武装。11月底铜陵沦陷时，他们在胥坝、汀洲一带拉起了铜陵境内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在新四军的支持帮助下，队伍很快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二三百人，编成3个中队，并在汀洲同日军作战，打响了民众武装抗击日寇的第一枪。1939年2月3日，新四军政治部以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等4位军首长的名义致函章啸衡、谢节之，信中高度赞扬沙洲游击大队取得的成绩，给予了热情鼓励，决定将其番号改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铜繁芜游击独立第一大队，任命章啸衡为大队长，谢节之为教导员，归三支队领导和指挥。1940年7月，为服从抗日斗争的需要，该大队大部分人员编入第三支队，章啸衡则受命重组长江游击纵队。同年底，该纵队也被编入第三支队。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新四军的帮助下，铜陵民众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在敌前、敌后地区陆续建立起十几支游击队，同时还帮助铜繁山区青年农民组织成立起持枪自卫队和民兵(又称猎户队)，到1940年初，铜陵仅猎户队就发展到8000多人。他们担负着保护村庄、站岗放哨、传送情报、运输物资、打击敌人和配合新四军作战的任务，同时为抗日武装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员，1944年，仅铜官山一地就有工人和农民300多人参加了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党的领导下，铜陵民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他们配合新四军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为铜陵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加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为持久抗战提供强力支撑和切实保障。抗日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新四军和铜陵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及上级指示，采取多种有力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

　　首先是加强铜陵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设。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容纳各方面的人士，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施政方针，保障各抗日阶级的人权、财权，厉行廉洁政治。1939年3月，在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的指导下，成立了铜陵敌后第一个区级抗日民主政权———铜繁无边区政府，推举章啸衡担任区长。1941年7月，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铜(陵)繁(昌)行政办事处在无为白茆洲成立，这是皖南事变后皖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政权。1942年6月，增设铜陵行政督导处，为办事处派出机构，负责指导和监督铜陵县各区政府工作。1944年7月，经皖中行署批准，撤销铜陵行政督导处，在铜陵舒家店成立铜青南行政办事处，并陆续增设童埠、何湾、凤凰区政府，整个铜陵县境内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1月，根据皖南专署的指示，撤销铜青南行政办事处，成立铜陵县政府，张世杰任县长。这是中共在皖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铜陵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一方面团结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另一方面行使民主政府的权力，在支援部队、保障供给、安定生活、领导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是加强铜陵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一定的经济基础，是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抗日根据地建立后，财政经济建设尤为重要。“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这是毛泽东对于经济在战争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论断。要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把经济放到与军事、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做好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的开展。党必须领导根据地军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的最困难时期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铜陵抗日根据地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遵循上述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在发展农业生产、保障部队供给，兴办工厂、广开财源，设立机构、开征税收，疏通渠道、扩大贸易，发行货币、稳定市场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财经、税收、对外贸易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同国统区、沦陷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经济社会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1-25 15: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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