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 (1921～1949) 》第十六章
2014-12-30 14:40:29  来源：常德市武陵区档案（史志）局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第 十六 章

常德城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的救亡斗争

　　一、恢复建立党组织

　　恢复建立中共常德特支　　1938年元月，以高文华、任作民、郭光洲等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当年7月改称中共湖南省委，简称省委）在长沙秘密建立。为了加强对常德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恢复建立常德的地下党组织，省工委于2月初即派秘书长帅孟奇到常德开展工作。

　　帅孟奇是大革命时期汉寿的地下党员，被捕后在南京的监狱关押多年，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是一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此时虽然出狱不久，身体尚十分虚弱，但是仍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到常德、汉寿。帅孟奇到达常德城后，首先利用和贵立功（大革命时期地下党员）的爱人龚范群是老相识的关系（在大革命时期曾同在常德平民工厂做织布工人），住在常德城北长巷子1号（今常德市政府对面附近）贵立功家中。然后根据省工委书记高文华的嘱咐，与省工委在常德的地下联络员老胡（名字不详），共同将驻常德城的国民党通讯兵第一团教导营三连的少尉见习军官廖新夏介绍入党。廖新夏又在老胡的配合下，介绍了同一连队的通讯排长周文雄和省立常德中学学生向光源入党，并且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廖新夏、组织委员周文雄、宣传委员向光源。继而又根据在当时抗日救亡活动中的表现，批准贵立功重新入党，并串联了常德“敬日事变”后潜逃外地返回常德的中共党员许和钧，通过许和钧还找到了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刘少良。

　　1938年2月中旬，帅孟奇在长巷子1号附近的明月楼租用的一间房子里，秘密召开了中共常德特别支部（简称中共常德特支）成立会。支部书记许和钧、组织委员贵立功、宣传委员廖新夏。中共常德特支代号为“张德支”（或张太慈），负责领导常德全县的工作。联络点设在长巷子1号贵立功家中。

　　许和钧担任支部书记还不及20天时间，就自动将工作移交给贵立功，然后到沅陵国民党行署任公报股股长去了。当年4月，贵立功又通过许和钧的介绍到国民党永顺县政府建设科当了科员。许和钧、贵立功二人都自动脱党了。贵立功走后没几天，省工委书记高文华来到常德，通过联络员老胡找到正在常德中学读书的地下党员向光源，为了有利工作，便决定将向光源内定作县委书记使用，并将特支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向光源，直到这年7月中共常德中心县委成立。

　　特支成立后，帅孟奇对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严重破坏的常德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串联和吸收了一批老党员重新入党，在重新吸收贵立功、许和钧等人入党后，又吸收了苏春成（苏振）、尹长清、戴乾等人。紧接着特支领导成员分头活动，发展党员。帅孟奇带头个别进行接触，个别谈话，讲党的基本知识，什么是共产党员，入党后干什么，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党与群众的关系，党的组织发展，保密工作，发动群众抗日等。就这样，帅孟奇和特支成员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先后在工人、学生、店员、教师中发展了童冠群、黄文焕、袁茂柏、韩春圃、刘振之、吴盛辉（后改名陈辉）、殷廷禄、丁益吾、郑敏等约30余人加入党组织。随后特支在东郊潘家菜园办了十几天的党员训练班。帅孟奇亲自上党课，讲党的基本知识，党的性质、任务，并布置抗日救亡工作。

　　到1938年5月止，在帅孟奇和特支领导下，通过每个党员分头个别串联，隐蔽发展，常德地下党党员人数达到98名，其中农民占40%，知识分子占23%，工人占12%，其他工商业及自由职业者占25%，并建立了以下基层支部：

　　（1）伤兵服务队支部：书记廖新夏、组织委员周文雄、宣传委员向光源。

　　（2）工人支部：负责人李介文，党员有刘少良等。

　　（3）周士镇支部：书记童冠群。

　　（4）渡口支部：书记刘士宝，有党员十多人。

　　恢复建立中共常德县委　　鉴于常德已恢复了党组织，省工委对常德方面的工作更加重视。1938年4月，省工委书记高文华来到常德城，了解常德党组织的发展及活动，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抗日进步势力等方面的情况。并就正式成立常德县委、常德中心县委的问题，征求了特支负责人的意见。还就如何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有效开展党的抗日救亡活动等，作了具体部署安排。高文华回长沙后，省工委于当年7月，调派时任湘西凤凰县委书记的白荣华（即王铁铮、化名小白），到常德城组建了常德中心县委。书记白荣华、组织部长苏春成、宣传部长余克伦、妇女委员李英华（白荣华妻子）。常德中心县委负责领导常德、汉寿、桃源、临澧、澧县等5县的地下党工作。联络点设在常德城大河街四川金堂卷烟馆地下党员李厚生家，后移至东门外地下党员刘振之家，1938年11月迁至常德县踏水桥（今鼎城区镇德桥镇）广成庵，1939年2月复迁回常德城东门外刘振之家。常德中心县委成立后，迅速帮助所属五县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当年8月。中共常德县委随即成立，常德县委书记由白荣华兼任（后由李厚生专任）、组织部长李厚生（又名李介文）、宣传部长刘少良。县委领导7个党支部、1个党小组。城区的4个支部为：（1）常德中学支部，书记先后有郑敏、殷廷禄、李孝梅，下分三个党小组。（2）小学教员支部，书记刘振之。（3）一致抗敌流动宣传队（即一致剧社）支部，书记罗曼士。（4）常德工人支部，书记李厚生（兼）。1个党小组为生活书店党小组，负责人先后是孙洁人、胡之敬。在农村有踏水桥、猫儿山、周士镇等3个党支部。

　　二、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

　　组织救亡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救亡活动　　在常德特支领导期间，全体党员按照党的政策，充分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多种形式积极隐蔽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首先是发动有志青年和社会进步势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常德中学组织了适合一般青年特点的抗日青年同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常德县学生抗敌后援会等，在小学教师中筹建了救亡歌剧社。通过这些群众团体，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号召民众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其次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常德中学通过“民先”、学抗会等群众团体，发动进步学生，组织新文化学习班、读书会，学习党报党刊，办抗日墙报宣传抗战时局。地下党员刘振之以校友身份，到常德中学协助学抗会排演抗日话剧。地下党员童冠群，发动进步青年在周士镇农村办抗日墙报，演抗日话剧，积极宣传抗战到底，不打内战。地下党员向光源经常到大河街茶楼和鸡鹅巷一家饭馆里，宣读报纸，讲解时事，宣传抗日，很受工人群众和一般市民欢迎。他还和河南巩县迁往辰溪的兵工厂中转站（设常德大河街）的工人、地下党员韩春圃密切联系，准备一旦需要在太阳山（梁山）开展抗日游击战，就从中转站搞一批武器。党组织还通过从长沙来常开展民训工作的进步女青年陈振翟等，以民训队的名义，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举办了两期（共6、7个班）妇女训练班，有200多名妇女参加了学习。她们除了教妇女识字，还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之后，她们又专门为妓女办了两期训练班，对妓女进行爱国教育，引导其深明民族大义。妓女们深受教育，深受感动，纷纷向民训队员倾诉内心痛苦，表示决不甘当亡国奴。

　　此外，伤兵服务队支部热情开展了慰问伤兵的工作。从1938年4月前后起，该支部成员在省民训队陈振翟等女青年配合下，以基督教青年会伤兵服务队的名义，经常到驻常德炮坪（今常德卫校一带）的第76后方医院，慰问那里的2000多名抗日伤员。教伤员们学唱“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等一类抗日歌曲；给伤员们读报纸，讲时事，批判“亡国论”，鼓励他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向伤员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八路军与国民党的抗日军队都是亲兄弟、一家人；和伤员们交朋友，谈家常、问寒问暖，代他们写家信；组织伤员们开展下棋、打扑克等文娱活动，有时还带领学生抗日宣传队来医院，为伤员们上演抗日文艺节目，举行联欢会。这一切都得到了全体伤员的欢迎，使他们有了好心情。数月之间，伤兵们很快一批一批地恢复了健康，斗志昂扬地重返抗日前线。

　　为前方将士募捐是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又一项抗日活动。1938年上半年，为抵御侵华日军施放毒气的兽行，朱德总司令通过《新华日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为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号召。地下党员周文雄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立即在学生和士兵中开展了宣传，并带头将自己的存款约100多元全部拿了出来，加上募捐所得共计约300余元，以陆军通讯兵第一团第三连全体官兵的名义，及时汇至《新华日报》社转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通过这次募捐活动，在学生和士兵中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影响。

　　地下党组织还通过发行抗日进步书刊进行抗日宣传。当时常德城里有“金城”、“新知”、“大上海”等书店的分店和自力书店，这4家书店的骨干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积极发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抗日救亡指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陕北民众动员》、《八路军行军记》等抗日书刊，以及新文化小册子。有时还在书店举办新文化学习班，组织时事座谈会，藉此宣传抗日救亡。因此，受到常德城乡和湘西各界群众的好评。但是，这一年5月，国民党县党部竟然以“贩卖违禁反动书报”的罪名，查封了这4家书店。此举引起群众公愤，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投书报社表示抗议。地下党员周文雄也当即拍摄了查封的现场照片，连同自己撰写的文章寄到长沙的《抗战日报》等报社刊出，强烈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

　　中共常德特支伤兵服务队支部开展的这些抗日救亡的活动，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和不满。不久，国民党军队以调动为名，准备将周文雄等调到武汉后逮捕。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阴谋后，当即通知周文雄脱离军队，迅速转移。向光源也受到在常德中学当校长的伯父向玉楷的胁迫，只好经组织同意去西南联大读书。民训队陈振翟等人则奔赴延安，投身抗日。

　　发动工人群众投身抗日救亡　　常德城虽然工人很少，但是作为水陆码头，交通要道，码头运输工人很多。为了配合全民抗日斗争，党组织动员工人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

　　最初曾经成立了一个饭馆业合作社，由二十几个失业工人组织的，生意很好，根基也相当稳固。1938年初起，又先后成立“职业工会38个，工会会员1.5万余”。①其中，船工、石业、码头、缝纫、筵席业、人力车等工会中，都成立有党小组，共有30多个党员。“上列工会的监事、理事多系同志，……县总工会筹备处早成立，主持筹备处之五人，有三人为同志”。②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后，抗日救亡活动也就好开展了。如壮丁训练工作，虽然当时国民政府下令普遍进行，“但最初时，一般的工人都逃避，即使参加者都消极怠工，经过党在工会同志中许多解释和动员后，工人对壮丁训练的态度是相当改变了”，“为了改变对工人零星抽调，按地区训练，转到以厂为单位，工人集体训练，曾和资方协商，共同向政府请求，在益阳、常德的某几个工厂是这样实现了”。并且，“常德工人的壮丁训练队，现在是担任着常德市的警卫，如半夜的巡街道、把守要口与盘问行人等。这里的班长、队长，大部分为工人党员与工会中的积极分子，以其模范的行动与努力的学习所争取的。这些受训的工人，都有一例的制服与戈、矛、大刀或梭镖武装着”。③

　　一致剧社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7月，常德中心县委成立之初，湖南省工委即以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文抗会）的名义派遣一致抗敌流动宣传队（简称一致剧社），抵达常德城协助常德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中心县委和常德县委根据上级批示，本着宣传不刺激，活动不暴露，组织不威胁的原则，领导一致剧社，公开合法地开展了大量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致剧社是一支以演话剧为主的专业抗日宣传文艺队伍，队长李施愚（李世仪）。剧社在长沙成立时，著名作家田汉、音乐家冼星海为该社分别谱写了社歌词、曲。歌词为：一致起来争自由，一致起来谋解放！我们虽不是携枪杀敌的战士，却有演剧的武器捍卫家邦。我们参加神圣的反侵略战，在电台、舞台、街头和广场。看侵略者已经战栗彷徨，我们面前显耀着胜利荣光。同志们快站住艺术的岗位，拿起武器瞄准敌人胸膛，一致起来谋解放！社内本身有一个党支部作为领导核心，支部书记罗曼士（归国华侨），党员有顾前、杭立、彭涵明（女）、陈新、蒋世安、吴昔芾（女）等。一致剧社来常后，常德党组织即安排本地的救亡歌剧社与其合并，另有本地的一些热血青年潘筠（女，后在该剧社加入党组织）、马文馨（女）、周萍、陈艺、陈伟、李志君、熊菊仙等积极报名加入，壮大了这支队伍的力量。一致剧社主本身并没有任何活动经费，全靠演话剧的门票收入维持。他们来常德城后，生活是很艰苦的。队员们全都睡在城西陈旧破陋的火星池庙的地铺上，吃的是一日两餐糙米饭加盐菜汤。夏天没有蚊帐，只能任凭蚊虫叮咬；冬天没有棉衣，只好在腰间扎一根绳子御寒。家住德山苏家渡的潘筠，加入该社时年仅14岁，家庭比较富裕。她除了主动将自己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给剧社做伙食费，还动员母亲将家里的大米、棉衣拿出献给剧社。因为有党员同志为骨干，全体队员的抗日热情丝毫未受影响。他们一放下行李就奔上街头，开始抗日救亡宣传。队员们在街头演戏，唱抗日歌曲；在大街小巷绘壁画，写标语；还出了三天一期的“一致墙报”。他们利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给的、派遣作抗战宣传的军用护照，与常德地方当局正面接洽，争取到公开合法的搞宣传的身份。还充分利用在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常德城）任科长的陈世勋（又名陈定），原是一致剧社发起人这种关系，以及陈世勋又与专员酆悌是连襟的关系，所以不仅得以公开开展宣传活动，而且经专员公署特许，取得了在城内光华电影院（今文化电影院）上演大型话剧的机会。通过紧张的排练，一致剧社于当年10月在光华电影院上演了大型抗战话剧《古城怒吼》。该剧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昂热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血腥兽行。观看的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上演的第一天，国民党县党部内的顽固分子曾雇用一些流氓打手，阴谋破坏，但是见到专员酆悌全家和商会会长等头面人物都被请来看戏，只得作罢。由于演出的艺术水平高，又有专署出面发动各界买票，致使观众如潮，每天都是满座，原计划演出5天，后来延长到7天。该剧的演出更加唤起了常德民众的抗日热情。

　　一致剧社成功上演《古城怒吼》后不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共党员翦伯赞来常。常德党组织又以该社名义，在城内百街口苏皖小学（今步行街）举办了隆重的茶话会，热情接待。并请翦伯赞向常德各界群众作了题为《保卫大武汉，巩固大湖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公开演讲。此后，党组织还通过一致剧社，争取到国共合作时期曾在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宣传厅工作过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来常德，以剧社的名义为他举办了热情的欢迎茶会，并派专人陪同他去东门外沅江盐关，做日俘的反战工作。

　　这年11月，根据当时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心县委指示一致剧社分为前方、后方两个工作团。前方团随中心县委迁往常德县踏水桥农村，他们在当地为农民群众编印了《大家学》识字课本，《大家唱》抗日歌本，还出了《大家看》墙报，开办了农民文化补习夜校，在乡民大会上作抗日救亡演讲。后方工作团奉党组织指示去湘西山区开展抗日宣传，经长途跋涉抵达沅陵后，住牛棚，喝稀饭，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在偏远山区开展抗日宣传，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年（1939年）年初，前方团随中心县委又迁回常德城后，在时有日机轰炸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在街道上刷写“誓死不当亡国奴”、“坚持抗战到底”等大幅标语。6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制造了惨杀八路军的“平江惨案”，形势愈加严峻。遵照地下党指示，一致剧社前方、后方两工作团在常德会合后，于7月乘船撤离常德，前往桂林。

　　销售抗日书报和派员考入“动导处”　　中心县委成立之前，常德城4家经销抗日进步书刊的书店，都遭到国民党县党部查封。中心县委成立后，通过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以武汉生活书店总店管理处的名义，在常德城高山街开办常德生活书店。这个书店于1938年10月10日正式开张营业，出售有关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新华日报》等。该店有一个中共党小组，在中心县委和常德县委的先后领导和支持下，办得十分活跃，吸引了不少爱国热血青年，包括国民党驻军的许多青年官兵，都争先前往阅读和选购抗日进步书刊、报纸。生活书店一直坚持到1939年底才撤退。

　　1939年初中心县委从踏水桥迁回常德城后，正值常德民众动员指导处（简称“动导处”）招收工作人员。党组织虽然知道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公开出面限制进步团体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半特务性质的，但仍有意识地派一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打进去工作。经过考试，有刘振之、金昌敏等10名同志被录取。他们在打进去以后，巧妙隐蔽地做了许多对常德国民党当局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还通过做该处秘书吕尚志的工作，为地下党组织搜集了不少国民党军政情报。

　　省立常德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2月帅孟奇来常后，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表现积极的省立常德中学（今常德市一中）学生向光源、丁益吾（丁一吾）、吴盛辉（后改名陈辉）、殷廷禄、郑敏（郑白清）、李孝梅（向平）等20余人，先后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7月中共常德中心县委成立后，建立了中共常德中学学生支部，郑敏、殷廷禄、李孝梅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学生支部的建立为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学生党员成为进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力量。支部积极领导各种青年抗日群众组织，改变了常德县学生抗敌后援会完全受国民党县党部控制的状况，发挥了学生搞抗日活动的作用。学生党员积极在各中等学校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以贴标语、出墙报、搞演讲和唱歌、演戏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发动学生们参加慰问抗日伤员，为八路军募捐和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等活动。

　　1938年，又有陈辉、曾治中、曾治民、管平、夏皋、管平、李谊之、金汉虚等一批学生毅然奔赴延安。加上先前去延安的“民先”队员，省立常德中学奔赴延安的共30余人。他们在抗日军政大学接受培训后，编入八路军上前线和日寇作战。陈辉后来担任河北涿县敌后武工队政委，作战机智勇敢，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利用战斗间隙写下了许多抗日诗篇。在《诗一首》中他正气浩然地写道：“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丈夫一死身，羞杀狗汉奸。”晋察冀边区通讯社称赞他“是一个十分勇敢的战士，善于拿笔，也善于用枪、用手榴弹。”1945年2月8日，陈辉在涿县韩村和日寇的激战中，壮烈牺牲。他牺牲后，著名诗人田间将他的遗作编成诗集《十月的歌》。

　　1938年8月，省政府教育厅决定将常德中学迁往湘西泸溪。党组织认为这将影响群众的抗日情绪，于是作出了反对逃跑、反对迁校的决定。常德中学党支部即组织“民先”队员，发动同乡会、读书会等组织，成立反迁校委员会，写反迁校标语，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座谈抗战时局和迁校的坏处，掀起了反迁校的学生运动。这次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提高了全校师生员工对抗日救亡的认识，也锻炼提高了常德中学地下党支部的战斗力。

　　1938年冬，在反迁校运动失败后，学校迁往湘西泸溪县西门外观音庵。师生们在泸溪的学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教室、宿舍全是简陋的茅草房，一到冬天，寒风长驱直入，令人难奈。床铺是用木板钉起来的上下通铺，百十来人挤在一起，每人所占不过两尺间距，一到夏天，闷热异常，臭虫成堆。晚自习是数人共用一盏微弱的小煤油灯，第二天早晨起来吐的痰都是黑的。每天吃的都是缺油少盐的萝卜丝和咸菜。所以，学生害病的很多，无法治疗，有的重病者竟自病死。学生党员和进步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方面鼓励大家刻苦学习，一方面通过学生自治会公开出面，组织学生到县城附近各处进行抗日救亡演讲，演街头剧，开歌咏会，张贴墙报和慰问抗日伤病员。1939年初，学校某教务主任在公民课中竟公开散布大汉奸周佛海的卖国理论，学生党员便通过沅陵的《抗战日报》揭露其反动面目，使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广泛阅读进步书刊，让当地群众更多接触革命思想，学生党员和进步青年自已凑钱，在泸溪县城办了一个战时书店，销售进步书刊，书店由李孝梅、宋仁杰等负责。常德中学于1941年改名省立四中，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由泸溪迁回常德城原址。

　　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会后又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大造反共舆论，强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务活动，捕杀抗日进步人士，加紧反共摩擦。1939年2月，薛岳接任湖南省主席后，秉承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肆无忌惮地在全省范围内打击进步势力，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封闭各种进步团体和书店，寻隙制造摩擦，在全省制造反共惨案，因而使湖南的统一抗战救亡形势迅速逆转。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汪精卫集团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不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邵阳八路军通讯处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判了统战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强调党的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提出了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壮大党的队伍，巩固地发展党的组织；继续举办党训班，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和保密教育，组织党员学习军事，掌握游击战争的知识 ，准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党员军事干部到地方民间抗日武装中工作，使其成为抗日同盟军。为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会议决定建立湘（潭）宁（乡）、常（德）益（阳）、邵阳、衡阳、南县5个中心县委，湘西工委与湘南特委仍归省委直接领导。

　　3月底，中共常益中心县委在益阳成立，帅孟奇任书记。原常德中心县委撤销。常德和原属常德中心县委领导的桃源、汉寿、临澧、澧县归常益中心县委领导。不久，李荣华等离常去湘西。

　　从1939年4月起，中共常德县委书记一职，未安排人员担任，8月虽然安排游宇担任书记，但是由于形势紧张，他始终未在常德城扎下根来，仅秘密往返于常德、益阳之间，所以这段时间县委实际由苏春成负责。在常益中心县委领导期间，常德城乡仍为7个党支部和一个党小组，有党员100余人。

　　193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国统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中共党员干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7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也相应发出关于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的指示。根据上述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分批撤退暴露了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参加新四军，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以一定的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同时撤退党所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处（所）及各地宣传基站。据此，常益中心县委从1939年5月开始至1940年9月间，对所有党员干部分析排队，逐个作出安排，确定调离的时间和去向。组织撤退转移的党员干部中，赴延安的16人，调重庆的8人，调其它地方的61人。在常德的一致剧社就是这段时间撤往桂林的。在撤退转移干部的同时，对大多数党员采取了“就地隐蔽”的办法，切断横的联系，断绝与遭到破坏了的下级组织的关系，搬迁已暴露的领导机关，帮助不能撤退转移的党员在本地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实现党员干部的地方化、职业化。

　　党组织还根据当时秘密工作的要求，制定了隐蔽工作的“四不五要”原则。“四不”是：一、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二、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三、不必打听的党内情况不去打听；四、不发生横的联系。“五要”是：一、接头地点、开会场所要有专人负责；二、要有严格的暗号、标记；三、要有专人放风、放哨；四、要准备好疏散路线、地点；五、要有各种符合职业标志的服装、用具、用品等。

　　常德地下党组织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坚持开展隐蔽斗争。1939年4月下旬至6月，日军飞机连续轰炸常德城，造成很大损失。10月，国民党县党部却准备对在炮火下坚持销售抗日书刊的生活书店下毒手，该店党小组负责人孙洁人事先闻讯后，立即将书店人员全部转移，才免遭其难。这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反共特务头子沈醉，担任常德军警稽查处长，密布特务网络，加紧跟踪监视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1940年2月，沈醉传讯常德利文图书社负责人，国民党县党部则随即将该书社捣毁。与此同时，地下党员童冠群经组织同意后，打入国民党政权，先后担任常德县周士乡、新德乡乡长。他借职务之便，秘密发展党员，在周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周（士）渡（口）区委，并担任区委书记。此外，他还在附近农村组织了30余人的外围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自已担任团长。同时，组织进步青年在周士镇上办抗日墙报，演抗日话剧，宣传抗战到底，不打内战。他利用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派下的捐款要富户多出，穷户少出或不出；抽丁拉夫也多找地主、商人。他的这些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怀疑。

　　1940年8月，地下党员潘仁达被捕入狱，供出原常德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总工会理事长苏春成。9月苏春成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因他的招供，常德地下党员童冠群、刘振之、刘英、郑辉、娄文秀、张承忍等被国民党常德县党部秘密逮捕。之后，敌人极其残忍地将这6人与先行被捕的潘仁达秘密杀害后，装进麻袋，丢进常德县城大西门外乌龙港水中。

　　第二年春，已担任国民党常德县党部执委和中统常德县室主任的苏春成，继续搜捕、破坏了我地下党组织在黄土店等处的联络站，并诱拉原中共常德县委负责人李介文、刘少良等自首，至此，常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基本中止。

　　注①、②、③：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中：“徐特立在过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

　　附人物简介：帅孟奇（1897—1998），又名帅可瑾，女，汉寿县东乡（今坡头镇）陈家湾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央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帅孟奇家庭出身贫苦，6岁进私塾读书，后曾就读长沙周南女校，因家境贫寒而中断学业。之后到常德女子习艺所学习织布，在女子平民工厂当工人。1915年回乡织布种田。五四运动期间，在丈夫许之桢的影响下，接受了新思想，不久即到县里新办的女子小学任教，并与进步教师们一道，发起筹建了汉寿县女界联合会和民益女子职业学校。1926年6月经詹乐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元月任中共汉寿县委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经向警予等介绍，于1927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武汉长江局秘书，上海浦东、沪西区委和江苏省委妇女部长。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经受种种酷刑，以至左眼失明，但始终宁死不屈。1933年1月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南京。1937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她得知女儿被敌人毒死，母亲被逼疯，父亲被逼得离乡背井，在莫斯科的丈夫从报上看到她“牺牲”的消息，也已另组家庭。但她能正视人生的不幸，革命意志更加坚强。1937年底，她到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1938年1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共湖南省工委秘书长，随即被派到常德一带开展恢复重建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救亡斗争的工作。她当时出狱不久，身体尚很虚弱，但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很快打开局面，于2月中旬即成立了中共常德特支和汉寿特别支部，为当年7月成立常德中心县委打下基础。1939年2月，她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3月又担任新成立的常德中心县委书记。是年冬，作为湖南省的党代表赴延安，于1945年，她出席了中共七大，会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从此留在延安，一直在中央工作。

　　在延安，帅孟奇先后担任中央农委政治秘书兼总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委委员和甄别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妇委秘书长等职务。1949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组织部长。同年7月，调中组部，先后担任干部处副处长、外交外贸处处长。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并升任中组部副部长。“文革”中遭诬陷、迫害，被开除党籍，并先后关押北京、流放江西达十年之久。1977年12月，得以平反昭雪，回到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担任中纪委常委、政协常委、中组部顾问等要职，不顾八十高龄，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党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工作中。1981年，她主动向中央申请辞去领导职务，第二年9月，担任中顾委委员，直到1985年9月88岁高龄时离休。此后，虽双目失明，仍回故乡常德、汉寿几次，并为编写常德地方党史提供许多珍贵史料。1998年4月13日，帅孟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12-30 14: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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