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共红会支部
2018-01-31 11:40:03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点击：  复制链接

　　78年前的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为了适应战局变化，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培养、组织了大量优秀医护人员，派遣一百多支医疗队，奔赴各大战区进行战地医护服务，成为战场救护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红十字会这段永载史册的抗战岁月中，隐藏着一支鲜为人知的中共秘密特支，其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随救护总队几经迁徙，历经风雨，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医疗运输和救护工作，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建立联系

　　随着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等相继沦陷，中国红十字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继续从事战地救护工作。为了更好地组织和协调各战区战地救护和医疗工作，中国红十字会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汉口成立，新加坡爱国华侨、国际知名医学专家林可胜担任红十字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

　　林可胜出身华侨，热忱爱国，不分党派，思想开明，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早在救护总队筹办之初，他就密切关注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的医疗救援工作。1937年底，他应周恩来的请求，首批派出第7、23、39三支医疗队开赴西北，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卫生救护工作。

　　中共中央长江局(1937年底秘密成立于汉口，栖身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撤销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十分重视，决定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出面，与林可胜建立联系。林本人也主动来到武汉办事处，要求中共派人到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进行政治教育宣传工作。

　　双方不谋而合，叶剑英亲自出面，介绍中共党员毛华强(又名“毛维如”)、冯骥(又名“方纪”)、黄群三人，以非党员社会流亡青年身份入班受训。训练两月毕业后正式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五十八队。这个队属于教导队，其任务就是负责辅导训练班学员学习。毛、冯、黄三人以生活指导员的身份在学员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经常举行抗战时事演讲和时事座谈会，不定期开展读书、歌咏等救亡活动，极大调动了学员们的抗日热情。

　　长沙：创建中共红会支部

　　1938年6月，日军越淮河南下，连下合肥、安庆、马当，进逼武汉，救护总队随即迁往湖南长沙。在长沙，救护总队与内政部卫生署合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社会上医护人员及流亡青年，进行短期医疗救护卫生训练后，编成医护卫生队(每队20至30人不等)，派赴全国各战区担负救护伤兵及民众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救护总队的领导，发展壮大抗日力量，1938年夏，在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简称“红会支部”)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郭绍兴任支部书记，高忻为组织干事，杨震为宣传干事，冯骥为青年干事(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当时，郭绍兴还担任救护总队视导员及卫生人员训练班的教员。

　　支部成立后，上级组织交付的任务是在红会中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及民先队员，壮大力量;积极动员红会的医务人员投入各大战区救护工作;组织和动员医务人员输送医药物资到抗日根据地。

　　由于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氛围浓厚，支部工作在红会中顺利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广泛宣传，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很快发展了党员10余人，民先队员20余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美国著名作家史沫莱特女士从江西新四军据地来到长沙，初访救护总队，详细介绍了新四军将士缺医少药的情况，请求林可胜拨运药品，尤其是治疗“打摆子”(即“疟疾”)的奎宁丸(即“金鸡纳霜”)和针剂。林可胜获悉后，不仅拨发了药品，还派出两个救护队到新四军战区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此后，史沫莱特又两次造访救护总队，与红会支部党员进行联系，公开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贵阳：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长沙震动，救护总队奉命撤出，西迁至祁阳、又开拔桂林，次年春来到贵阳图云关。从长沙撤退时，徐特立与中共长沙市委决定，红会支部随救护总队后撤，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1939年1月在重庆秘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

　　抵达贵阳后，支部书记郭绍兴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吴奚如写的组织介绍信，通过贵阳读新书店的沈静芷，找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请求恢复党组织关系。袁超俊迅速向南方局汇报。收到报告后，周恩来十分重视，批准恢复红会支部的组织关系，并将其交由袁直接领导，不与贵阳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以确保红会支部安全。他还亲自指示袁超俊，“中共红十字会党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党支部，从南京到湖南一直归长江局领导。现在由你直接负责联系，任务很重，要领导好。红十字会知识分子多，爱国华侨多，要做好统战”。

　　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1939年四五月间，袁超俊假病住进图云关红会医院，秘密主持了红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后报经南方局批准)改组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简称“红会总支”)，郭绍兴任总支书记，高忻、毛华强、章宏道(又名“章文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美大使)，下分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分支部，分别由郭、高、章兼任分支书记。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领导下，红会总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继续团结、争取总队长林可胜和红会内部的专家学者，如公共卫生专家马家骥、客启容，X光专家荣独山、医学专家陈朴、卫生工程专家过祖源\郑恒兴等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础上，救护总队先后动员组织和派遣了20余支医疗队以及大批外籍医生去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其中就有人们熟知的白求恩大夫。

　　除了人力动员外，救护总队还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来自国内外的医药器材。1939 年夏，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亲自到图云关救护总部申请医药卫生器材，尤其是奎宁丸，林可胜按单加倍供给。

　　最曲折的一次，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率英国援华团携带一批贵重医疗器械和药品，于1939年冬自贵阳出发。林可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的名义委派驻西北视导员郭绍兴在陕西汉中接纳，并帮助该团经宝鸡把物品运抵西安，再由郭绍兴秘密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联系，共同与巴吉尔团长商谈，并通过与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官蒋鼎文、胡宗南及兵站少将卫生处长姚典进行周旋，做了大量工作，最终使这批医药物资在几经波折后，大都运抵延安。

　　红会总支还成功发起成立了群众性救亡组织“红会书报供应站”，向分散在各战区的医疗救护队输送《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红会总支党员也迅速发展到数十人，分布在湖南、桂林、救护总队运输股、图云关总部和训练总所中。

　　1939年冬，郭绍兴在南方局的指示下，被救护总队委派为第七十队队长，赴陕、晋、豫第一、二、十三个战区做军队卫生工作。经袁超俊同意，红会总支领导工作先后由毛华强(1939年底-1940年夏)、章宏道(1940年夏-1941年底)负责。

　　章宏道利用其担任运输股代理主任的有利条件，加强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安置和招募了一些思想作风较好的进步青年，使运输股在以后地下党组织的疏散转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1940年开始，国共关系恶化，红会总支的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对救护总队的监视，派人搜查了运输股汽车大队和汽车修理厂，抄走一批进步书刊，并当场抓走汽车大队副队长张世恩(未暴露身份)和几名青年，后经林可胜保释出来。

　　鉴于形势日益严峻，红会总支按照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指示，立即停止公开活动，有效疏散党员，使红会总支免遭破坏。

　　重庆：完成历史使命

　　红会总支在救护总队活动频繁，林可胜的“左倾颇甚”的密报也被呈递到蒋介石手中，引起蒋的关注。1940年9月7日，林可胜被蒋介石召到重庆面谈一个多小时。蒋责问林可胜为何派医疗队及送药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新四军，林回答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蒋厉声道，这是中国。

　　回到贵阳时，林可胜遭军统特务抓走，后经陈诚说情才保释出来。此后，林可胜因为“左倾”嫌疑一直受到国民党掣肘，最终于1942年辞去总队长职务，盛极一时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逐渐衰落。

　　在此背景下， 时任第七十队队长兼视导员的郭绍兴于1942年初向总队辞去一切职务，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利用自己工作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先后进入国民党中央卫生实验院和行政院卫生署工作。

　　与此同时，原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于1941年1月离开贵阳，调回南方局任周恩来秘书。接上组织关系后，根据中共中央重新登记党员的指示，袁超俊、郭绍兴二人在南方局领导下，于1942年冬至1943年初对原红会12名党员(党的关系早已转出或个别与党失去联系或自动脱党的除外)进行考察后重新登记，并将名单上报南方局组织部。

　　在抗战时期，中共红会特支为党团结争取卫生医护人员，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大后方地下党组织的蓬勃发展及后期的疏散转移工作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完成了时代赋予其在抗战时期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1-31 11: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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