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抗战的作用
2018-02-09 14:30:20  来源： 东北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27年10月，中国革命陷入低谷，党在东北地区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统治的辖区内组建起来，随后就带领东北人民积极开展经常性的反帝反军阀革命斗争，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白山黑水间，使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焕然一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武力占领东北三省。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共满洲省委高举抗战的旗帜，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一、中共满洲省委是东北抗战思想的指引者

　　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之初，就在“政纲”中明确以驱逐日本军警为己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在第一时间明确自己的武装抗日之立场，针对党内外的实际情况和认识水平，开展了积极地宣传引导，对动员、教育、团结、领导东北各界人士统一抗日，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作为东北抗战的思想引导者，旗帜鲜明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就站在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承担起反满抗日的民族重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挑起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并在随后短短四个多月内，侵占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轻易地实现它的武装侵略计划，是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为理由，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屡屡挑衅，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应压制人民对日本的反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电告东北军，日军的举动不过是寻常挑衅，实行不抵抗主义。南京国民政府把制止日本武装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的出面干涉以及国联的“公断”，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上。而国联由英、法等国操纵，各自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顾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这样客观上纵容了日本的侵略，使侵略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沦丧，政府忍让，无不痛心、义愤，纷纷以各种形式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但遭到国民政府的漠视和压制。

　　九一八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就着手起草《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立场，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线。宣言控诉了日本侵略者武装入侵中国的野蛮行径，指出这次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政策的必然行动，而其为这次事变寻找的借口完全是“三岁孩子都不能相信的”谎言;宣言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罪恶，指出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国民众在日本制造的各种惨案和侵略事件中“镇静”、“忍耐”，坐待帝国主义宰割，以及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这一切，直接地危害了工农兵劳苦大众本来就贫困不堪的痛苦生活，典型的标志就是物价不断飞涨;宣言要求各界群众觉醒，不要再相信国民政府的欺骗，反对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反而高喊“唯一问题是剿共”来混乱群众视听;宣言号召各族人民及劳苦群众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才是群众自己的武装，才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才能将帝国主义者驱逐出中国。宣言印出来后，通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散发。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立即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迷茫的人们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后，开始倾向于中国共产党、选择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早在建立之初，中共满洲省委就把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重要工作。陈为人在1927年12月22日就关于中共满洲省临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十分明确地把领导民众反日斗争作为满洲省临委的主要工作方针任务，并将其视为中心工作。在当时，奉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对东北地区进行残酷的统治。他们在思想上坚持对人民群众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针对敌人的反动宣传，中共满洲省委在建立初期就对人民进行反日反军阀的革命宣传。根据不同对象，中共满洲省委也采取了不同的宣传方式，如对日企工作的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要求，对市民则提出不买日货、不运日货、不进日本学校等口号。中共满洲省委在多处开展经常性的反日活动。“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反日情绪高涨，中共满洲省临委通过学生党员发动学生罢课，上街宣传反日及检查日货，致使教育厅、警察厅、宪兵司令部暗中采取戒严措施，同时学生代表与商会联系，抵制日货并组织募捐，援助“惨案”中死难者家属。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下，中共满洲省委创办《向导》周刊、《满洲通讯》、《满洲工人》等刊物，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满洲工人》以通俗的语言指出东北产业工人所处的悲惨境遇，东北大地所面临的危险境地。“济南惨案”后，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学生党员发动罢课、游行、反日宣传、抵制日货及组织募捐以接济死难者家属等活动。学生的爱国激情也使广大城乡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起来。随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攫取“满蒙新五路”路权，中共满洲省委联合发表《对时局宣言》，号召全满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保卫路权，赶走日帝。1928年11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临字通告》，并与团省委联合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把东北殖民化;号召全满工、农、兵、学、商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才能保卫路权、赶走日帝。

　　中共满洲省委在进行进行反日宣传工作的同时也要求各地党组织严密监视日军，密切注意日军的侵华动向，省军委还侦察日军在东北的兵力。根据各地汇报的情况，中共满洲省委认真分析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行动，并及时向中央报告，为反抗日军的武装入侵制定相应的策略奠定了基础。

　　中共满洲省委的反日思想工作使全国，特别是东北人民认清时局，启发了他们的民族觉悟，同时也是对东北人民国民精神的动员。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一致抗日，因此，中共满洲省委的思想宣传工作起到了单纯军事行动无法代替的作用。

　　二、中共满洲省委是东北抗战力量的组织协调者

　　东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虽然1923年起各地就建立了党的组织，但由于长期处于奉系军阀的严酷统治之下，党的活动经常遭到破坏，所以党组织一直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缓慢发展。日本侵略军武装占领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除健全和加强各地党组织，适应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外，还要组织协调一切能够抗日的力量共同抗击侵略者。

　　中共满洲省委在1931年9月21日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决议号召东北各族人民和劳苦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指出对反抗日军进攻的力量，必须用一切机会领导他们，并且发动当地工农群众的斗争，反抗日军的进攻。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陆续派出许多党员、干部到抗日军队中去，到农村中去，开展兵运工作，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抗日斗争。1931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往哈尔滨。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新一任省委组成后，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和整顿各级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首先是动员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失业贫民团结起来，成立各种反日组织，进行抗日的宣传和发动。北满的阿城、珠河、宁安、密山和东满各县以及磐石、海龙、吉林、长春等地党组织都积极行动，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领导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日暴动中去。1932年2月，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和号召下，哈尔滨电业工人、鹤岗煤矿工人、珠河农民举行罢工斗争和反日示威;3月，哈尔滨反日自救会、反帝大同盟等民众团体纷纷集会，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反对伪政权的建立。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着重发动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工人集中的城市铁路、煤矿工人的反日罢工斗争。1932年4月，吉海铁路工人在磐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为配合蛤蚂河子农民大暴动，扒毁铁路和通讯设施，使铁路运输中断十余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工人反抗运送日军、反对日寇拘捕和裁减中苏工人补充白俄工人的斗争;松花江海员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开除、反对运兵的斗争;电业工人、邮务工人和皮鞋工人的多次反日罢工，以及千余名呼海铁路工人索要欠薪的斗争、鹤岗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等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中共满洲省委及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反日暴动，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东北人民树立了鲜明的武装抗日的旗帜，锻炼了广大群众抗日的意志，鼓舞了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暴动的基础上，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逐渐地建立起来，推动了东北反日斗争形势不断向前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广大民众和众多的东北军爱国官兵违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自发地组织起救国军、义勇军、自卫军等各种自发形式的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义勇军由于其自发性，缺乏组织的严密性、纪律性，没有统一的指挥和行动，虽然人数众多，但不能发挥其全部战斗力，而且时刻面临着被日军各个击破的危险。中共满洲省委在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下加紧义勇军工作，开展游击战争。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反帝同盟会员、进步知识分子到辽宁各部义勇军中去工作。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杨靖宇赴磐石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王德林部队工作，周报中的胆识谋略和抗日主张深受王德林赞赏，被任为救国军总参议，不久又被任命为前敌指军部的参谋长。他们的活动，对吉林救国军抗日活动的发展以及后来建立党的领导的抗日武装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占山的江桥抗战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援。1931年，江桥抗战之初时，中共满洲省委动员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到战地慰问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募捐援助抗日将士。义勇军李海青部曾派人到哈尔滨与中共满洲省委联系，要求派人到他的队伍中工作;扶余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加入李海青部进行抗日。

　　中共满洲省委在协调义勇军抗日和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日斗争的同时，对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军进行了大量工作。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成立后，中共满洲省委在1932年4月8日发表《告“独立政府”下的士兵书》，号召伪军官兵“倒转枪口”，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派党员、干部到伪军中发展党团组织和反日会，组织伪军士兵哗变。共产党员曹国安、宋铁岩在驻磐石烟筒山伪军迫击炮连中发展组织，领导哗变队伍全部参加了磐石游击队。珠河县委策动驻石头河子伪护路军独立团第三营第十二连哗变。这期间，由于各地党员的努力工作，伪军起义事件接连不断。伪军的哗变在削弱敌人力量的同时增强了抗日力量，也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也为日后的对敌宣传积累了宝贵经验。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区后，在军事上、政治上进行残暴殖民统治的同时，还加紧从思想上、精神上奴役黑龙江人民。他们严厉控制新闻、出版、文学、艺术部门，以铁血手段强行灌输“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奴化意识，欺骗人民，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妄图从根本上销蚀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中共满洲省委和哈尔滨市委针对日伪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肆意摧残，动员共产党员文学艺术家，如罗烽、金剑啸、舒群、姜椿芳等，在东北联合团结一批爱国的和进步的文学艺术家，如白朗(女)、萧军、萧红(女)、达秋、金人、阎述诗、田贲、王秋萤、李克异、牛平甫等，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东北作家群体，构筑起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反满文化艺术阵地。他们运用多种文艺形式，利用日伪报刊创办文艺副刊、专栏等，以曲折隐晦的笔法，躲过日伪当局的审查，发表抗日反满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音乐等作品，积极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这些文艺作品对于振奋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精神，打击日伪统治者的嚣张气焰，捍卫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在东满、南满和北满的农村大批吸收朝鲜共产党员以及进步的朝鲜农民入党，建立起较广泛的农村基层组织，从此迅速推动了东北农民运动的开展，为党领导下的东北农村反日游击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1929年共产国际按照一国一党的原则，指示东北的朝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吸收朝共产党员加入中共组织的指示，坚持无产阶级建党原则，积极地吸收朝鲜共产党员。1930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起草了《致在满韩国共产主义者的公开信》，该公开信号召在东北的朝共产主义者站在整个革命的利益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提出五条原则。随后中共满洲省委连同各地方党组织想朝共产主义者和群众宣传中共的主张，阐明联合反日的重要性，号召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同时又分别前往朝鲜人集中居住地区(主要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组织。这样，朝共产主义者及大批朝鲜贫苦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党组织，尤其是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发展，使得党组织的反日斗争能在农村广泛深入地开展;大批朝鲜中共党员在艰苦的东北抗日中英勇战斗、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九一八事变后，聚居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朝鲜中共党员和群众很快成为党领导的武装抗日的中心地区，朝鲜中共党员组成的“打狗队”等团体在当地县委或中心县委领导下建立了最初的游击队。可以说，东北抗日斗争初期，朝鲜中共党员和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东满和南满。后来，以东满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中，连排以上军事干部的60%、政治干部的70%、士兵的40%-50%都是朝鲜中共党员或群众;人民革命第二军发展到东北抗联第二军后，仍设有朝鲜师、朝鲜团等建制。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面对民族敌人，中共满洲省委采取各种措施，协调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在壮大力量，加强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也自然承担了东北武装抗战的领导责任。

　　三、中共满洲省委是东北武装抗战的主导者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变成当时的首要任务。要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做出了一系列指示和部署。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和东北的实际情况，以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团结引导义勇军队伍、并最终使他们接受党的领导为工作方针。

　　中共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后，将“发动满洲的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作为省委“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号召东北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自己，夺取武器，每个人都武装起来”“进行游击战争”。1932年3月，罗登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重点讨论了加紧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作出了《满洲省委接受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各种方法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接着，罗登贤又召开了省委主要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了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问题。此后，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张振国和杨君前往磐石创建抗日武装，随后又派杨林到此地做义勇军的工作及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同年6月，党领导的“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宣布成立。此后，随着政治影响的扩大，该游击队也不断壮大。1932年春，黑龙江籍的清华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张甲洲，联络东北籍同乡张文藻、郑炳文、于天放、张清林等，回到自己的家乡巴彦县组建巴彦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中共满洲省委十分注意刚刚成立的巴彦游击队，认为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2年6月末，省委陆续派赵尚志以及夏尚志等到该队进行工作。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调李春满到安帮河组织抗日游击队。同年秋，省委特派员冯仲云来到汤原，发展党的组织，组建游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2年10月10日，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以汤原反日同盟会员为基础，由40名党团员(其中朝鲜族33名)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汤原反日游击中队”(简称汤原游击队)。几乎同时，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汪清、海伦等地区共创建了十几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高举党的武装抗日旗帜，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为进一步扩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3年1月26日，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精神，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对东北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指示信提出要以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核心，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共满洲省委接到指示信后，把广泛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省委的中心工作积极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出现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核心的抗日游击斗争的高潮。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接到由吉东局转来的《一·二六指示信》后，在李实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进行深入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同意接受指示信提出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省委扩大会后，除由参加会议的各地党组织负责人返回传达外，还派出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去南满;省委军委书记吉密和工会负责人王亚堂去汤原;团省委宣传部长同吉东局人员去东满等重点地区传达贯彻。南满游击队负责人杨靖宇被召来省委，专门研究在南满地区贯彻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问题，又派省委常委金伯阳去南满协助工作。6月16日，省委发布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提出东北人民革命军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人民革命军建立政治部、政治委员及政治指导员制度”。这一草案为人民革命军的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同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与杨靖宇共同讨论的结果，以磐石人民革命军的名义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强盗围剿义勇军宣言》，提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愿和任何抗日武装结成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或订立反日作战同盟，共同抗日。

　　在南满，杨靖宇向地方和游击队的党组织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立即着手联合其他部队共同作战的工作。1933年7月，南满游击队邀集当时活动在磐石北部的“毛团”、“马团”、“三江好”等抗日武装和反日山林队首领举行会议，组成了“联合参谋处”。两个月后，以南满游击队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东北人们革命第一军独立师。独立师连续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游击区扩大到20余县。1934年2月，独立师司令部召开17支队伍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代表大会，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杨靖宇当选为总指挥。至1935年末，全军发展到1 600余人。这样，南满的反日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在东满，省委派代表传达贯彻指示信和省委决议后，党领导的游击队和一些反日武装订立了“攻守同盟”。1934年3月下旬，游击队干部会议在三道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在统一的指挥和行动下，独立师成功地应对了日本侵略军1934年冬季的“讨伐”。翌年5月，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扩大的情况，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全军共1 200人。在吉东地区，中共密山县委的指导下，李延禄领导的救国游击军于1933年7月联合吉林自卫军残部和反日山林队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后同中共密山县委创建的密山游击队成立东北反日同盟军第四军。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并收编了一些抗日义勇军，至1935年，队伍人员达1 800人，活跃在密山、勃利、依兰、方正一带。1934年2月，以周保中和宁安工农义勇队为基础，吸收救国军柴世荣、王汝起等各部和八道河子农民自卫队，组成“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周保中任主任，后办事处吸收宁安反日游击队，团结一些义勇军、山林队协同对敌作战。1935年2月，这支反日同盟军改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在北满，以赵尚志为队长的珠河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连续取得胜利，壮大了队伍，并与1934年3月开始联合反日义勇军共同作战，同年6月，珠河中心县委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和省委决议，在珠河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5年1月，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第三军打破了当年冬天敌人对哈东地区的“讨伐”，并开辟了新的游击区，至1936年初，全军达千人。在北满的下江地区，汤原游击队联合其他抗日队伍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全军近千人，成为松花江下游地区一支抗日劲旅。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当地组织的领导下，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地斗争，对此粉碎了日伪军的“讨伐”和“围剿”，给日伪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中共满洲省委在武装抗日中的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反敌人“讨伐”的方针策略及游击区的建立上。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及其所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对日伪统治形成严重威胁。1934年秋，日伪当局为消灭抗日武装积极策划展开冬季“大讨伐”。根据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变化和所面临的敌人冬季“讨伐”的实际，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该信对前一时期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进行了肯定，并针对日伪军开展的冬季“讨伐”形势提出以下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反满斗争;建立人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和海伦抗日游击队;在适当的地方建立抗日游击区域。信中还要求反日部队在反“讨伐”的战争中，必须广泛地采取游击战术，攻击敌人的弱点，袭击敌人的后方，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开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同时，为加强共产党对抗日部队的领导，信中还要求在部队中设立政治部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制度。中共满洲省委的上述指示，成为东北各地建立人民革命军和开展反“讨伐”斗争的重要指针。各地的反日部队在反“讨伐”的斗争中保存了自己，并且还在不断发展。1933年至1935年，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随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斗争逐步由低潮转向高潮，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也在不断扩大，并发生了新的变化。至1935年末，东北已形成了7块较大的抗日游击区。经过艰苦努力，这些游击区先后建立了20余处抗日游击根据地。虽然这些根据地具有临时性、流动性、范围小的不足，但符合游击战的特质。这些游击区和根据地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战场和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心和依托。

　　由于日伪的残酷统治和严密封锁，设在大城市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很难对处于东北边远区域的抗日队伍实行有效的领导，因此于1936年1月被撤销。存在的八年时间里，中共满洲省委作为东北抗战的思想指引者、抗战力量的组织者、武装抗战的主导者，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及东北军民坚持14年的抗战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2-09 14: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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